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死后被顺治帝掘墓鞭尸真相：多尔衮悲惨结局

多尔衮死后被顺治帝掘墓鞭尸真相：由于多尔衮生前一直处在满洲贵族内部明争暗斗的中心，树敌颇多，并遭顺治帝忌恨。在他死后仅两个月，即顺治帝亲政第二个月，皇帝遂下诏，以14项大罪为由，削去多尔衮官爵，籍没其家产入官，除多尔衮母子并妻罢追封撤庙享之外，对死去的多尔衮还采取了掘墓鞭尸这种古老的严厉惩罚。当时，有一外国传教士记述说：“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与此同时，座落在明南宫的睿王府被废。其亲信多人先后被处死或被贬革。

紫绶纵荣，一丘蓬蒿

清入关后，多尔衮以统军入关，定鼎中原之首功，开始了长达7年的摄政生涯，一路走来，逐渐位高权重，势焰莫当。

顺治元年(1644)十月，当世祖福临于太和门(时称皇极门)重行即位大典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的同时，即令为多尔衮建碑纪功，“永垂功名于万世”。从此，在待遇上，多尔衮开始凌驾于诸王之上。体现在诸多方面：

关于俸禄，多尔衮为30000两，而辅政王济尔哈朗是其一半即15000两，诸亲王则为10000两。

关于冠服，多尔衮所戴之冠，“帽顶用东珠十三颗，金佛前嵌东珠七颗，后金花嵌东珠六颗”。多尔衮所佩玉带，“每板嵌东珠六颗，猫睛石一颗”，为浅黄色。多尔衮逢朝贺则穿八团龙服。比较之下，与皇帝非常接近，如其冠只是东珠数少1颗，其朝服亦仅比皇帝龙袍少一龙而已。

关于府第，多尔衮府第的“房基高十四尺，楼三层，覆以绿瓦，脊及四边俱用金黄瓦”，时人都知多尔衮的“府第之制高广比于皇居”，相差无几。

顺治二年(1645)，多尔衮晋为皇叔父摄政王后，一切大礼诸如围猎、出师等时，王公贵族俱要聚集一处待候传旨，还要“列班跪送”多尔衮。若其回王府，则需送至府门。如遇元旦、庆贺礼时，文武大臣在朝贺顺治帝后，即去朝贺多尔衮。上朝时，多尔衮于午门内从便下轿，而诸王需于午门外下轿等等。上述所有仪注都表明一点，即多尔衮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顺治三年(1646)五月，多尔衮以为皇帝信符收贮于皇宫之中，每次调兵遣将都要奏请铃印，十分不便。于是，即遣人将皇帝玺印都搬到自己的府中收藏备用。从是年起，多尔衮所用仪仗的种类与皇帝等同，均为20种，只是在每一种类的具体数目上比皇帝略少一些。而辅政王的仪仗则只有15种，明显逊于多尔衮——多尔衮与皇帝的差距越来越小。

顺治四年(1647)以后，如果官员奏书中将“皇叔父摄政王”还称作“九王爷”，或是不用全称而丢字漏字的话，都会受到革职处分。而且“以后凡行礼处，跪拜永远停止”——多尔衮再不用向顺治帝行礼了。

顺治五年(1648)末，多尔衮又向前进了一步，变成了皇父摄政王。其后，多尔衮“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即是说多尔衮不仅实权在握，而且在礼仪排场上也开始向皇帝看齐。凡一切政务，多尔衮不再有谦恭请示之举，未奉皇帝旨意，却一律称诏下旨，俨然如同皇帝。而且，任人唯亲，任意罢免和提升官员。特别是“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命令上述人等每日于自己的王府前候命。

随着多尔衮的势焰莫当，其贪欲也日益膨胀。还记得顺治二年(1645)的时候，因李自成撤出北京后即一把火烧了紫禁城，故其时正在营修宫室。时为叔父摄政王的多尔衮曾问，听说明朝修皇极殿(即清朝之太和殿)一座宫殿的费用就达6百万，是真的吗?大学士答道，不错，而且恐怕还不止。多尔衮当即叹息道，一殿之工就花费6百万，太奢侈了!大凡天下事都应适中，太过与不及都不好。可是到了顺治七年(1650)七月，多尔衮却说京城地污水咸，夏季湿热无法居住，所以需修一城避暑，并向国内直隶、山西、浙江等九省加派白银250万两征用。曾几何时，因国家财政一直入不敷出，多尔衮为此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可此时却为了一己之私而置天下人于不顾，竟行明末弊政而加派赋税。人变得真快啊!

