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
乡土：hvillage
“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被认为具有一种共同的理想，即在西方现代化冲击下寻求中国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社会学在被引进中国的时候，已经带着这个特殊的印记。费孝通是他们其中的一个，终其一生都在试图通过乡土对中国做出解答。
三访江村
某种程度上，《江村经济》和它背后的“乡土中国”几乎成为费孝通的代名词。自从1936年27岁的费孝通看似偶然地来到江村，写成《江村经济》后，他共26次来到这个村庄，贯穿了他的一生。费孝通晚年时的秘书张冠生告诉本刊记者，特别是1936年初访江村，1957年重访江村，1981年三访江村，更是对应着农村经济和费孝通个人命运的转折点。
江村，现实中的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开弦弓村，原本只是费孝通家乡附近的一个普通村庄，因贯穿村庄的河流像一张拉满弦的弯弓，故得名开弦弓村。1936年夏天，费孝通还在新婚妻子王同惠在瑶山调查时误入虎阱身亡的悲痛中难以自拔，姐姐费达生邀他来开弦弓村休养。此前，费达生已经扎根在开弦弓村复兴了十几年的蚕丝业，成立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丝厂，是一个当代黄道婆一般的人物，人们尊称她为“费先生”。费孝通来了，村民们也像欢迎“费先生”一样欢迎这个“小先生”。
1957年5月，费孝通下乡调研时，回到儿时读书的苏州吴江县雷震殿小学，坐在当年的教室里
开弦弓村是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费孝通意识到这个地方的典型性：“可以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的社会问题。”这正是他致力于说明的“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经过两个月的调查，他指出：“在开弦弓，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者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如果农村企业不立即恢复，农民只得被迫选择后者。”
费孝通的学生、上海大学副校长李友梅告诉本刊记者，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构成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主要论题。当时的中国社会学界也有两种主张，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以传统的农村手工业来抵制西方的现代工业；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完全放弃农村手工业，用新型的现代工业来吸收大量的农村人口，使工业从农业中完全抽离出来。而费孝通则在寻求一种中间道路，认为虽然“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压力是目前中国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但是“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都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点在他的江村调查中得到了印证，他创造性地提出“恢复农村企业”。
两个月“无心插柳”的江村调研也早早奠定了费孝通的学术地位，他的导师、人类学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在这部最终被定名为《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的论文出版序言中热情洋溢地写道：“没有其他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他称赞弟子：“不仅充分感觉到中国目前的悲剧，而且还注意到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国，进退维谷，是西方化还是灭亡？”
此后的21年，费孝通一直没有机会重返江村，而到了1952年，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在高等教育改革中被取消了。直到1957年4月，借澳大利亚人类学家格迪斯不久前去江村访问，再加上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下马看花”了解农村合作化情况的契机，费孝通第二次踏上了开弦弓村的土地。重逢的热情很快被现实的问题打断了，粮食问题被提了出来。
张祖道是费孝通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后来作为《新观察》杂志的摄影记者曾5次陪费孝通访问江村。1957年是他第一次来到江村，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村里刚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所谓“形势大好，问题不少”。费孝通对他的拍摄不提什么要求，就让他拍村子里的生产和生活，先拍两天，有了问题再来。张祖道的问题很快来了，比如合作社里还是保留了一些优良的种蚕方法，但是他也拍到儿童不上学，背着箩筐到处割草来喂家里圈养的羊和兔子，而且河边上的空船很多，没有完全被利用起来。
费孝通每天晚上打着算盘给村里算了一笔20年的账：1936年水稻平均亩产350斤，合作化后，1956年达到了559斤，农业增长60%，但农民收入为什么反而下降了呢？费孝通对张祖道说：“问题出在副业上。”拿传统蚕丝业来说，社员养蚕的积极性很高，可是桑叶减少了很多，村里原有的合作丝厂也被日本军队破坏拆毁。费孝通推算，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1956年却不到20%。
这时候，尽管费孝通清楚地知道再提“乡村工业”是不合时宜的，但他看到农民仍然被粮食问题所困，还是忍不住旧话重提。6月，费孝通的《重访江村》（其一、其二）就在《新观察》上发表了，反映乡村工业的问题和农村副业的问题，还谈到合作化初期村民的心境。张祖道没有想到，杂志社等候的“重访”（其三）却再也没寄来，突如其来的“反右”大潮吞没了一切。直到1981年，费孝通没再发表过任何学术作品。
1981年，平反不久的费孝通接到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决定授予他赫胥黎纪念奖章的通知，当年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老师弗思提出，也许他应该再讲讲江村。时隔23年，费孝通再一次来到这个村子，让他欣慰的是，他发现村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快速增长，其中副业收入占了总收入的一半。
