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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偷子而当上皇后的孙氏!孙皇后偷的是谁的子

2022-05-19

明宣宗的第二任妻子孙皇后,算是后妃群中数得着的幸运儿。然而她的幸运却不折不扣是卑鄙手段换来的。可是纵观她的一生,我们实在看不到“报应”两个字显灵。

孙氏能够当上皇后,是因她为明宣宗“生”了长子朱祁镇——未来的英宗皇帝。然而,直到她母因子贵,平平安安地做了几十年皇后、太后去世之后,英宗才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孙氏所生。

明朝初年的后宫争宠,毫无疑问可以算得是中国后宫争宠中最“生死攸关”的。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开创了“宫妃殉葬”制度,一但皇帝归天,他留下的一大群寡妇中,除了嫡妻皇后和太子生母,其它妃嫔几乎是找不到活路的。上行则下效,于是诸王大臣也纷纷学样,甚至于有嫡妻都去殉葬的(秦愍王妃、郢靖王妃、唐靖王妃、卫恭王妃……)。最后虽然在明英宗手里废除了殉葬制度,从此皇室贵戚的妻妾不再殉死,然而此风却已经在民间愈演愈烈难以遏止,数不清的“烈女”都被这个漩涡卷去了生命。

明英宗为什么会在临终时下诏终止殉葬制度?也许是因为他的钱皇后进谏,但是更有可能是因为他生身母亲的悲惨遭遇。

明英宗的母亲到底是谁?就连明英宗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可怜的女人究竟是当时就被孙贵妃杀死灭口,还是在宣宗去世后因为“侍寝无子”而被迫殉葬?无论哪一种结局都是极其凄惨。

为明宣宗殉葬的宫妃,有何贵妃、赵贤妃、吴惠妃、焦淑妃、曹敬妃、徐顺妃、袁丽妃、诸淑妃、李充妃、何成妃。除了这十名得到了追封的正式妃嫔之外,曾经侍寝而无子女的宫人也不在少数。——妃嫔也好,宫人也好,总之,这些美丽的冤魂之中,到底谁是英宗的母亲?这只能是一个永远的秘密了。

话说回来,宣宗时期的后宫纷争、孙贵妃想方设法盗子封后,其实也都可以算是无奈之举。不光是因为冰冷无情的殉葬制度,也是因为宣宗那令人啼笑皆非的婚姻。

孙氏原籍邹平,因为父亲孙忠任永城主簿,她的幼年是在永城度过的。孙氏天生丽质又聪明伶俐,小小年纪已经名动一城,很多人都对这个小女孩的美丽赞不绝口。小孙氏的美名渐渐传开,最后传到了一位原籍永城的贵妇人耳里。

于是,在孙贵妃破天荒地拿到金册金印之后不久,就传出了她“有孕”的消息。这自然令整个后宫乃至整个朝廷都喜出望外。因为年近三十的宣宗虽然妻妾成群,却膝下荒凉,孙贵妃虽然专宠,但是也只生了一个女儿常德公主,胡皇后更是连女儿都没有生过。 现在总算孙贵妃又有了身孕,所有的人都盼望她“先开花后结子”,为宣宗生个男孩。

然而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子”并不曾结在孙贵妃的腹中,而是在另一个女人体内孕育。

宣宗虽然专宠孙贵妃,可是她在生下女儿之后就再不见怀孕,倒是另一名宫人成为他登基后第一个怀上身孕的女人。这件事说起来是喜事,但是对于宣宗和孙贵妃来说,也意味着潜在的恐惧。

宣宗几乎从不光顾胡皇后,胡氏是永无希望诞育“嫡子”的了。那么自然应以“庶长子”为未来太子。在这方面母因子贵,万一宫人生下了庶长子,那么即使孙贵妃跟着再生十个儿子,恐怕也改变不了宣宗百年之后,胡氏当上太后,她有可能被迫殉葬的命运。

因此,打从知道宫人怀孕开始,宣宗就声称怀上身孕的是孙贵妃,这样的话,无论生出来的是公主还是皇子,都万无一失。

(《明史》说此事完全是孙贵妃一人包办,未免有点太说不过去了!宣宗与她夫妻多年,怀孕十个月都不曾认真瞧瞧那个大肚子?!太医院的太医和接生嬷嬷难道都疯了,没有顶头上司的默许,他们在整个孕期和产期都在谁那儿忙乎他们不知道?)

