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回族 回族的经济和文化历史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固有的经济和文化。这些固有的经济、文化，既反映着中华民族各族在共同的历史发展中的某些共同特点，同时，由于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不同，势必也要显示其历史的差异，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回回民族的经济、文化也不例外。 一、回回社会经济及其发展概况 回回民族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农业。其次是手工业和商业。
（一）农业
回回人在到达中国时，最初大都被分别编入“回回军”、“西域亲军”、“哈刺鲁军”、“阿儿浑军”、“探马赤军”等各军中，并参加了灭西夏、金朝和南宋的战役。此后随着统一全国的实现，又相继被纳入经济建设的轨道，过着“屯驻牧养”、兵农合一的生活；或随地入社，被置为“编民”，取得与汉族农民同样的资格，从事农业耕作。今甘肃河西、宁夏、新疆、云南、河南、山东等地，都是当年回回军兵士屯驻耕种的重要区域。例如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元世祖忽必烈命各地回回炮手“悉令赴南京（开封）屯田”；①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令“给滕竭儿（今新疆阜康县）回回屯田三千户牛、种”；②1297年（元大德元年），“徙襄阳屯田合刺鲁军于南阳”，每户给田150亩。③1322年（元至治二年），元英宗硕德八刺下诏：“免回回人屯戍河西者银税”④。屯田活动的展开，为回回民族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4世纪后期，明代元而兴，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例如1371年（明洪武四年），徐达令原住在北京附近的故元遗民（山后民）35800余户分散于各地卫府；⑤不久，又将在战争中掳获的“沙漠遗民”32800余户迁至北平屯田；1384年（洪武十七年），令已入京卫的北平降卒，悉放为民屯田。上述遗民和降卒中，除部分为蒙古人外，实际上包括部分回回人在内。因为居住在北京、北京附近及其以北地区的回回人数量很多，明朝初年并未将他们与真正的蒙古人严格加以区分开。又如洪武初年归附朋朝的西域人薛都尔丁，他在被封为土司后，即受命率部众屯驻于碾伯、巴州、米拉沟（今青海省民和县内）一带耕牧。今民和、乐都一带回族，就有部分为其后裔。
也有故元官员后裔，为躲避明政府扰害，隐姓埋名，投奔于僻远地区从事耕作的。例如赛典赤·赡思丁后裔，流布各省，其中就有不少后改事耕作。据说福建陈埭乡，就是由其后裔蕃衍而来的。⑥
14世纪晚期，明政府为加强西北边防，曾从各地征调大量人力到西北地区屯田，其中也包括大量回民，例如洪武至永乐年间，从江左（今江苏省等地）、海泗（今安徽省北部）一带，派人移居西宁、乐都、贵德等地。尔后青海东部出现的众多回回村寨，就是由上述移民建立起来的。
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明朝政府的积极倡导和鼓励也有一定关系。15世纪以前，在甘肃河西、平凉，宁夏固原、灵州等地，广大回回人民，大多数都从事畜牧业。殷实之家，马匹成群，牛羊上万。但后来都逐渐改事农业或农牧兼营。有的还与当地汉族人民一道兴修水利，大力发展灌溉，如河西的“回回渠”，宁夏的“满达刺渠”、“纳忠闸”和“哈三闸”，就是汉、回两族人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历史见证。
18—19世纪时，因清朝统治阶级实施民族压迫政策，西北地区的农业经济曾一度遭到较严重的破坏，但从全局看，直至19世纪中叶以前，生产仍然处于上升阶段。诚如前引毕源所奏，“人口更为稠密”，“回民大半耕种、畜牧”。
回回人民因长期与汉族人民杂居共处，其耕作技术大体上与汉族人民差不多。所谓“今居眼习俗，久同华族”，①就是上述论断的有力佐证。他们以牛犁耕，引水灌田，注意选育良种、适时耕作和施肥。农作物则因所处地域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种植粮食作物：稻米、小麦、玉米、高梁、瓜果、蔬菜以及豆类等。
从事农业的回回人，绝大多数都兼营商业、手工业或畜牧业。即使有较多土地的富裕农民、富农和地主，往往也不例外。单纯经营农业的极少。据调查，滇南沙甸村解放前有900余户人家，几乎没有一家单纯依靠耕种为生的。每户差不多都养着几头牛，一二匹马，或替客商转运货物，或养鸡鸭往个旧出卖，也有组织马帮走边区的。②另据永建回族自治县永胜乡回辉登村调查材料，该地在解放前就有60％的农民是以营商（商贩）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30％农户半农半商。专门从事农业经营的只占10％左右。③
（二）手工业
手工业在回回民族的社会经济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回回工匠在元代是受到蒙古统治阶级的特殊照顾和保护的。最初他们中大多数都在官营作坊中从事建筑、纺织、兵器、制革、制金银器等各种劳作。只有少数被分配给各级王公贵族、后妃为奴。据《元史·哈散纳传》载，窝阔台在位时，哈散纳就受命统率阿儿浑军、并回回工匠3000户驻荨麻林（今张家口市西洗马林堡），设局织造“纳失失”（丝织品）。④尔后，弘州（今河北省阳原县）纳失失局建立，又以西域织绮文工300余户，教习从中原各地签派前来的各族工匠，继续织造该织品。元初，官手工业局设“撒答刺欺”⑤提举司时，忽必烈命扎马刺丁率领工匠织造撒答刺欺和丝绸。⑥从1298年（大德二年）到1328年（泰定五年），元政府又征诸路各色人匠总管府为上都皇室宫殿、皇帝影堂织造地毯。“回回剪绒毯”，就是当时一种质量精良的地毯。