同年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同时也是为了实地勘察地形，为其于喀喇城(今承德市郊)营建避暑之城。行猎时，多尔衮因素患“风疾”(即今之心脑血管病)，不幸坠马跌伤了膝盖，由于医治不得要领，竟于十二月初九日客死喀喇城，年仅39岁。

消息传到京城，举国服丧。当多尔衮的灵柩运回时，世祖亲临东直门外5里相迎。其连跪3次，亲自举爵祭奠而痛哭失声，并在多尔衮死后的第十七天，追尊其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葬礼亦完全依照皇帝的规格办理。顺治八年(1651)正月，多尔衮夫妇又以义皇帝、义皇后的身份享太庙——多尔衮死后终于得到了皇帝的名号，但这已是多尔衮最后的荣耀……

同年二月，原多尔衮宠信的正白旗大臣苏克萨哈等站出来揭发多尔衮生前私藏御用龙袍等欲置于棺椁之中做随葬品之罪，遂引出多尔衮诸多罪过。除了前文提及过的，如所用仪仗、音乐、侍卫及府第等形同皇帝，肆意挥霍国家财物;凡政事不奉帝命，自己处理，凭己意愿升降官员以及以朝廷自居，令诸王大臣日候其王府处，还有如下之罪：

一是多尔衮任摄政王时，不让济尔哈朗参预朝政，却让胞弟多铎为辅政叔王，背叛其忠心辅佐幼帝的誓言，妄自尊大，“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二是将诸王大臣征战沙场，杀敌剿寇之功全归于己;三是将原属黄旗的附己之臣如伊尔登、刚林等收入白旗;四是口出“太宗之位，原系夺立”的狂妄之语;五是逼死豪格，夺其妻子、牛录属人及财产归己;六是拉拢皇帝侍臣额尔克戴青(太祖抚女巴约特格格之长子)等附己等等。

由是，世祖认为多尔衮谋逆属实，“神人共愤”，不仅悉夺其母亲及妻子的封典，籍没多尔衮家产人口入官，其女儿东莪拨给多罗信郡王多尼(多铎之子)为奴，而且将多尔衮的养子多尔博(原为多铎之子，后过继给多尔衮)先罚为奴，后令其归宗仍为多铎之子。世祖此招甚高，如此一来，多尔衮绝了后嗣不说，其所掌之正白旗就不再由多尔博承继，而是理所当然的归属了世祖，加上皇帝原有的两黄旗，此即清入关后之“上三旗”的由来。

对于多尔衮本人，世祖不仅撤去其帝号，而且据外国传教士记载，世祖还命人毁掉位于今北京东直门外多尔衮之陵，掘墓、鞭尸、削首示众。但其时依满俗应为火葬，故多尔衮被抛骨扬灰的可能性更大。无论怎样，生前声名赫赫的多尔衮死后之际遇实在令人不忍卒读，曾有的无尚荣光都已烟消云散，只留下一丘蓬蒿凄凉地，长寂寥。

英雄泪，魂兮归来

凭心而论，面对多尔衮的一生功过，也许农民起义军这样对待他，人们还可找出求得心理平衡的理由，而对于入主中原的大清国来说，就这样将多尔衮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之脚，显然有失公道。但这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所致，自古皆然。只是人骗不了自己，最先觉得不安的就是清世祖福临。

顺治十年(1653)三月，世祖谕工部，说“睿王坟园”因伊罪恶而被毁坏，“似属不忍”，其坟园房屋门墙都应进行修理，“柱用黑色，仍命信郡王拨人看守”。如果恨之入骨，问心无愧，顺治帝何须过问多尔衮坟墓之事，任其毁坏即可，为什么要进行修葺，又为什么要派人看守?此时的世祖，恐怕也觉得在对待多尔衮的问题上做得有些太过。