宣德二年冬十一月,在深幽的紫禁城里,在宣宗和孙贵妃紧张的关注下,一个婴儿呱呱堕地。

宫人生下的果然是一个男孩。这是宣宗的庶长子,在没有嫡子的情形下他是毋庸置疑的皇位继承人。一出娘胎,这个男孩就归在了孙贵妃的名下,他只知道孙贵妃是他的母亲。即使他贵为帝王,都再也没有得到过亲生母亲的丝毫消息。

到底是谁生下了他?她的结局如何?她是何方人氏?没有任何人知道了。

无论如何,宣宗终于有了自己的儿子,他的兴奋自不必说。立即就下令大赦天下,免除税赋三分之一。

接下来,宣宗决定快刀斩乱麻,立即确定孙贵妃之“子”的地位,好让孙贵妃母凭子贵。

当然,宣宗也知道,想要马上就确定皇长子的继承人地位,实在是多少有些困难。——在这方面,明初曾有严格的规制,藩王若想以庶子为世子,必须等到嫡妻年满五十,再也不可能生出嫡子之时,才能以庶长子袭封。——虽说皇帝与藩王不同,但是皇后胡善祥毕竟未满三十,何况这位皇长子又实在太小,说白了,在那个年代,这个婴儿连出生之后的危险期都还没有过去,怎么好就册为太子呢?

没事,宣宗自有办法。他来到坤宁宫,暗示胡皇后主动上表请立皇长子为太子。胡皇后卧病在床,还以为久未露面的丈夫是来看望自己的,却没料到他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立庶长子为嗣,那就等于是说皇帝已经决定不再给予皇后生育的机会,从此在事实上结束夫妻情份。胡皇后的心情可想而知。然而宣宗的态度很明确,对一个女人的爱情是以对其它女人的薄情为代价的。不幸的是,胡皇后正是这些“其它”女人中的一个。

于是,胡皇后不得不主动上表,请求宣宗“早定国本”,尽快册立皇太子。

接下来,孙贵妃不免也要做一番表示。她紧接着也上了一份表章,故意推辞说:“皇后无子是因为身体不好,只要病一好,自然能够生下嫡子来。我的儿子怎么能够占嫡子的先呢?”

这一番你推我让的表演看在大臣们的眼里,自然人人心照。更何况如今是皇帝和皇后都提出要立庶长子,那还有谁敢说不立?

于是,群臣联名上表,也请求册立皇长子为太子。

接下来,当然是宣宗“从善如流”,答应皇后和群臣的“强烈要求”喽。宣德三年(公元1428)正月,宣宗大祀天地,随之而来的二月初六,他下诏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这位皇太子是明朝最小的皇储,入居东宫时虽然号称是“两岁”并且确实过了一个新年,实际上仅有两个月零二十五天的“年纪”。因为他实在太小了,所以就连太子册宝都是由他人代领的。

在册立了这位皇太子之后,宣宗废胡皇后的心情越发迫切。于是他召来亲近重臣,商量废后之事。杨荣等人认为但废无妨,并举出宋仁宗降郭皇后为仙妃的旧例;然而杨士奇等人认为仁宗废后是一生污点,更何况以宗法制度而言,嫡后无子根本就不成其为被废的理由。这一场讨论两方意见针锋相对,毫无进展。

争辩结束之后,看见宣宗废后决心已下的杨荣决定拍马屁就要拍大力一些。回到家里,他立即挖空心思写了一份奏折,洋洋洒洒地列出了皇后非废不可的二十条“罪状”,呈交给了宣宗。

没想到这个马屁拍到了马脚上。宣宗虽然对胡皇后薄情,但是绝对还不曾到绝情的地步,奏章还没看到一半,他就已经怒火中烧了:“皇后也是可以污蔑的吗?她绝不可能做出这些事情来!”杨荣碰了一鼻子灰,不敢再吱声了。杨士奇随即进谏道:“废后乃非常之事,非国家之福。宋仁宗因一时急性废后,以至终身追悔。请皇上三思。”宣宗悻悻地盯着帮倒忙的杨荣和不帮忙的杨士奇,只得又再次中止辩论。

然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即使是同情胡善祥的杨士奇也知道,废后之事已经无可挽回,自己再坚持也没有用。当宣宗再一次单独向他询问废后事宜的时候,他提出了要求,希望“无过而废”的胡后仍然能够在宫中享有不亚于从前的待遇。她与其它失宠妃嫔不同,皇帝和新皇后应该对她加以礼遇。宣宗答应了杨士奇,于是他再次向胡善祥提出了主动请辞后位的要求。

胡善祥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一让再让,最终将自己逼到了悬崖边上。然而身为万乘之尊的丈夫一定要偏心,她又能有什么办法?她只得公开上表,请求逊位。也就是主动提出离婚啦。宣宗当然立即同意,签字离婚。

在册立皇太子一个月之后,宣宗发布诏书,废胡皇后,册孙贵妃为皇后。在诏书中,他表示自己其实是不想离婚的,但是老婆非要离,自己也没有办法,只好答应她。为了表明心迹,自己的赡养费给得高高的,离婚后胡氏称“静慈仙师”,服饰侍从等一切待遇照旧。