从事兵器制作的人也很多。忽必烈统治（1260—1294）初年，为发兵进攻南宋，就曾征炮匠于西域。伊利汗阿八哈遣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入朝。二人都是当时西域有名的制炮工匠。所造回回炮能发射75.5公斤巨石，较中国原有抛石机优良，在夺取襄阳、潭州、静州等的战斗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元朝政府为发展回回炮，还专门设立回回炮手总管府，以加强对回回军匠的管理。
1279年（至元十六年），又调集蒙古、回回、汉以及两淮造回回炮新附军至大都，置回回炮手都元帅府。⑦
在建筑方面，很多回回工匠还参加过漠北地区城市以及大都的建设。据载，窝阔台兴工建造和林城时，曾役使各族工匠1500余人，其中回回工匠有500多人，内置有宫殿、官员邸舍、仓库、街区和寺庙，历时10余年始竣工。此外，窝阔台在和林迤北迦坚茶寒湖建造的扫邻城（春猎行宫）、于城南置设的图苏湖城（迎驾殿）也是由回回工匠建筑的。回回著名建筑家也黑迭儿丁在其担任茶迭儿局总管府达鲁花赤时，还同张柔共同负责创修大都宫城，凡“魏阙端门，正朝路寝，便殿掖庭，承明之署，受厘之词，宿卫之舍……以及池塘、苑囿，游观之所，崇楼阿阁，缦庑飞簷”，①皆逐一加以筹理，从而为北京故宫建筑奠定了基础。据说他还主持创修大都琼华岛（今北海）工程，历时3年而成。
明朝代元而兴，原有的回回人和回回工匠大都归附于明朝。于是原来在官营手工业作坊工作的工匠，大都成为个体工匠或转入其它行业。随着明代封建经济的发展及回回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一些具有回回民族特色的手工业也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在回回民族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是：
1.制香业。制香业是和回回传统的香料贸易业相联系的。福建泉州蒲家，自元以来就一直从事制香行业。明初时因受迫害，逃亡永春、德化等地。但在到达永春、德化后，仍然继续经营制香业。如蒲氏14世孙蒲世茂在永春创置的香浦室，一直延续至解放以后。北京的“香儿李家”，其祖传制香业，据说也有数百年的历史。
2.制革业。制革也是回回人的传统手工业，最初主要集中于西北河州和张家川两地。此后又逐步发展至河南省周口、朱仙镇、孟县桑坡，山东省济宁，甘肃省平凉等地。②从业人数既多，技术力量也极雄厚。据说河南省的制革和皮毛生产，差不多全为回回人所垄断。而河南的制革，又以桑坡最有名。俗有“人知桑坡，而不知孟县”之说。
3.制药业。回回医药，元代就已驰名遐迩。
1270年（元至元七年），元政府在大都就设有“广惠司”，专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为诸宿卫士治病。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又设“回回药物院”“掌回回药事”，③影响之大，不难窥其一斑。在陕西、山西和江浙一带，从元、明以来，民间还出现过不少靠卖药为生的人。如丁鹤年，一生颠沛流离，为谋生存，就“寄居僧舍，卖药以自给”。④又如屯田于钧州的回回人，也有不少经营制药业的。据传云南孙继鲁家族，就是一个医药世家。其子创置的“万松草堂”药店，直到近代，还以秘制丸、散、膏丹闻名。北京王回回膏药、金回回膏药、马思远药锭，扬州夏子恒制作的明眼药、止咳饼、神功救急丸等，都名闻遐迩。常州沙氏，还因善泡制中药，在北京开设许多分店。此外，如洗染、制盐、制皂、磨面加工、铜锡、采矿等也有一定发展。
（三）商业
在历史上，回回民族向以善经商闻名。在构成回回民族先民中，就有许多来自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各国的商人，他们不仅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使者，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使者。例如蒲寿庚家族，就是经由海上而达于中国，并以经营香料、珠宝发家而饮誊于中华的。在元代，回回商人由于积极效忠蒙古贵族，一向备受蒙古贵族眷顾。他们散居于全国各大城市，居津要、专膏腴。北京、杭州、泉州、广州、昆明等城市，都是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中心。他们还利用蒙古贵族给予的特权，经常与国外商人建立商务关系，或为蒙古王公贵族办“斡脱”，或扑买中原课税。在回回商人中，有藉经商而荣登显要的，如奥都刺合蛮、乌马儿等，就以善营商而分别被授为提领课税官和甘肃行省左丞。也有善于利用权力谋取暴利的，例如阿合马，在任中书平章政事后，仍滥施权力，“网罗天下大利”①。据有关史料记载，元中统年间（1260—1264），居住于大都（今北京市）的回回人有2593户，其中就有为数颇多的人，“系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②。生活于四川一带的回回人中，“也多富商大贾”③。他们经营日用百货等各种商品。而香料、珠室等行业，则几乎为所垄断。
14世纪中叶后，回回商人因蒙古贵族衰微而丧失政治、经济特权，其传统商业有的被迫收缩，有的被迫停止。但与广大回回人有切身关系的商务如屠宰、皮毛、饮食等行业，则又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遍布于各回回聚居区内。北京、南京、陕西、甘肃、宁夏、云南、河南、湖北、江浙等地都有其广泛分布。一般地说，居住在东南沿海等城市的回回商人，多从事珠宝、医药、绸布等的运销。而居住于甘肃、陕西、内蒙、河南、云南等地的商人，则多经营牛马贩运、以及毛皮、饮食及日用杂货诸业。有的产销兼营，有的专事运销，有的半农半商；也有肩挑叫卖，或零星贸易兼充经纪牙侩的，形式多种多样，尤其是风味食品的经销，更是随处可见。
回回商人对边疆贸易也极重视。例如云南回商，就经常出没于傣、白、彝、藏等民族聚居区，把粮食、布匹和内地各民族人民生产的日用百货，运至各兄弟民族村寨，与其交换毛皮、药材及各种畜产品，再将换得的商品，运回昆明等地出售，有效地促进了内地与边疆各民族人民的经济交流。 二、回回文化艺术和教育 回回民族讲汉语，通用汉文字，是一个文化发达的民族，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许多重要学术领域都有其杰出代表人物。
