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的说大清毋庸置疑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

在中华帝国史上诸王朝中，清的疆域最大，人口最多。汉时的西域，唐时的吐蕃，蒙古和台湾，全都被它纳入版图，远远超过自秦开始，汉、唐、宋、明因之的“传统疆域”。清的人口也超过历朝历代。据统计，秦代人口不过两千万，汉最多六千万，晋一千六百多万，唐四五千万，北宋四千六百万，元末五千余万，明末六千余万，清的人口则至少上亿。所谓“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当有不少是大清帝国留给中华民国的“人力资源”或“人口遗产”。

清的军事力量也很强大（仅次于元）。大清帝国与列强战争的失利，常常使人们误以为它不堪一击。其实，在传统战争范围内，它是战果辉煌的。我们不妨将其与暴秦、强汉和盛唐做一个比较。秦的军事力量是很强的。秦始皇“南取百粤之地，以为桂林、象郡”；“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贾谊《过秦论》）。结果怎么样呢？“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杜牧《阿房宫赋》）汉的军事力量也是很强的。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铁马金戈，所向披靡。“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在汉帝国那里不是理想，而是现实。结果怎么样呢？一个黄巾起义，就使它焦头烂额；一个董卓之乱，就让它命若游丝。然而大清帝国即便在遭受重创、国势衰微之际，尚能平定新疆，收复伊犁，镇压太平天国。至于前期平三藩、收台湾、对付教门会党，更是攻无不克。清王朝并不是“纸老虎”。

疆域广阔，人口众多，武力强大，并不等于这个王朝就一定强盛，更不等于其统治者就一定能坐稳江山。元之疆域既广，人口亦多，武力更强，却不过百年而亡。相反，同为“异族”入主中原，清的寿命就长得多。而且，清帝逊位以后，尚能享尊号宫室不变，结局并不太坏。事实上，大清王朝的国运十分长久，即便从1644年入关算起，也有二百六十七年，仅次于汉（四百二十六年）、唐（二百八十九年）、宋（三百一十九年）、明（二百七十六年）。但汉有新莽，实为两代；唐有武周，实为腰斩；宋则后来只有半壁江山，北宋不过一百六十七年。而如果从1616年建国算起，清之国祚则还要超过明，竟长达二百九十五年之久。这样算下来，清竟要排在第一。

长治久安的秘密不在兵强马壮，更不在地大物博，而在政治清明。在同为集权政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清代的状况至少不能说是最坏的。相反，清之所谓“康雍乾盛世”，持续一百三十四年，远远超过汉的“文景之治”（四十年），隋的“开皇之治”（二十四年），唐的“贞观之治”（二十三年），宋的“太祖太宗之治”（三十八年），明的“仁宣之治”（十一年）。当然，诸朝还有其他“治世”，但断断续续，远不如清之“治世”连续三朝，一贯到底。

事实上，有清一代，无宦官之乱，无外戚之祸，无荒淫昏戾之君，无帝后被废被杀，应该算是“安定团结”。清代统治者（包括皇帝和摄政人物）也大多勤政。除“三节两寿”（春节、端午、中秋，皇帝、太后寿辰），几乎日日办公，而且“当日事当日毕”。每天披阅奏折数十上百件，不过寻常之事。清帝国制度相当完善，办事效率和保密程度也比较高。从中央到地方，体系严密，结构完整，号令畅通。因此虽然祸乱不断，却从未动摇国本，引起分裂，最后终能以和平方式，将政权完整交出。清之政治，并非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糜烂。

民生和民族也基本不成问题。所谓“基本不成问题”，是说其民生状态和民族关系都不是最坏的，至少没有坏到官逼民反的程度。实际上清代统治者生活尚属节俭，康熙年间皇室年开支不过三万两，远远低于明的年开支一百六十一万两。他们对民生问题相当重视，政策也算宽松。自康熙年间实行“摊丁入亩”后，即宣布“永不加赋”，以致康熙至道光一百八十九年间，民生富足，百姓多能维持小康。晚清时虽遭太平天国破坏，民族经济仍有不俗的表现。1895—1913年间，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速度竟高达年均15%，这岂是崩溃的迹象？当然，集权统治下广大平民的生活还是艰难困苦的。但这是历代王朝之通病，非清朝而独然。何况，清末民生再苦，也没有像秦末、汉末、隋末、唐末、明末那样天灾与人祸并行，灾变与民变并举，饿殍遍地，饥民满国，处处揭竿而起。清王朝，不是因民生问题灭亡的。

民族问题亦然。历朝历代都有民族问题，但清的情况相对较好。汉、唐征伐不断，结果两败俱伤，只好和亲了事；宋、明放任自流，结果无力还手，终于国破家亡。元的情况最坏，公然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政策，结果是自己也被灭了。只有清，刚柔相济，软硬兼施，化敌为友，以少胜多，成功地创造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局面。蒙古是其亲戚（蒙满贵族长期通婚），汉人是其子民（康熙以后实行“满汉一体”的政策），西藏是其臣属（达lai和班chan均由其册封），新疆是其辖地（后更正式设省）。曾经让许多王朝头疼的“蛮yi”和“外敌”，连同也曾被视作“蛮yi”和“外敌”的清朝统治者自己，统统变成了“中国人”和“自己人”。这真是何等了得！

当然，民族矛盾总是存在的，“反清复明”和“驱逐鞑虏”的呼声也不绝于耳。但对此要做分析。在我看来，其原因有四。一是“夷夏之辨”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根深蒂固，二是“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伤痛记忆犹新，三是满汉两族在许多方面并不平等（尤其是政治待遇不平等），再就是革命造反需要一个直截了当、具有煽动性的口号了。在一个民族情绪甚浓的国家里，民族主义的口号恰恰是最煽情的，何况汉人原本是多数。但不管怎么说，清末民族矛盾绝没有发展到元末爆发民族起义的程度。相反，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各族人民都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共赴国难。清王朝，也不是因民族问题灭亡的（以上综述，参考了赵无眠先生的研究成果，请参看赵无眠《中国历代王朝大排名》）。

事实上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清朝君主之符合中国传统，远远超过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而他们所能行使之职权，也胜于历朝历代（参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这多半是因为他们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对于政权的颠覆时时怀有戒心，因此居安思危，殚精竭虑，扬己（满族）之长，避彼（汉族）之短，从而将帝国制度发展到了极致。也就是说，在帝国制度的框架内，他们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不比历朝历代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