胡氏从此退出了宣宗的生活,而孙贵妃,经过十几年的折腾,终于等到了自己自幼年时就在等待的皇后凤冠。胡氏成婚十年,为后两载,处处礼让谦恭,从没有做过任何有违规矩的事情,何况她的多病不育也完全是宣宗的冷淡造成的,因此她的被废实在是冤枉得很。这一点即使是宣宗的亲生母亲、一手将孙贵妃抚养长大的张太后也忍不住要为胡氏抱屈。

胡氏被废后,张太后经常将她从别院召回,将她安排在自己的清宁宫居住。除了国家典礼以外的朝宴仪礼,张太后都将胡氏的位置安排在孙皇后之上。孙皇后没想到把自己养大的婆母在这件事上却一定要帮胡氏出头,自己做了皇后却仍然象当初做姬妾时那样处于胡氏之下。孙皇后心里自然很不是滋味,但是在彼此相见时她仍然执礼甚恭,不曾违拗张太后的意旨。

这位偶然返乡的贵妇人有着非同凡响的身份,她是仁宗张皇后(这时还只是太子妃)的母亲彭城伯夫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她让人将小孙氏带到了自己的面前。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她多年出入皇宫和诸王府,眼中见过的美女多如过江之鲫,这时却也不禁对这个小女孩刮目相看,认为她的确是美貌惊人。喜欢管闲事的彭城伯夫人立即想到了自己的外孙——皇太子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虽然眼前的这个小姑娘尚未长成,但是美人难得,又是自己的同乡,何况外孙也还没有到适婚的年龄,两人年纪相当,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双。

从永城返回京里,彭城伯夫人立即不遗余力地向女儿女婿、乃至明成祖朱棣及掌宫王贵妃等人推荐小孙氏为太孙妃。听了彭城夫人的话,明成祖也不禁好奇,决定召小孙氏入宫。看过之后,成祖对小孙氏确实非常满意,只是鉴于她和孙子的年龄都太小,成祖便做出了将她“养于宫中”等待成年的决定。小孙氏从此成为仁宗张皇后的养女,与自己未来的丈夫宣宗朱瞻基一起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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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中,时间很快到了永乐十五年。这一年,朱瞻基已经十九岁了,孙氏也终于长成。几年来两人如同兄妹一样青梅竹马,都认定自己将要与对方结为夫妻。

然而事情却在这时候出了岔子。不知道怎么回事,明成祖忽然改了主意,决定仍然要另行为孙子朱瞻基选妃。晚年脾气越来越古怪的老皇帝所做的这个决定,不但成就了宣宗极不情愿的第一段婚姻,也成就了未来英宗生母的悲剧人生。

经过一番挑选,济宁人胡善祥成为朱瞻基的嫡妃,而朱瞻基一心想要迎娶的“妹妹”孙氏却只能充当姬妾,成为“皇太孙嫔”。

朱棣的本意,也许是不愿意让同一个地方出两位皇后,造成外戚坐大。然而这个决定,却无疑使朱瞻基挨了当头一棒,然而迫于祖父的压力,他不得不接受毫无好感的胡善祥“侵占”自己心爱的孙氏应得的嫡妻之位。十九岁的朱瞻基无比郁闷地开始了他的新婚之喜。

作为帝王,朱瞻基虽然只爱孙氏一人,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和其它宫娥花前月下。然而,胡善祥却好象从来没有、或者是极其稀少得到这样的机会。不用说,在这桩婚姻里,朱瞻基眼里的胡善祥不但是可有可无的人物,更是一个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被丈夫反感的人物。婚后不久她就明白了所有的前因后果,从此在丈夫的冷淡中抑郁寡欢,并因此久病难愈。

八年后,明成祖和明仁宗先后去世,二十七岁的朱瞻基终于成为大明王朝的皇帝即宣宗。

宣宗登基后的第二个月,便着手册立皇后。如果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当然是要册立孙嫔,然而胡善祥是成祖钦定的太孙妃、仁宗钦定的太子妃,是毋庸置疑的原配嫡妻,宣宗没有别的选择。他只得将皇后的凤冠戴到胡善祥的头上,将心爱的孙氏封为“贵妃”。

按照明初的定制,册封皇后时,授皇后以金印金册;皇贵妃以下只有银册印章而没有金宝。然而在册封孙贵妃的时候,宣宗坚决要赌这口气,一定要让孙氏享有与皇后同等的待遇。宣宗的母亲张氏这时已是太后,孙氏自幼由她抚养长大,对于宣宗和孙贵妃之间的情形,再没有谁比她更清楚的了。这位被称之“女中尧舜”的太后,在理政时恪守先朝规制,但这件事上终于没有忍心让儿子难过,她答应了宣宗的要求。