（一）儒学方面
13—14世纪时，蒙古贵族为维护其统治，曾一度大力倡行崇儒政策。加上长期与汉族人民杂居，耳孺目染，部分回回上层，也对儒家思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些人甚至把儒家文化作为终生追求的目标。例如哲马鲁丁，取字“师鲁”，即立志以孔子为师；伯笃鲁丁，改汉姓鲁，取字“至道”，是决意通达儒学；沙的，取字“行之”，是“慕乎周公、孔子之礼法”，“以行之为贵”④；阿鲁丁，汉名玉元鼎，自幼即攻读文史，研读《大学》、《论语》，“习所谓穷理、克己”⑤，并著《古今历代启蒙》，供童蒙习诵。买闾和哲马鲁丁还因力资兼善学，被分别授为嘉兴和镇江路儒学教授。赡思和伯颜，更是嗜儒成痹。赡思年轻时，师从儒学大师学经，至成年时便“邃于经”，其中尤以对“易经”的研究最精深，⑥曾先后撰作《四书阙疑》、《五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帝王心法》等著作。除儒学外，于天文、地理、钟律、术数、水利等也很精通。其所著《重订河防通议》，还是我国少数民族第一部综合治理黄河的重要史料。伯颜从6岁时起，即从里儒学《孝经》、《论语》。后受业于进士黄坦。成年时即以“斯文为已任”，“子大经大法，粲然有睹，而心所自得，每出于言意之表”，对于慕名而来质难的学者，俱“随问随辨，咸解其惑”。①曾修辑《六经》，并参与《金史》的纂修。
著名思想家李贽，原亦崇尚儒学，并接受过王阳明（王守仁）理学思想的影响，但至54岁后，却以异端自居，自称“不信道”、“不信仙释”，贬斥《六经》、《论语》、《孟子》等书，公开反对封建伦理和纲常名教，严厉批判了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理学把天理和人欲对立的思想，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伟大学者。
（二）文学方面
回回人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也是卓著的。自元及清，人才辈出。享有诗名者就有萨都刺、马九皋（薛超吾）、迺贤、泰不华（达兼善）②、伯笃鲁丁（鲁至道）、沐仲易、丁鹤年、孙继鲁、金大车、马继龙、闪继迪、丁澎等数十人。其中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尤推萨都刺、马九皋、泰不华和丁鹤年等人。萨都刺的诗，与唐代李贺的诗很相似，想象丰富，语言清丽，题材广阔，风格清新，富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著有《雁门集》。马九皋既是诗人，又是著名散曲作家。作品多表现对功名利禄的厌恶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风格“激越慷慨，流丽闲婉。”③代表作有《塞鸿秋》、《庆东原》等。泰不华是文学家、诗人，又是书画家。他为诗格调“宏伟舂容，卓然凌于万物之表”，曾被誉为元末诗人中之卓异者，④著有《顾北集》。丁鹤年工于唐诗，尤擅长七言律，因一生清苦，终身不仕。其诗内容多为思乡、忧国、怀亲之作，以寄寓对蒙古贵族衰微的哀思。时人以为其诗格调类杜子美（杜甫），读之足使人感奋激烈，涕泪横流。⑤
（三）绘画方面
影响较大的有高克恭、丁野夫、丁景鸿等人。高克恭既是画家，又是诗人。其诗“不尚钩棘”⑥，意趣天然。擅长作山水画和墨竹，造诣精绝，与赵孟颁齐名。作品以《夜山图》、《秋山暮霭图》为最著名。时人将其诗画比之于唐代王维。丁野夫，原籍西域，后定居钱塘，也是一位擅长山水、人物的著名画家。技法与马远、夏圭相类。小景皆取诗意。丁景鸿是清初著名诗人“西冷十子”丁澎之弟，终生不仕。他不仅善画，还能诗，工书法。世人评其书画：直在李唐、马远之间，草书神俊，处于度羊欣、梁鹄、师宜君以前。
（四）天文历算。
中国旧有历法，因存在某些明显缺点，历代每有改易。蒙古统一中国时，忽必烈因回回“阴阳星历”精妙，遂命扎马刺丁任职司天台。⑦扎马刺丁在职期间，曾根据西域历法进“万年历”（即“回回历”）。西域历因在推测天象方面精确度较高，又“五星纬度”为“中国所无”，其法一度被采用。直至1280年（元至元十七年）郭守敬创“授时历”后，始被废止。扎马刺丁在进“万年历”的同时，还制造了“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以辨东、西、南、北，日影长短，星辰向背。①后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又令元回回司天监黑的儿、阿都刺等，为明朝修定历数。
1369年（明洪武二年），复令故元司天监官郑阿里等至南京占天象，议历法。次年，又将司天监改为钦天监，设天文、刻漏、大统历、回回历四科，以大统历和回回历参照并用。1382年（洪武十五年），翰林李翀、大学士吴伯宗又同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翻译了回回历、②经纬度及天文等书，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历法的发展。
回回历传入中国时，回回数学，如《撒唯那罕答昔牙诸般算法段目并仪式》17部、《兀忽烈的四擘算法段数》15部、《呵些必牙诸般算法》8部等数学典籍也同时传入中国，予中国数学以重要影响。据说郭守敬运用的算弧三角法就可能与回回数学的影响有关。
（五）航海术
15世纪初年，明成祖朱棣为发展与西洋交通，招徕西洋各国商人至中国贸易，派遣回回人郑和率领船队到“西洋”③各国访问、联络。郑和为完成朱棣交给的使命，此后曾7次率领船队出使“西洋”各国。历时28年，先后访问了东南亚、印度半岛、阿拉伯和东非37个国家。最南到爪哇，最北到达波斯湾和红海海岸的麦加，西面至非洲东海岸，从而开辟了中国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的新航道。他的第一次航行比哥伦布发现新航路，达伽马绕非洲好望角分别早87年和92年，他所绘制的《航海图》是中国地理学史上最早的海洋图，图中对每条航线的航向、航程和停泊地点等都作出详尽的记录，是一份珍贵的航海资料。曾随郑和一起出使的回回人马欢还写了《瀛涯胜览》，费信撰写了《星槎胜览》，记载沿途山川景色、风土人情，为研究亚洲各国民情风俗提供了重要史料。