无独有偶，顺治十二(1655)年正月，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分别上书为多尔衮鸣不平，认为诸王之中，论功应以多尔衮为冠。多尔衮不仅首倡扶立皇上，而且还曾立斩私谋拥戴他的阿达礼和硕托。而且多尔衮大权在握入燕京后，并未自立，而是迎皇帝迁都。多尔衮屈死豪格并娶其王妃确实有错，但功多罪少，请求为多尔衮平反，复其爵，修其墓——“乞赐昭雪”。此事遭到当政之济尔哈朗的强烈反对，上疏不仅将多尔衮骂了个狗血喷头，而且建议将彭长庚和许尔安论死，没收家产，妻子为奴。从这件事的处理结果看，世祖心中虽曾不安，但其并不想这么快就给自己扣上反覆无常且忘恩负义的帽子，既不想平反，又不想从重处理要求平反的人。因此，其特意下诏从宽处罚彭、许二人，将其流放至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之地。许尔安的一等子世爵则由其子承袭。

100多年过去，乾隆三十四年(1769)，清高宗弘历即乾隆帝下诏，称多尔衮“摄政有年”，因威福自专，以致获罪。但念其当初“统众入关”，“檄定中原”，曾有的功绩不应泯灭，而今其坟茔杂草丛生，荒芜不堪，令人恻然。故著内务府派员查看，修缮其墙屋，种植松树、楸树，并准许多尔衮之近支王公等定时祭祀——多尔衮的冤案开始有了转机。

9年后，高宗得闲而翻阅《实录》(清代官修记录清代历朝皇帝生平事迹的史书)，有感于祖宗创业之艰难、功臣辅佐之勋劳，思及后来有些人因事降职削爵，或更改了封号，大不以为然，遂决定追复其封爵。而其首先为之翻案的就是多尔衮。

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高宗颁诏，称多尔衮如有谋逆之心，完全不必于以其死后僭用“明黄龙衮”这一帝王御用之物来作为证据，因为多尔衮生前完全可以自立为皇帝，并举出宋太宗赵匡义谋篡太祖之子赵德芳之位而自立的实例。而且，高宗还指出，多尔衮在摄政期间，“办理政务秉公持正”，只是由于其“威福不无专擅”，故“宵小”即小人才在其死后“诬以谋逆”，构成冤狱，这一切并不是出自于“世祖圣裁”，否则作为后世子孙的他是不敢翻案的。此外，高宗还充满感情地说，每当其读史看到多尔衮感太宗待其最厚而深明君臣大义，忠心辅佐幼帝的事迹时，都忍不住“为之坠泪”。因此，令“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并令补继袭封，“照亲王园寝制度修其茔墓”并为之树碑立传。同时，令仍将多尔博子孙承多尔衮之嗣，故多尔博的曾孙淳颖蒙特恩复为睿亲王。高宗此举，很有些英雄泪，以安多尔衮之魂的况味。

为多尔衮平反，高宗确实办了件公正的事，但其同时又为尊者讳，令“将从前关于此事之上谕，均不得载入国史”。是故有关多尔衮的档案被概行销毁，以致于多尔衮传记及其死后被清算等史料寥寥，很难弄清多尔衮死后遭到清算的真实情况。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这是无可奈何的，且高宗行事作风一贯如此，其后来令修《四库全书》时，也是将记录清朝坏话的史书尽行烧毁，或进行删节篡改，犯下了不能还历史本来面目之恶行。

那么，多尔衮到底想不想当皇帝呢?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谁不想当皇帝呢?评价多尔衮之功，最可贵之处应是其无奈之下顾全大局的聪睿。

早有史家指出，其拥立福临登基是两黄旗与两白旗势均力敌所致，这在前文中已有所提及。而高宗为其翻案的重要证据则是当摄政王统兵入关之时，世祖年幼尚未亲政，“夫睿王(指多尔衮)果盟异志，则方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

其时，多尔衮确有自立的可能，当时只知有摄政王，没有人知道辽东关外还有幼帝，而且多尔衮首次入京于武英殿，即被前朝官员士绅当成皇帝而朝拜。但此时多尔衮如自立，其结果与当日在大政殿会议皇位继承人的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引起大清国的内讧而导致各旗间兵戎相向。如此这般，中国古代历史上还会有“清”这个确定了中国近现代疆域版图的朝代吗?由是，已足见多尔衮对于大清王朝的意义所在。

因此，时至今日，论及多尔衮，对其个人而言，实乃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对大清王朝而言，却是飞云过尽，谁与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