在1982年1月张祖道陪同的一次江村访问中，摄影师观察到“改革开放”带来的转折：村里不再“割资本主义尾巴”，村民能养羊、养兔。“一家养五六只，甚至十多只，一年从兔子身上就可以得50至100元。”村里不但重建了当年的缫丝厂，还新建了两家丝织厂和一家豆腐坊。1957年是摇船去的，到了1982年，村子正要修一条从庙港经过开弦弓村通向震泽镇的公路。
三访江村中，费孝通敏感地捕捉到了一个事实，“乡村工业的发展使这个农村集体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事实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更宏大事实的苗头，表现出了一个费孝通为之鼓舞的趋势——“在开弦弓村所见到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在中国并不是个别的特殊现象。即使不能说中国几十万个农村都已发生这样的变化，但是可以说这是中国农村的共同趋势。”
张冠生认为，1936、1957和1981年的三次江村调查，对应着费孝通人生的大起大落，对这只“麻雀”的解剖也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变迁。历经半个世纪的曲折，费孝通终于等到了自己倡导的“乡村工业”的实现。
被土地束缚的中国
《江村经济》即将在英国出版时，费孝通曾询问导师，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好？马林诺夫斯基嘴里吐出一个字来，“earthbound”，后来又摇了摇头说：“你下本书用这个名字也好。”费孝通说：“earthbound直译起来是‘土地所限制的’……他这短短的一句话，不是在为我第二本书提名，而是在指引我今后的方向。”
曾为他作传的美国人阿古什认为，更为明确地将调查对象确立为“乡土中国”，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小说家、改良派、政治活动家把注意力转向农村的同时进行的。费孝通的学生、北大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指出，费孝通的“乡土”视野，与近代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叙事有某种继承关系。
自清末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明恩博发明乡村“窥视法”以来，基于乡村的中国叙述逐渐成为中国学人看待自己的方式，在20世纪30年代衍生了“平民文化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将农民视为需要拯救的对象，认为知识分子承担着通过重建乡村来重建国家的责任。不过，费孝通的乡村研究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目前中国，在社会研究上，最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农民对于乡村运动所抱的态度是怎样的。我们只看见要知识分子下乡去的宣传，要改革这样、要改革那样的呼声，但是，我们绝没有机会听见一个调查农民态度的忠实报告。”
他对姐姐费达生为之奋斗一生的复兴蚕丝业试验当然是敬佩的。“我总是感到我姐姐一直是走在我的前面，我想赶也总是赶不上。她自律之严在我的同胞骨肉中是最认真的，我不敢和她相比……如果仅以所从事的事业来说，我确是在她后面紧紧地追赶了一生。”但是，虽然他也在强调绅士在改造乡村的实践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差别在于，梁漱溟认为知识分子的承担首先是在培养人心，费孝通则认为首先是造就一个制度。
《江村经济》只是个起点，费孝通由此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微观模型能否像书名那样代表“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年论文答辩一经完成，费孝通当即离开英国，10月抵达昆明，两周后便去往禄村。之所以这么迫不及待，费孝通在《云南三村》的序言中写道：“在解剖江村这只‘麻雀’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概括性的理论问题，看到了当时农村手工业的崩溃、土地权的外流、农民生活的贫困化等，因而提出了用传统手工业的崩溃和现代工商业势力的侵入来解释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的见解。但是当时我就觉得‘这种见解是否成立，单靠江村的材料是不足为凭的’。于是提出了类型比较的研究方法，就是想看一看‘一个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浅的农村中，它的土地制度是什么样的呢？在大部分还是自给自足的农村中，它是否也会以土地权来吸收大量的市镇资金？农村土地权会不会集中到市镇而造成离地的大地主？’”
1957年5月，费孝通（右）再次来到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和村民沈宝法（中）等观看英文版《江村经济》，扉页上有两人于1936年的合影
王铭铭说，如果说江村表露的是费孝通对于较开放地区乡绅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积极动向的肯定，那么，禄村、易村、玉村这“云南三村”，则借用现代经济学框架，在封闭的乡土中寻找纯粹的可供比较的类型。通过对不同类型村庄的比较分析，费孝通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观点，反对将西方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当成唯一的工业形态。“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当中就含有工业的因子，在改造中国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如何使原有的分散的工业蜕变成现代工业。”1943年，费孝通在美国准备出版关于“云南三村”的调查报告时，导师曾提到的名字再度涌上他的心头，他用了“earthbound china：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意思可以翻译成“乡土的中国”。而实际上，1947年在中国出版的《乡土中国》，也许更贴近马林诺夫斯基给的这个名字。
由费孝通40年代后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的“乡村社会学”讲义为蓝本的《乡土中国》，是他此前一系列社会调查基础上的成果，初版3000册一经上海观察社出版不到一个月即脱销，费孝通也被《时代》周刊赞为“中国杰出的社会学教授和中国最深刻的政治评论家之一”。1985年，长期为《读书》杂志供稿的费孝通将这本小册子交由三联书店再版，热销之势可视作他“第二次学术生命”开启的一个标志。