（六）经堂教育
回回先民初到中国时，对宗教教育和宗教学术，一般并不很重视。绝大多数回回人的宗教知识都很贫乏。清真寺中，虽有阿訇、教长和学生，但因教育方法落后陈旧，并无多大成效。直至16世纪中叶后，由于宗教学者胡登洲积极倡导，经堂教育始有较大发展。
胡登洲，字明普，俗称胡太师，陕西咸阳魏城人。生于1522年（明嘉靖元年），死于1597年。年幼时学过儒学。后随同乡高师祖修习伊斯兰教典籍，“聆其大略”。④曾到过阿拉伯朝觐圣地。归返后，因目睹中国伊斯兰教的不景气，立志兴学，招学子数名于家，半工半读。由于他的影响，自是清真寺设学渐开，并由甘、青、豫、鲁而逐渐推广至全国。办法极简单，以寺内一位阿訇为教师，视一方经济状况而定招生名额。衣、食、住等杂费，俱由教民负责。俟其学成，即由主持人和教民为之穿衣，名为“挂幛”，以示毕业。
经堂教育后发展为三级：大学、中学和小学。大学以造就专门宗教人才为宗旨，主要目标是培养教长；中学主要是培养进大学的学生即阿訇，学生称“哈里发”，意为“继承者、小学是适龄儿童的基础教育，以学经、讲经为主。大学主要讲授《尕最》（《古兰经》注释）、《克俩木》（认主学）、《侯泥》（经注学）和波斯文等；中学讲授《莫勒夫》（文法基础）、《满俩》（词句的配合）、《班牙尼》（文学作品，着重讲修辞）、《伟尕耶》（伊斯兰教法）。①课本最初都是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没有汉文课程：也不修习普通学校学习的功课。由于其教育方式陈旧，学生多无法适应发展的历史潮流。清代末年，北京牛街清真寺的王浩然阿訇因不满于陈旧的教育方式，遂发起创办新式学校“回教师范学堂”，改良教法，增设汉文和普通学校所设科目，以求更好地提高穆斯林人才的知识水平和社会素质。在其影响下，不久各地也相继兴起了筹办回民学校的热潮，上海出现伊斯兰教师范，宁夏有中阿中学，北京有成达师范学校，昆明有明德中、小学校，予经堂教育以巨大促进。
经堂教育的出现及其改良，是回回民族社会经济及伊斯兰教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充分反映了宗教职业者和宗教上层对扩大宗教影响的要求与愿望，对广大回回人民文化的提高也有一定作用。
（七）伊斯兰教经学研究的兴起
随着汉语在回回民族中的普遍推广与使用，自明代后期起，在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相继出现穆斯林学者的伊斯兰教译作和汉文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有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张中的《归真总义》、《四篇要道》，伍遵契的《归真要道》（又称《米勒沙德》），马伯良的《教款捷要》，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金天柱的《清真释疑》，马注的《清真指南》等。其宗旨都是为了阐释伊斯兰教经典，以扩大穆斯林文化的影响。不过这些著作，与国外的伊斯兰教论著又有明显的不同。因为在这些著作中，作者在阐述伊斯兰教教义时，并不是单纯从伊斯兰教经典中去寻求解答，而是试图利用儒家思想去加以发挥。在他们看来，儒家学说与“天方教义”不仅义理相近，而且各有其精奥，可以互相补充。
例如王岱舆，从正统派伊斯兰教神学出发，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真主创造的，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本体论”。但他又接受了宋代理学大师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关于理、气、天命之性、气质之性以及天理人欲的一系列观点，并将其移植到“认主独一”的伊斯兰教思想体系中。②其所著《正教真诠》，上卷有“真道”、“人极”、“教道”、“辨异”诸篇；下卷有“人伦”、“慎修”、“民常”、“主禁”、“生死”诸篇，俱阐明伦理，以定取舍。又如伍遵契《归真要道》，通篇宣扬明心养性、克己复礼和复命归真的出世思想。
刘智也是一位博极群书的大学者。他15岁后始矢志于学，曾历览儒家的经、史、子、集，又读“天方经”、释藏、道藏及“西洋”书137种，遂“会通诸家而折衷于天方之学”。③“所至难言者……而却能钩深索隐，以穷其精奥，直使莫载莫破之理，尽昭著于不睹不闻之中；无声无臭之妙，俱显现于鱼跃鸢飞之际”④。
马注是赛典赤·赡思丁的后裔，也是一位通晓儒、释、道诸说的学者。所著《清真指南》内容极丰富，“上穷造化，中尽修身，未言后世”，凡“天地之秘，鬼神之奥，性命之理，死生之说，罔不巨细毕备”。⑤
除以上诸书外，马德新的《四典会要》、《性命宗旨》、《道行究竟》、《礼法启爱》等影响也很大。他还把大量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典都译成汉文，对改善寺院教育起了重要作用。①
回回人在史学、书法、兵器制造等方面也有重要成就，兹不一一赘述。
三、回回风俗习惯 （一）宗教
回回人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严格的一神教，故其风俗习惯大都与此有密切联系。
根据伊斯兰教教义，宇宙的最高主宰是“安拉”。“安拉”汉译意为“真主”。“真主”是独一无二的，既无所不在，也无始无终。宇宙中除“真主”外，不再有任何其它神。因此，大多数回回人都把“真主”作为自己的唯一信仰。《甘肃通志稿》说：“其教以识主为宗旨，以敬事为功夫，归根复命为究竟”，“不事地神，不立偶像，也不信天主分身、耶稣替罪之说”②。
