元宵节竟是宋朝人的狂欢节 比春节还热闹呢！

对于生活在宋朝的人们来说，最盛大、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并不是春节，而是元宵节。

东风夜放花千树，一夜鱼龙舞

“正月里，正月正，正月十五闹花灯。”说起正月十五元宵节，我们必想到花灯。元宵放灯的习俗兴于唐而盛于宋。唐代放灯时间为三天（从正月十四到正月十六），赵宋立国后，宋太祖于乾德五年正月下诏：“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今朝廷无事，区宇乂安，方当年谷之丰登，宜纵士民之行乐。其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后遂为例。”将元宵放灯时间延长至五天。南宋淳祐年间，又增为六夜，正月十三日就开始放灯。

而元宵放花灯的节日气氛，老早就开始酝酿了。才过了冬至，在汴京宣德门前的御街上，开封府早已用竹木搭好了用于放灯的棚楼，饰以鲜花、彩旗、锦帛，挂着布画，“皆画神仙故事，或坊市卖药卖卦之人”，这种棚楼叫作“山棚”。

从岁前开始，汴京御街两廊每天都有各色艺人表演各种娱乐节目：魔术、杂技、说唱、歌舞、杂剧、蹴鞠、猴戏、猜灯谜，“奇巧百端，日新耳目”，节目单绝对比央视春晚的要丰富得多、精彩得多。《东京梦华录》收录了一份当时最受欢迎的节目名单与艺人名录：吞铁剑的张九哥；演傀儡戏的李外宁；表演魔术的小健儿；演杂剧的榾柮儿；弹嵇琴的温大头、小曹；吹箫管的党千；作剧术的王十二；表演杂扮的邹遇、田地广；筑球的苏十、孟宣；说书的尹常卖；弄虫蚁的刘百禽；表演鼓笛的杨文秀。

随着元宵节临近，人们又在御街山棚的左右，摆出两座用五彩结成的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塑像，身跨狮子、白象，从菩萨的手指，喷出五道水流——这是最早的人工喷泉装置吧！从山棚到皇城宣德门，有一个大广场，官府在广场上用棘刺围成一个大圈，长百余丈，叫作“棘盆”。棘盆内搭建了乐棚，教坊的艺人就在这里演奏音乐、百戏。游人站在棘刺外面观赏。

到了放灯之期，山棚万灯齐亮，“金碧相射，锦绣交辉”。上面站着身姿曼妙的歌妓美女，衣裙飘飘，迎风招展，宛若神仙。山棚还设置有人工瀑布——用辘轳将水绞上山棚顶端，装在一个巨大的木柜中，然后定时将木柜的出水口打开，让水流冲下，形成壮观的瀑布，灯光映照之下，甚是好看。宣德门楼的两个朵楼，“各挂灯球一枚，约方圆丈余，内燃椽烛”。“诸坊巷、马行、诸香药铺席、茶坊酒肆，灯烛各出新奇”，“有灯球、灯槊、绢灯笼、日月灯、诗牌绢灯、镜灯、字灯、马骑灯、凤灯、水灯、琉璃灯、影灯”，等等，灯品之多，让人目不暇接。

南宋临安府的元宵节庆，也是早早就拉开了序幕。时序才进入冬季，街市上已开始销售各种漂亮的花灯，“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谓之‘灯市’”。“一入新正，灯火日盛”，正式的闹花灯时间尚未开始呢，市民们已先试着放灯。

街市上出现了很多支歌舞队，表演“傀儡、杵歌、竹马之类”的节目，她们“首饰衣装，相矜侈靡，珠翠锦绮，眩耀华丽”。贵邸豪家经常邀请这些歌舞队前往表演。杭州三桥等处，“客邸最盛，舞者往来最多”，每夕华灯初上时分，客人到酒楼饮酒，“则箫鼓已纷然自献于下”，只要不多的一点赏钱，便可欣赏到精彩的表演。“终夕天街鼓吹不绝”，节日的浓烈气氛，“自此日盛一日”。

转眼就到元宵放灯时候。每夕入夜之后，从大内到坊间，各种花灯争奇斗巧。宫廷的花灯无疑最为豪华，某年宫禁制作的“琉璃灯山”，高五丈，上面有各式人物，由机关控制，活动自如。至深夜，则“乐声四起”，“放烟火（即烟花）百余架”。

民间也是“家家灯火，处处管弦”，“灯品至多”，“精妙绝伦”。走马灯，“马骑人物，旋转如飞”；珠子灯，“以五色珠为网，下垂流苏，或为龙船、凤辇、楼台故事”；羊皮灯，“镞镂精巧，五色妆染，如影戏之法”；罗帛灯，“或为百花，或细眼，间以红白，号‘万眼罗’者，此种最奇”。有一种“无骨灯”，浑然是一个大玻璃球，非常奇巧；还有一种名为“大屏”的巨型灯，“灌水转机，百物活动”，用水力驱动旋转。“又有幽坊静巷好事之家，多设五色琉璃泡灯，更自雅洁”，如花女眷，“靓妆笑语，望之如神仙”。