于是,大明王朝施行了几十年的舆服规制到这里发生了改变,孙贵妃成为明朝第一位得到金册金宝的皇妃。

不过从事情的发展来看,宣宗和孙贵妃真正的愿望以及当务之急,并不是当什么皇贵妃,而是让孙氏成为太子之母、并且正位中宫。

说起来这也怪不得宣宗和孙贵妃。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成祖朱棣和仁宗朱高炽去世后,后宫妃嫔殉葬的惨景。尤其是宣宗的庶母之一、仁宗的郭贵妃。她不但是后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的女人,更是三位亲王(滕怀王、梁庄王、卫恭王)的生身母亲,然而她的儿子再多也不是嫡出太子,因此她也被殉葬了。虽然马屁精和御用文人们声称她是“衔上恩,自裁以从天上耶!”但是任何人都能想得出来,郭氏的选择到底有几分是情愿,有几分是身不由己!

——这就不得不令人想到仁宗的张皇后了。宣宗一朝以及英宗初年的朝政,几乎都是掌握在她的手里,她连朱棣对“靖难之役”的定论都敢于推翻并为建文帝立传,区区殉葬制度,她还能改变不了吗?在郭贵妃殉葬这件事以及后来下令宣宗妃嫔殉葬的事情上,被称为“女中尧舜”的张太后(张太皇太后),只怕多少是有些圣明不起来的。

宣宗和张贵妃一门心思地想生太子当皇后,只怕也跟这位死心眼儿认定殉葬制度的太后不无关系。

换一个角度来看,张太后对孙氏生下皇长子的内情也多少是有些明白的。只是她知道儿子与胡善祥之间冰冷的夫妻关系,也对自己一手养大的孙氏有母女之情,因此她并不反对孙氏抚宫人之子,也不反对早早册立庶长子为储君。她只是没有料到儿子最后竟然会借机废后。胡氏毕竟是得到了自己丈夫确定的儿媳妇,就这样废掉,张太后难以接受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总之,在张太后的主持下,胡善祥总算是没有陷入其它废后所经历过的那种难堪境地。

事情被张太皇太后听说之后,她勃然大怒,小皇帝越是为王振求情,她就越是要当即将这个得志小人处死。但是在场的五大臣却鬼使神差,想要卖小皇帝的人情,居然也加入了求情的队伍之中。 太皇太后可以管教孙子,却不好让五大臣扫了面子,只得饶了王振的性命。张太皇太后万万没有料到,十年后大明王朝和孙儿的前途,果然就坏在了这个阉人的手里。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瓦剌部太师也先派使者来到北京进贡良马。按规矩大明王朝是要给予使者赏金的。王振发现,也先所派来的使者并不是表章上所说的“三千人”,差了那么些儿。“精打细算”的王振决定不让瓦剌占这个“便宜”,一定要点着人数颁赏,而且把贡马的档次也硬生生地扣了一级——堂堂天朝上国,竟然向进贡的“四夷”摆出这样做买卖的架势,丢人到了极点。也先所派来的使者还负有向明朝廷求婚的任务,结果也被王振拒绝了——而且我们可以想象,这位王公公在拒绝的时候绝对不会使用外交辞令,说出来的话会有多呛人。

也先闻讯大怒,立即率军大举侵犯边境。七月十一日,也先进犯大同,脱脱不花进犯辽东,阿剌知院进犯宣府。大同右参将吴浩兵败阵亡。

接到告急军书的王振认为只要人多,就绝对能打赢,自己的权势富贵已经到达顶点,可就还没有尝尝指挥千军万马的滋味。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大同不远处的蔚州自己置下了大批田庄,绝对不能被瓦剌部所占。

于是,王振竭力鼓吹英宗御驾亲征。二十二岁的英宗听信了王振的胡说八道,认为这正是自己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不顾吏部尚书王直为首的群臣劝谏,更不顾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的百般劝说,固执地颁下了诏书,由弟弟郕王朱祁钰和于谦留守,自己率五十万大军亲征。而王振为了能够摆足威风,还要求自公侯以下勋戚众臣一律随行,并且限定三天之内一定要出发。

五十万大军倒也罢了,再加上皇帝和一大群文官,怎么可能在三日之内做好所有的准备?然而王振决心已下,三天后上自英宗皇帝下至士卒小兵,五十多万人就这么仓促地被他催着出发了。

出发之后,军中屡屡出现不祥之兆,天气也非常恶劣,粮草供应困难。随行的大臣们屡次劝英宗返京,至少也要先停下来将前方敌情打探清楚再上路。然而所有的奏章都被王振中途扣下,大军继续不知深浅地闭着眼睛往前瞎赶。

八月初,群臣终于忍耐不住,表章也不上了,冒着触怒皇帝的危险当面进谏,兵部尚书邝埜、王佐、钦天监彭德清都请求说,前途莫测,皇帝身系天下,万不可以再向前了。然而王振仍然口气极大:“就算真遇到不测,那也是天命,与你们有什么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