回回人因崇奉伊斯兰教，故在回民聚居区内，一般都建有清真寺。清真寺由教长主持寺务，并管辖聚居区内回民的宗教庶务，收集“天课”，俗称之为“教坊”。“教坊”与“教坊”间是平等的，没有从属关系。清真寺既是回民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其所管辖聚居区内回民从事社会活动的场所和单位。 依照《古兰经》规定，凡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都必须遵照《古兰经》和《圣训》行事，《古兰经》是所有信仰伊斯兰教教徒的经典、行动准则，《圣训》则是注解，其中也包括穆罕默德的议论、行为以及得到穆罕默德许可或默认的种种事实；还要按规定完成五项功课：念、礼、斋、课、朝。 念，包括2项内容：一是从小就要念会“清真言”。“清真言”共有三句：原意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钦差”。就是说，要信主认圣，否则便失去“以麻尼”（信仰），不能成为穆斯林；二是要遵从真主所命令的一切，念《古兰经》，按《古兰经》所说的去做，坚定认主从圣的信念。③念是五功之首，也称为“作证”。 礼，又称拜功。每日需五次面向天房，向“安拉”叩拜。每次礼拜之前，要先“小净”（洗脸、鼻、手和脚）或“大净”（洗全身）。进行礼拜时，除赞念真主外，“毋外虑，毋旁顾，毋搔手，毋举足，毋作声”，“神存心临，内粟外竞”，“故犯者复礼（犯礼）”。④按规定，做礼拜分别定于寅、午、申、酉、亥。又称晨礼、晌礼、晡礼、昏礼、宵礼。晨礼须在天亮时进行，四拜；晌礼约在午后一时，十拜；晡礼在日落前约一箭高时，四拜；昏礼在日落后红霞未散之时，五拜；宵礼在红霞散尽至中夜之间。每七日一大拜，称“主麻”，又叫“聚礼”。“聚礼”定于星期五中午至午后一时举行，为集体聚拜，寓有联络之意。举行“聚礼”时，至礼拜寺大殿前，要先脱鞋，礼拜时要五体投地。 每年举行两次会礼。一为“开斋节”，一为“古尔邦节”。“开斋节”又称“大节”、“大年”、“大聚”，是伊斯兰教三大节日之一。每年于伊斯兰教历十月举行。节前，每个家庭成员，都要向穷人发放“开斋捐”，粉刷房屋，打扫院落，并着盛装到清真寺或郊外聚会。会礼时，要先向阿訇道安，接着互道“色俩目”。仪式结束后，再由阿訇率领，集体游坟扫墓，或各家各户扫墓，为逝者祈祷。“古尔邦节”又称“宰牲节”、“献牲节”、“大会礼日”。
它也是伊斯兰教三大节日之一（另一是“圣纪节”，是穆罕默德诞生和逝世纪念日）。一般定于伊斯兰教历12月10日举行。先会礼，后宰牲。家境好的要宰羊，富有的宰牛、或骆驼。驼为大牲，牛为少牲，羊为配牲。宰牲时，牛羊粪便、血液及食后骨头需深埋，不得随便丢弃。 日礼可以独礼，越时可自补，聚礼、会礼不能独礼，越时不能补。妇女不能参加会礼。 斋。就是戒食、色，谨嗜欲，减寤寐。凡穆斯林男女（男12岁以上，女9岁以上），每年都须封斋一月。①在封斋期间，每天在东方未发亮以前吃喝，透亮后停止，直至太阳下山后才能复食。斋月的终期，“以见月为度”②。一般是29天、或30天。若封斋28天见月，也开斋，但过后需补斋一日。如未见月，则继续斋戒，但一般不超过3天。孕妇、乳媪、病人、旅行者、年老体弱者、经期妇女、佣工，不必封斋，但过后需补斋。 课，又称“天课”，是伊斯兰教上层向教徒征收的一种课税。原是为了调和贫富之间的对立，劝说有钱人向贫苦人进行施舍，是一种自愿的捐助，后发展成为伊斯兰国家的一项制度。依据教法规定，凡有资财的，每年应交纳其财产的1/40，商品和现金交纳2.5％，农业税为5％—10％。中国穆斯林按定制纳“正课”较少，但要根据家境情况交纳“学粮”。金天柱《清真释疑补辑》记载，凡积银至14两者，便谓之满贯，应交纳小麦半升或大麦一升。不交纳米麦，亦可折钱，课税定额，实际上并不完全划一，地区不同，其税额也各有区别。③ 朝，是指朝觐。又称朝“克尔白”、“朝天房”。“克尔白”，汉译意为“立方体形的房屋”。“朝克尔白”，是穆罕默德徒都麦加城第6年后开始的。因在麦加城中心有一座圆形长廊“禁寺”，寺中心有座方形石殿，石殿东南有一圆形黑陨石，被视为圣物。据传，该殿是由阿丹依天上原形修建的。公元623年，穆罕默德根据阿拉伯人的传统习惯，将其定为教徒朝拜方向后，从此便成为世界穆斯林朝拜中心。 朝觐是每个穆斯林的宗教义务。一个穆斯林倘一生能朝觐一次，既是一件善功，又可获得“汉志”（又称“哈只”）称号。因此，许多穆斯林对朝觐都很重视。
凡有条件的人，都纷纷前往。无条件的，则在原籍沐浴聚礼、宰牲纪念。如凯林的父亲就两度去过麦加，郑和的祖父和父亲，也相继到过麦加。④据江应梁《滇甫沙甸回族农村调查》说，该村解放前去过麦加朝觐的男子有100余人，妇女10余人，至有一门4“哈只”，两代6“哈只”者。 崇“五典”，也是回回人的重要传统习俗。所谓“五典”，就是孝顺父母，夫妻互爱，长幼互敬，兄弟和睦，朋友忠信。“五典”，是中国伊斯兰教学者根据《古兰经》和“圣训”，吸收儒家思想而概括出的5条义务。后来汉学派还将其作为宣教的指导思想。 （二）婚姻 依据伊斯兰教法规定，成年男女可以自由择偶。但在广大农村中，大多数人实际上还是父母作主。未成年先订婚的现象也很普遍。订婚须按一定的程序进行。首先是“立主亲”。 “主亲”由男方宗族或至亲戚友中老成者并与女方相识或往来者组成，从中进行说合。一旦妇方同意，即可进行“纳聘”，聘金或以牛、羊、马、骡，①或以金银、衣物、钗钏、食物等。依据伊斯兰教规定，女方向男方索取聘金，应依据男方经济状况而定，不能有过高要求。但在现实中，买卖婚姻的现象仍然很严重。刘智《天方典礼》就曾对当时存在的买卖婚姻进行强烈谴责。据说解放前泉州地区回民的订婚礼品，一般是黄金戒指2个，富裕回民，则加金项链一条、手镯一对。此外，还加精制“油香”或“油酥花茧”、“油酥脆花”及布匹等物。②在滇南农村，聘金一般分为三等：一等谷2石，二等1.5石，三等1石，外加新衣料4袭。衣服首饰，视男方家境贫富而定。富裕之家，于娶前一日，还要送牛一头，穷因者则要送牛脯肉2块。③按规定，自由民可以同时娶2—4名妻子。但实际上，多数还是一夫一妻制。结婚要有同教公证人证明，方符条件。举行婚礼时，要请阿訇主持仪式。婚礼一般选择在“主麻日”。 回回人一般都很少离婚。但如果实在不能在一起生活，只要任何一方说三声“不要你”，便构成离婚条件。离婚如果由女方首先提出，而男方不同意，则不能离婚。若男方表示同意，女方非但不能分享共有财产，还要退还彩礼（或称“讨休钱”）。④如果男方提出离婚，女方不同意离婚，经调解无效时，女方可以不退还聘金，夫妻离婚后，若双方都后悔，仍可复婚。但妇女离婚后，则须等3个月后再改嫁。 回回人一般只与同教人结婚。《古兰经》规定：“你们不要娶以物配主的妇女，直到他们的信道。”“你们不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以物配主的男人，直到他们信道”。刘智《天方至圣实录》云：“择配以三：教门也，根基也，贫富相等也。”