西湖诸寺，以灵隐山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三寺“张灯最盛”，而且，“往往有宫禁所赐，贵珰所遗”，“都人好奇，亦往观焉”。宋人说，“君王不赏无人进，天竺堂深夜雨时”。清河坊的蒋检阅家、张府等富家林苑，不但挂出“异巧华灯”，还放烟花，唱雅戏，“笙歌并作”。这些私家林苑是对外开放的，游客可以进来观赏，“游人仕女纵观，则迎门酌酒而去”，林苑主家还会向客人提供“奇茶异汤，随索随应”。怪不得“游人玩赏，不忍舍去”。杭州各大酒楼也点起灯球，“喧天鼓吹，设法大赏，妓女群坐喧哗，勾引风流子弟买笑追欢”。

宋朝人的元宵夜，恰如辛弃疾《元夕》词所形容：“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奏舜乐，进尧杯，传宣车马上天街

元宵节在宋代发展成最热闹的世俗狂欢节，跟市民文化的兴起、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宋政府对元宵闹花灯的赞助是息息相关的。

与元代“每值元夕，虽市井之间，灯火亦禁”、明朝因“正月上元日，军民妇女出游街巷，自夜达旦，男女混淆”而“痛加禁约，以正风俗”的做法不同，宋政府对于元宵节的国民狂欢表现得非常宽容，诚如宋太祖所言，“宜纵士民之行乐”。北宋时，应天府倒发生过一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走了样，事情的真相其实是：应天府留守田登，名字与“灯”谐音。下属为避讳，遇到“灯”字一概改为“火”字。“忽遇上元，于是牓于通衢：‘奉台旨，民间依例放火三日。’”台谏官获悉此事，立即弹劾，田登因此被罢了官。宋朝从未有“不许百姓点灯”的事情。

恰恰相反，民间放灯一直受到宋政府的鼓励。南宋时，依照惯例，元宵期间，临安府会蠲免公租房的三日租金；从正月十四日起，官府每天都要给各支歌舞队发钱发酒，以资犒赏；每至傍晚，临安府还要差人到各家各户询问：点灯的油烛是否够用。若不够，官府“各给钱酒油烛，多寡有差”，领取酒、烛到升旸宫，领取钱到春风楼。

到了放灯最后一夜，即正月十八日晚上，临安府尹要出来拜会市民。每当这个时候，府尹大人就坐着小轿，在舞队的簇拥下，招摇过市，“箫鼓振作，耳目不暇给”。临安政府的“吏魁”跟在小轿后，背着一个大布袋，里面装的都是“会子”（纸币），每遇到在杭州城做生意的商民，便给他们派钱，每人数十文，祝他们新年生意兴隆。这叫作“买市”。不要以为这是我编出来的，《武林旧事》有记载：“吏魁以大囊贮楮券，凡遇小经纪人，必犒数十，谓之‘买市’。”有一些狡黠的小商人，用小托盘放着梨、藕数片，在人群中钻来钻去，重复领赏，官府也不去计较。

宋朝的元宵节还有一个惯例：天子与民同乐，以示亲民。一首宋代小词写道：“奏舜乐，进尧杯，传宣车马上天街。君王喜与民同乐，八面三呼震地来。”说的便是宋朝皇帝在宣德门与民同过元宵的情景。每年的正月十四（或十五，或十六）之夜，皇帝都要“乘小辇，幸宣德门”，观赏花灯；随后，“驾登宣德楼”，宣德楼下早已搭好一个大露台，诸色艺人在露台上表演相扑、蹴鞠、百戏等节目，皇帝坐在楼上欣赏表演，“宫嫔嬉笑之声，下闻于外”；“万姓皆在露台下观看”，先到宣德门下的市民，“犹得瞻见天表”，得以近距离一睹龙颜。

这时候，叫卖“市食盘架”的小贩守候在门外，等着赏灯的嫔妃宣唤，皇室中人叫买小吃零食，出手非常大方：“妃嫔内人而下，亦争买之，皆数倍得直，金珠磊落”。有些幸运的小贩，一夜之间就发了财，“有一夕而至富者”。

北宋徽宗年间，皇室还在皇城端门摆出御酒，叫“金瓯酒”，由光禄寺的近千名工作人员“把着金卮劝酒”。“那看灯的百姓，休问富贵贫贱老少尊卑，尽到端门下赐御酒一杯”。侍卫呼喝提醒游人：“一人只得吃一杯！”

话说有一年元宵，某女子游了皇城后，已是深夜时分，见端门摆着“金瓯酒”，也饮了一杯。饮酒后，又顺手牵羊将金酒杯塞进了怀里，想偷走。谁知被皇室卫士发现，一把抓住，问她为什么偷东西。女子说：“妾身的夫君平日管得严，我今天喝了酒，面带酒容，回家后夫君会不高兴的。我将金杯带回去，做个证物，说是皇帝御赐的酒，夫君就不敢有意见了。”只听隔帘有人笑道：“将金杯送给她罢。”帘后那个说将金杯送给女子的人，便是宋徽宗。

这个故事记录在宋人万俟咏《凤皇枝令》诗的序言中，应该是可信的。后来又被改编进话本《宣和遗事》，就更有戏剧性了：“宣和间，上元张灯，许仕女纵观，各赐酒一杯。一女子窃所饮金杯，卫士见之，押至御前。女诵《鹧鸪天》云：‘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徽宗大喜，以金杯赐之，令卫士送归。”

元宵节宋朝君主登上宣德门楼看花灯，当然不是贪图声色享受，而是“秀亲民”，用宋仁宗的话来说：“朕非游观。与民同乐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