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与晚清民国政界人物的交游

齐白石对于入仕为官的态度是消极的，这可能与他的家庭出身以及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有关，齐白石幼年读书，后来因病辍学改习木工手艺，再后来靠卖画为生，他的父祖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在旧社会饱受压迫剥削，对于官家是没有好印象的，这也影响了齐白石的价值观念。齐白石刻印“星塘老屋不出公卿”以自警，几次主动放弃入仕为官的机会。但是在一个政事多端的社会环境里以卖画为生又不可避免地要与官宦富绅打交道，因为只有这些人才有财力与心思玩赏字画，画家的实现空间就在这个人群之中，所以齐白石与政界人物的交游是不可回避的，其中的动机与效果也是多重的、复杂的，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交游对于齐白石的艺术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积极的影响。

松寿齐白石

30岁左右，齐白石成为方圆百里小有名气的画师，能依靠卖画维系生计，过上了相对稳定的安逸生活。这段时期他开始广泛交游当地文化名流，组织龙山诗社，参与诗文雅集。后来齐白石名声渐远，常到湘潭城中为人画像，1897年他结识了对他的绘画事业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个人：郭葆生和夏午诒。当时郭葆生是一位候补道台，夏午诒是一位贵公子，这两个人均雅好丹青，对于齐白石的艺术很是赏识。1902年郭与夏均在西安为官，夏午诒致函齐白石请他到西安教自己的夫人学习绘画。郭葆生也致函劝说齐白石到陕西，他从齐白石的艺术事业发展的角度，劝说齐游历四方、师法造化。两个人一个为齐白石提供现实的世俗缘由，一个从艺术的角度申明大义，可以说正是他们的劝导促成了齐白石十几年“五出五归”的游历生涯，这对于齐白石的艺术确实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到西安后郭、夏又把齐白石引见给陕西臬台樊增祥。樊是清末民初著名诗人，也非常赏识齐白石，他为齐白石定了一个刻印的润例，亲笔写好送给齐白石，这张润例为齐白石的刻印生意张势不少。后来樊增祥要推荐齐白石进宫为慈禧太后做代笔，齐白石婉言谢绝了。1903年夏午诒进京谋差，邀齐白石同行，这是齐白石第一次进京。再后来夏午诒要到江西为官，意欲为齐白石捐一个县丞，齐白石再次婉拒。此后齐白石又追随郭葆生、汪颂年等人的宦迹游历岭南。1917年齐白石的老家闹匪乱，他寝食难安，这时樊增祥劝齐白石进京发展，齐白石无奈这才第二次到京。开始在郭葆生家里教画并在琉璃厂挂出了卖画的润格。1921年至1923年，夏午诒任曹锟的秘书，他介绍齐白石到保定府曹锟家里作画。当时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是直系军阀首领，权势显赫，这是齐白石接触的第一位民国政要，如今美国曹氏家族藏的一批齐白石作品就是这段时期画的。

1919年齐白石在北京定居，他的交游重心开始转向京城文化界，这时才遇到了陈师曾、梅兰芳、徐悲鸿等一批新朋友。与这批人的交游把齐白石的艺术与画名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齐白石接触的人物除了这些文艺界的好友之外也不乏一些政界人物，他们大都是一些跻身于文化界又有雅好的政要，像“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他与齐白石有书画往还。还有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与齐白石的书画交游更多，他为齐白石的画集诗文集题名，上世纪40年代还多次为齐题写铭文，多达五六幅，不厌其烦，有败字也不弃，请齐白石自己选用，由此可见二人交情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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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国民党高官张道藩在南京策划了一个活动，他以当时的“中华全国美术会”名义在南京为齐白石、溥心畬两位北方画家举办了一个联合画展，还邀请二人亲往南京。其实这次展览背后具有多重动机。因为当时正值蒋介石60岁生日，南京方面报纸称为“祝寿画展”。活动期间张道藩还大张旗鼓拜齐白石为师，邀请名流大摆筵席，媒体大肆炒作。其间张道藩还安排蒋介石接见了齐白石，齐白石送给蒋介石一幅《松鹰图》和两方印章，蒋介石欲推荐齐白石为“国大代表”，齐白石婉言谢绝。这个时期齐白石已经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艺术家，张道藩此举同时也是为了借助齐白石在文化界的影响力巩固自己的地位，画展背后隐含有重重的政治色彩。

可以说齐白石的艺术生涯与这些政界人物是分不开的，甚至有几个重要的官僚对他的艺术事业发展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以艺术赞助人的身份出现，较早发现了齐白石的艺术，赞助齐白石的艺术活动，并且引荐推介齐白石，这些都对齐白石的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进入新中国时期之后这些交游一度被列为罪证，对齐白石的艺术影响起到负面作用，但是在新时期我们撇开各种政治干扰，用客观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应该给予这段历史一个肯定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