⑤所谓“教门”，就是说要与信仰相同的人成亲，不要与信仰不同的人成亲。若要与外教人结亲，则须先使对方改奉伊斯兰教。在历史上，凡是回男娶汉女的，女方大都随夫改奉罗斯兰教。凡是回女嫁汉男的，汉男也多改奉伊斯兰教。前述李贽二世祖林驽，就是因娶“色目女”而成为回回的。不过汉男娶回女的较少，回男娶汉女的则随处可见。 由于传统习惯影响，加上统治阶级挑拨离间，回、汉隔阂，以致在有些地区出现不同辈结亲或亲上加亲现象，致使人口发育和生理素质受到严重影响。例如在泉州一带，就有同胞姊妹嫁后成兄嫂、弟妇的。也有在家是姐妹，嫁后成叔母、侄妇的。至于姑、姨表结亲现象，更是屡见不鲜。⑥在甘、青地区，旧社会由于受门宦制度影响，教派与教派、门宦同门宦之间，也有不通婚的。如伊里瓦尼派与各门宦不通婚，而赛来奉耶派，又与伊里瓦尼派不通婚。结果，使结亲范围更加缩小。 （三）丧葬 回回人提倡薄葬。当人病危将死时，便要请阿訇或有威望的人念“讨白”，意谓忏悔词，以向“安拉”表示“悔罪”。⑦当其咽气后，则要将“买提”（尸体）置于厅堂中的床上，将原有衣服脱去，用净水加以洗濯，并用白细布自下而上包裹，然后盛入木匣，送往埋葬。①葬时由参加送葬群众站“正那则”，意谓代亡人拜主。但禁止排列供品敬奉。自病人咽气之日起至送葬，遗体一般不得过3日。3日内死者家属不动烟火，吃食俱由亲友邻居赠送。按伊斯兰教规定，死亡是真主赐福往天堂，俗称“归真”；故亲属不得悲哭。行土葬，一般都葬于公共墓地中。送葬时，要以钱散给贫人，谓之做好事。
富者多散，贫者量力而行。葬后7日、40日、100日、周年、3年，及生、逝之辰，均行纪念之礼。 （四）回回饮食 主要食米、面。有蒸馍、烙饼、馕、包子、饺子、汤面、拌面等食物。逢年过节，喜食油香、馓子及各种油炸食物。肉食主要是牛、羊肉、鸡肉、鱼肉。但禁食猪肉。因猪形象丑陋，“其性贪，其气浊，其心迷，其食秽”②。被认为是秽物，故禁止。明代时，因明朝政府在东南沿海地区，推行“反色目人”运动，致使当地回回人惨遭摧残和屠杀。于是，有的人逐渐为汉族所同化，例如福建晋江地区的回民就是如此，他们也与当地汉族一样养猪和吃猪肉。③但这是个别地方的特殊现象。 禁烟、酒。在回回人心目中，酒和烟无论对人和社会，都有害而无利，是孳生邪恶与逸乐的根源。马注《清真指南》说：“盖谓酒乃是恶之媒，邪魔入罪之根，古来丧国倾家，败伦灭理者不可胜纪。奉主禁谕，所以清蒙晦，禁逸乐，斩万罪之源也。”④他在论及烟时又指出：“西域俗名坦芭菇，缘乃母鲁得以火柴架烧倚布喇希默圣人，命男女行奸魇之，遗精始生”。“吃烟之人，地为之做歹堵挖，不受主之慈悯”⑤。显而易见，他认为烟、酒是与伊斯兰教教义不相容的。 禁食马、驴、骡、虎、狼、狮、豹、熊、猴、狐、鼠、犬、雕、鹰、鸦、鹊等动物。因为伊斯兰教教义认为，人们的饮食，是可以颐养情性的。食生性良善的食物，便可增益人的善性；食生性恶浊的食物，便会滋长人的恶性。是以果、谷、瓜、蔬之属，俱可食。而禽兽之属，性纯吃草谷者可食，性不纯而食秽污者不能食。牛、羊、骆驼“具纯德”，可以食。马、驴，以“性有不善”，不可食；骡是马、驴乱群而生，也不能食；虎、狼、狮、豹性“暴恶”，熊、猴、狐、鼠性“顽滑”，犬性“贪污”，雕、鹰、鸦、鹊肆侵夺，故皆不可食。⑥
（五）回回禁忌 禁忌：食一切动物的血和自死动物；吃蒸馍和烙饼等时用嘴咬；在所用水井、水塘用手取水；将取水器中水倒回井和水塘；在水井、水塘附近洗涤衣物和蔬菜；在果树下、水沟旁及河边大、小便；在人前袒胸露臂；在背后议论和诽谤别人；算卦、相面和赌博；放高利贷、偷盗和抢劫；崇拜偶像等等。 （六）穿戴 一般而论，回回男子喜欢戴白帽和黑帽，妇女喜戴黑、白或绿色盖头。不过，因教派不同，其式样也有不同程度的区别。西北地区的回族，男服一般多黑色、肥大，裤长及于脚面，扎裤腿，喜穿西装式长大衣，帽多圆形、平顶。但哲赫林耶派的男帽则有尖，西道堂派的男帽则是一块一块缝接起来的。妇女衣服，上窄下宽而长，通常都是过或及膝盖。青年妇女爱穿颜色鲜艳的服装。新教妇女的盖头多用丝织品或棉织品制成，从头上套下，披在肩上，只露面部在外。而老教派妇女一般不戴盖头。哲赫林耶派妇女头上爱顶块白布，西道堂派妇女头上爱顶一块毛巾。有些地方则喜戴发网或蒙上一块棕、白两色的大头巾。年轻妇女头上扎红、绿丝绸头巾，脚穿绣花鞋并爱戴手镯、项链、耳环和戒指。长期散居于汉族群众中间的回民，眼式则多与汉族相同。 （七）其它 回族人民除本名外，每人都有一个经名。凡孩子出生或满月时，俱要请阿訇给小孩取经名。在陕、甘、青和新疆等地，还要举行命名仪式，请阿訇念经。亲友们要携带礼物祝福。当孩子长到4岁又4个时辰时，要由家长带领到清真寺去学一次阿拉伯文字母，称之为“赢学”。男孩12岁、女孩9岁时称“出幼”。男孩出幼要举行“割礼”，即割去阴茎上的包皮，以便“大净”和“小净”时容易洗干净。“出幼”后要按照伊斯兰教规定，按时礼拜和在清真寺里学经文。如遇有吉凶诸事，须请阿訇诵经，谢以银钱，“谓之布施”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元朝秘史》卷十，第238节。 ②[波斯]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49、50页注①。 ③的斤即特勤。 ④此据《圣武亲征录》。《世界征服者》译本上册第49页，作三人，人名亦异。 ⑤《元史》卷一二二，第3000页。 ⑥《元朝秘史》卷一○，第238节。 ⑦《元史》卷一二二，第3000页。《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第50页）载：“因成吉思汗之死，此女没有嫁成。”成吉思汗死干1227年，在巴而术而忒的斤初次见他后16年。此事说法不一，似以《元朝秘史》所记为难。 ⑧《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第49页。 ①《元史》卷一二二，第3000页；《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第50页。 ②《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第50页。 ③《元史》卷一二二，第3000页。《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第50页）作萨仑的。拉施特著、余大钧等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244页作撒邻迪。 ④此据《元史》卷一二二，第3000页。