什么是“乡土中国”？费孝通解释：“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王铭铭认为，费孝通自己把《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视为不同学术探索阶段的产物。如果说《江村经济》侧重讨论社会制度变革，那么《乡土中国》则在探讨与之相匹配的社会道德——这本质上是一个韦伯式的现代化命题。
基于江村和“云南三村”等不同类型村庄的田野调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供的一个重要观察是乡村社会网络的“差序格局”：“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以‘己’为中心，波浪似地向外扩散，犹如水中投入一个石子后的水波，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而中国社会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安土重迁，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处于“不分秦汉，代代如是”的生存状态。
“既然乡土社会如此浑噩、静止，那么，乡土变革的希望，便不能寄托于地方。在费孝通看来，人心是有差等的，社会改革的首要任务不是去教育农民，而是由外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制度建设。他设想，只要有人带领将乡土工业安置在农村里，受守土心理约束的农民，就会自然而然地走进工厂劳动起来，而不再流失在外。”王铭铭指出，这是费孝通通过《乡土中国》提出的预想，尽管这一预想并未在现实中实现。
最后的士绅
在费孝通逝世前几年，王铭铭曾陪同一位英国教授拜访过他，英国教授问他到底属于哪个社会阶层，他微笑着说：“我还是绅士，没变！”
费孝通自述，“在我的一生经历中看到了这一个旧中国士绅阶层最后走过的路程”：“我的老家在吴江县同里镇，历史上是一个地主和退休官僚，也就是这些绅士居住的好地方……到我这一辈人，同里还有‘杨柳松柏’四大户的说法，‘杨’指的是我的外祖父杨敦颐……这些大户人家在乡里地位很高，也有一定影响。‘大户人家’也有称作‘世家’的，在我们家乡还有‘墙门人家’的叫法。墙门人家的子弟被称作世家子弟、书香子弟、读书人家等等，名堂很多。这些人的出路就是念书考科举，考上了可以做官，一人当官，亲戚都沾光。小的时候邻居就叫我‘阿官’。”
这一阶层在近代已开始转变，以费家为例，到了费孝通祖父这一代家道开始中落，外祖父杨敦颐弃官从商，开办纺织厂。父亲费璞安在清末最后一场科举考试中获得生员资格，后留学日本，归国后任江苏省教育厅视学。母亲杨纫兰创办了吴江县第一个蒙养院，亲自教育幼年费孝通。包括费孝通在内的这一代人，大都去国外留学，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从而脱离了构成大部分中国的农村社会。
“士绅阶层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离开了士绅阶层就不容易理解中国的社会。”1953年，费孝通的《中国士绅》英文版由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斐尔德编辑出版，集中了他对士绅和城乡经济关系的研究。2009年，此书的中文版在时隔50年之后由三联书店出版。费孝通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士绅除了依靠道统发挥社会规范的作用之外，还在实务层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士绅阶层作为管事的地方自治团体构成了中国传统权力体系“双轨制”中由下至上的一轨。
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转型中，费孝通看到这一阶层的局限性：乡村的侵蚀最主要的原因是人才的流失；现代知识分子继承了传统社会知识分化的格局，但与他们的前辈相反，学会了技术知识，却没有学会与这些技术知识相配合的规范知识。
士绅如何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这是费孝通一直在自问的。张冠生告诉本刊，作为早早建立学术声名的学者，经历了30年的学术空白，费孝通在晚年是不无遗憾的。他曾说，自己身处中国社会文化变迁最剧烈的百年，却没有写出与之匹配的大文章，辜负了这个大时代。到了80年代迎来“第二次学术生命”之时，他的身份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学者，而对中国现实的关怀更甚。张冠生说，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就曾提出“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饥饿问题”，晚年更一再说，“志在富民”是自己一生的大梦，而在中国实现基本小康之时可算是“及身见梦”。张冠生曾把一本《中国地图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费孝通，特地用黑笔把当时的592个贫困县加重标识。
在学以致用的心态下，当看到80年代改革开放中乡镇企业涌现出来后，费孝通非常兴奋。这些建在乡镇上的小工厂，还有家庭作坊，似乎是他所设想的“乡村工业”的演进版。沿着这条路，费孝通一直追踪到90年代，提出小城镇建设的一系列想法，包括以集体经济为原始积累、开创社队工业的“苏南模式”和以家庭作坊为单位进行加工工业生产的“温州模式”等概念。李友梅在这一时期曾多次跟随他进行调查，她指出，费孝通看重的是，无论是“温州模式”还是“苏南模式”，都既不是对西方工业化道路的模仿，也不是对中国计划经济道路的复制，而是中国农民根据自身条件所创造出来的农村现代化的崭新和有效道路。
进入90年代以后，费孝通的关注对象变成了完全同全球游戏规则接触的开放的浦东地区，浦东农民不仅一夜之间失去了土地，而且连传统的生存技能和生活方式也失去了凭依。李友梅说，在思考中国如何把握国际游戏规则时，他注意到“差序格局”同全球游戏规则之间内在的冲突关系，以及“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文化内涵对这些地区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不可规避的阻碍作用。
在人生的最后10年，费孝通通过“文化自觉”来表达一代士绅到知识分子的转变：“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要自己找出来……‘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生命快过完了，句号画在什么地方确实是个问题。我想通过我个人画的句号，就是要把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这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