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结束后 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强烈要求把此人列为战犯

1945年8月，中国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战后，对于日本战犯，蒋介石要求尽量少，汤恩伯说弄一个人当代表就可以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开始接手国民党政府所处置的日本战犯。另外新中国还接收了从苏联引渡回国的战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对于日本战犯要以“感化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因而所有被国民政府判刑的战犯暂时获得特赦。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关押在太原和抚顺的1000余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无一人被判处死刑。8名战犯分别被判处8-18年有期徒刑。而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则一直坚持一定要把一个人列为战犯！并且，他是死不松口，不列为战犯不罢休。

此人就酒井隆。战后，其实何应钦只提了一个日本人为战犯。他为什么就揪住这个酒井隆死死不放？

因为，酒井隆曾逼着他卖了国。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28年，酒井隆一手策划和制造了“济南惨案”。晋升中佐，回国担任参谋本部作战部中国课课长，成了出名的中国通。1932年晋升大佐，1934年8月调任日本驻天津的支那驻屯军参谋长，亲自起草何梅协定，拔刀架在何应钦的脖子上面，逼何应钦立即签字。把国民党及东北军逐出华北。 1936年任歩兵第23联队长。1937年歩兵第28旅団少将旅团长、在第十四师团的编成内随师团长土肥原贤二参加了兰封会战。

1938年6月至1940年6月，酒井隆先后担任日本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日本内阁“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长官、驻蒙军军附等职，晋升中将。大搞经济侵略，把掠夺的资源不断输送回国。1941年11月，升任驻广东的第23军司令官。同年12月，指挥一个师团经过18天激战，占领香港，迫使英国殖民总督杨慕琦投降。在矶谷廉介抵港前的3个月，酒井隆就是香港军政厅最高长官。1943年4月，编入予备役。1945年2月，在北京设立酒井机关，进行和重庆的和平谈判。同年12月，被中国政府以战犯逮捕。 1946年8月27日，被南京军事法廷判处死刑。同年9月30日，在南京雨花台执行枪决。

1934年8月，酒井隆调任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上任后，酒井隆积极参与策划了侵略中国华北的种种阴谋活动。酒井隆一手炮制了“河北事件”，企图达到“不战而取华北”的目的。“河北事件”主要指两件事：一是天津日租界两名汉奸报人被杀风波；一是日军围剿抗日武装的“孙永勤事件”。

1935年5月2日深夜，天津《国权报》的汉奸社长胡恩溥，在日租界北洋饭店遭枪击，胡身中4弹，被送往医院抢救，于次日早晨毙命。5月3日凌晨4时左右，另一个汉奸《振报》社长白逾桓也在日租界自己私宅内被枪杀。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胡、白被杀案。他伙同关东军驻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峨诚也、日本驻华公使馆副武官高桥坦密商后，准备利用这一机会贯彻日本侵略华北的既定方针。

1935年5月25日，酒井隆给参谋本部发电宣称：“关于在天津租界内发生的暗杀白逾桓、胡恩溥事件，经调查结果，终于判明系蒋介石系统所策动”，“白逾桓系我军机关报的社长，属于我军的使用人员，依据条约，应受到保护。然而在中国官宪的指示下，不断发生此类恐怖事件，至为遗憾”。并提出：“我方为了自卫之需要，将来不经警告随时采取认为适当之行动，并声明由此发生的不幸事件概不负责。”

酒井隆的用心很明显，就是打算借胡、白被杀案，乘机扩大事端，然后以日军武力为后盾，在华北攫取更多的权益。正当中日双方为胡、白被杀案紧张交涉之际，5月17日，又发生了所谓抗日武装孙永勤部进入非武装区，得到国民党遵化县县长庇护和援助的事件。

5月29日，酒井隆按照梅津美治郎的命令，发表通告，宣称由于上述事件，“日军不仅有必要再次越过长城线，而且实际上北平、天津两地，也有必要包括在停战地区内”。同一天，酒井隆和高桥坦还面见了何应钦，威胁说：“今后如再发生如此行为，日本军将采取自卫行动。” 6月7日，日本内阁批准了《华北交涉问题处理纲要》，此《纲要》确定了日本方面的要求，主要是中国政府从平津地区撤退宪兵第三团、北平军分会政训所、国民党党部等机构，解散抗日团体。6月8日，酒井隆在天津主持召开由关东军参谋和驻山海关、北平、天津等地的日本领事馆武官参加的协商会议，讨论《华北交涉问题处理纲要》。在会上，酒井隆提出了一个“以武力为后盾，采取强硬态度”的方针，准备以武力相逼，以达到侵占平津一带军事要地的目的。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6月7日命令一支步兵进入山海关、古北口一线，并在锦州集结一部空军力量待命。6月9日，日本海军从旅顺派遣两艘驱逐舰到天津大沽口，在事实上做出一副准备用武力解决的威胁架势，不断向国民党政府施压。

国民政府不想与日方发生冲突，因而不断妥协退让，最终决定接受日方的要求。1935年6月10日，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按国民党中央的训令，全部承诺了日方要求。但日方并未就此罢休，酒井隆与高桥坦一再催促何应钦签订书面协定，于是何应钦最后以给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复信的方式，在送来的“备忘录”上签了字，表示愿意接受日方的各项要求：“6月9日酒井隆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地期其遂行。特此通知。”这就是酒井隆炮制的《何梅协定》，这份协定使中国军队从华北撤出，而日军则不费一枪一弹侵占了中国平津一带的军事要地。

就这样，他与日本人签订了出卖河北和平津大部分主权的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何应钦卖国后，受到全国人的声讨。

自知当了历史罪人后，何应钦念念不忘酒井和高桥5次见他、进逼5次的经历。1945年抗战胜利追究日本战犯时，身为中国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亲自认定酒井隆为日本战犯，且在他的战犯名单中“只有酒井隆一人”。

在何应钦的坚持下，酒井隆于12月被逮捕，于次年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