《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第59页）作公元1252—1253年间，其弟斡根赤继位。 ⑤《元史》卷三，第51、53、54页；《元史》卷一二二，第3000、3001页。 ⑥《元史》卷一二二，第3001页。 ⑦同上。 ⑧《元史》卷一○九，第2761页。 ⑨《高昌王世勋碑》。 ⑩《经世大典》序录。 ①《元史》卷一二二，第3001、3002页。 ②《元史》卷一九，第403页。 ③同①，第3002页。 ④《元史》卷二四，第543页。 ⑤同①，第3002页。 ⑥同上，《元史》卷一○九，第2761页。 ⑦《元史》同①，第3002页。 ⑧同①，第3002页；卷一○九，第2761页。 ⑨同①，第3002页。 ⑩《元史》卷一二五，第3说072页。《新元史》卷一○三刑法志。 ①《元史》卷六三，第1569页。 ②《元史》卷一○，第211页。 ③《元史》卷一一，第221页。 ④同上书，第223页。
⑤《元史》卷六三，第1567页。 ⑥《元史》卷一一，第228页。同上书，第230页。《元史》卷六三，第1569页。《元史》卷一二，第253页。 ⑦《元史》卷一四，第293页。《松雪斋文集》卷七《赵国公谥文定全公神道碑》。 ⑧《元史》卷一二四，第3048页。同上书，第3050页。 ⑨同上书，第3046页。《新元史》卷一五○。 ⑩《元史》卷一三四，第3246页。《新元史》卷一九二。 ①《新元史》卷一九二。 ②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第548页。据该书统计为64人，但其中有几人并非畏兀儿人。 ③《元史》卷一一二，第2789页。 ④以上为不完全统计。扩廓贴木儿为察罕帖木儿之甥、养子。 ⑤《元史》卷一四五，第3448页。 ⑥《宋史》附录，第14259、14262页。 ⑦《辽史》附录，第1558、1559页。 ⑧《金史》附录，第2903页。 ⑨《元史》卷一三○，第3174、3175页。《新元史》卷一九二。 ⑩《元史》卷二○二，第4519、4520页。《元史》卷一三四，第3260页。 ①《元史》卷一四三，第3421、3422页。 ②《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第118页。此仅为有关海盐腔形成的一种说法。 ③《元史》卷一九三，第4386页。 ④转引自《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第118—119页。 ⑤《元史》卷一二二，第3002页。 ⑥《新元史》卷一一六。 ⑦《元史》卷六三，第1567页。 ⑧蒙兀儿斯坦一名见《中亚蒙兀儿史》第一编，米儿咱·马里麻·海答儿著，汉译本，第148页等处。 ①《中亚蒙兀儿史》第一编，汉译本，第46页。 ②《明史》卷三三二，第8606页。 ③《中亚蒙兀儿史》汉译本第一编，第44、46页。但有些历史著作则认为该国第一代汗是也先不花之子秃黑鲁·帖木儿。 ④《明史》卷三三二，第8607页。 ⑤同上书，第8608页。 ⑥同上书，第8608页。 ①《明史》卷三三二，第8608页。 ②一说死于1462年。 ③《明史》卷三三二，第8608页。
④《中亚蒙兀儿史》汉译本，第一编，第54页。 ⑤同③，第8616页。 ⑥《中亚蒙兀儿史》汉译本，第一编，第345页。 ⑦《中亚蒙兀儿史》汉译本，第二编，第431页。 ⑧一说为1543年。 ①和宁：《回疆通志》卷三。 ②《清史稿》卷七六，第2391页。 ③或作伊斯梅尔。 ①《大元马政记》。 ②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三。 ③《南宫奏议》卷二九。有人认为“汉回”一词产生于清代，非是。 ④参阅白寿彝：《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见《回族史论集》。 ⑤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四。 ⑥“番客”，凡东南沿海各通产口岸都有。参阅《册府元龟》卷一七○。 ①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201页。所说的“回教”、“回民”，实际上即是“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同义语。因为“回教”、“回民”二词，唐代并未产生。 ②参阅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207、208页。 ③《泉州府志》卷七五。 ④《广东通志》卷九二；赵叔盎《千佛塔记》。 ⑤参阅《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 ⑥参阅杨怀中：《唐代的蕃客》，载甘肃民族研究所编《伊斯兰教在中国》。 ⑦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第25页。 ⑧参阅汉译《世界征服者史》（上），第140页。 ⑨参阅汉译《史集》第1卷第2册，第298页。 ①参阅汉译《史集》第1卷第2册，第309页。 ②据《元史》记载，赛典赤·赡思丁、赡思祖父等，都是在蒙古军西征时自愿归附的。这些人肯定不是个别的。 ③《蒙兀儿史记》和《新元史》都将其当成“阿刺浅”，杨志玖先生《（新元史·阿刺浅传》证误》，斥其非。 ④《元朝史》上册141页注认为即尔后在蒙古国中任要职的牙刺瓦赤。又译为牙刺洼赤、牙老瓦赤。 ⑤《元史》卷九九，第2538页。 ⑥许有壬：《至正集》卷五三。 ①参阅杨志玖：《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载《元史三论》。 ②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第546、550页。 ③参阅白寿彝：《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初步发展》，载《回族史论集》。 ④戴良：《丁鹤年诗集》序。 ①《元史》卷一九○，第4351页。 ②参阅王逢：《赠买闾教授（有序）》，《梧溪集》卷四。 ③参阅《元史》卷一九○，第4350页。 ④宋濂：《西域浦氏定姓碑》，《宋学士文集》卷五。 ⑤许有壬：《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至正集》卷五三。 ⑥王礼：《麟原集》卷六。 ⑦谈迁：《国榷》卷三。 ⑧《明实录》卷五一，洪武三年四月甲子条。 ①参阅江应梁《滇南沙甸回族农村调查》，《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 ②龚景瀚：《循化志》卷八。
③参阅马颖生：《大理回族与伊斯兰教》，载《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 ④参阅汉译《史集》第2卷，第379、382页。 ①《清实录》卷二九○，乾隆十二年五月壬寅条。 ②引自《清真释疑补辑》，京都清真藏版。 ①“学董”，是清中叶后在西北地区清真寺中产生的一种组织形式，负有管理清真寺的财产和经济收入，并调解处理教坊内民事纠纷和宗教事务等权力。“乡者”，是帮助学董处理宗教事务、及同阿訇一起，为本坛教徒念经。它的出现，促使清真寺大权逐渐由宗教职业者手中，转为地主富豪们所操纵。 ②参阅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第108页。 ①《元史》卷一一，第232页。 ②《元史》卷一六，第333页。 ③《元史》卷一九，第415页。 ④《元史》卷二八，第626页。 ⑤《明史》卷七七，第1879页；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故元遗兵》。 ⑥参阅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调查组：《陈埭丁姓研究》，载《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 ①参阅《甘肃通志稿》《民族三·族姓三》。 ②江应梁《滇南沙甸回族农村调查》，《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 ③《永建回族自治县社会调查》，《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 ④“纳失失”，西域锦中的一种，中嵌有金线和珍珠，是元代宫廷制作宴会礼服“只孙服”的重要原料。 ⑤“撒答刺欺”，西域锦中的一种，多用犬、兔毛制成，极精美。 ⑥《元史》卷八五，第2149页。 ⑦《元史》卷九八，第2517页。又据同书《百官二》，“都元帅府”始置于至元“十八年”。若据后者，则新附军至大都后二年始有都元帅府。1285年，都元师府被改为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 ①欧阳玄：《圭斋集》卷九。 ②参阅赖存理：《回族商业史》，第186页。 ③《元史》卷八八，第2221页。 ④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一九《高士传》。 ①《元史》卷二○五，第4560页。 ②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八八。 ③《元史》卷一三四，第3266页。 ④吴澄：《沙的行之字说》，《临川吴文正公集》卷五。 ⑤吴澄《玉元鼎字说》，《临川吴文正公集》卷六。 ⑥参阅《元史》卷一九○，第4353页。 ①《元史》卷一九○，第4350页。 ②有的学者说他是蒙古人。从有关记述来看，似应为回回人。 ③赵孟頫：《薛昂夫诗集序》，《松雪斋文集》卷六。 ④参阅顾嗣立《寒厅诗话》。 ⑤参阅戴良：《鹤年吟稿序》，《九灵山房集》卷二一。 ⑥邓文原：《巴西文集·故太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 ⑦参阅《元史》卷九○，第2297页。 ①参阅马坚：《回回天文学对于中国天文学的影响》，载《回族史论集》。
②回回历是纯阴历，依月亮圆缺一周为一月，每月天数固定。奇数月为大尽，各30天；偶数月为小尽，各29天。每隔2—3年置闰一天，加在12月为30天，以30年为一计算单位。其中19年为354天，11年为355天。 ③主要指今加里曼丹以西的印度洋北部地区。 ④《修建胡太师祖佳城记碑》，载《中国穆斯林》1981年第2期。 ①参阅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第112—113页。 ②参阅罗万寿：《试析王岱舆的宗教伦理思想》，载《回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 ③《天方至圣实录·著书述》。 ④鹿佑：《天方典礼》序。 ⑤保安吉：《重刻清真指南》叙。 ①参阅纳忠：《清代云南回族人与伊斯兰文化》，载《回族史论集》。 ②《甘肃通志稿·民族六·宗教》。 ③刘智：《天方至圣实录》，第312页。 ④刘智：《天方典礼》，第80页。 ①参阅马注：《清真指南》，第136页。 ②参阅《甘肃新通志》卷一一。 ③马注《清真指南》第125页所说的课税额数，可能也是其中一种。 ④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明代）第47页。 ①参阅《甘肃新通志》卷一一。 ②参阅黄秋润《浅谈泉州回族风俗》，载《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 ③江应梁：《滇南沙甸回族农村调查》。 ④参阅黄庭辉：《回族的婚姻家庭》，《回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 ⑤刘智：《天方至圣实录》，第317页。 ⑥参阅黄秋润：《浅谈泉州回族风俗》，载《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 ⑦马注：《清真指南》，第366页。 ①《甘肃新通志》卷一一。参阅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 ②刘智：《天方典礼》，第181页。 ③参阅黄秋润：《泉州陈埭丁姓、白奇郭氏回族习俗的演变》，载《回族史论集》第506、507页。 ④马注：《清真指南》，第361页。 ⑤同上书，第362页。 ⑥刘智：《天方典礼》，第169—171页。 ①许景瀚：《循化志》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