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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义和团真相：曾一次烧毁北京1800多家店铺

2022-05-19

100多年前的庚子事变曾给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带来了无尽的创伤和迷惘，至今都在人们的心目中充满了矛盾、模糊和冲突。义和拳到底是什么、是怎么产生的，这些问题并不是一言两语可以理清的。不过，在那个炎热的夏天，这个令世界震惊的事件还是留下了很多斑驳的特点，而作为事件的主角，他们又是怎样一个众生态呢?试述之。 (一)旱灾与焦躁情绪 1900年5月21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曾这么说过：“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更迅速的恢复平靖”。 很奇怪的是，庚子年北方各省的自然灾害与往年以涝为主的态势相反，这次是普遍而严重的干旱，譬如之前曾提到当时直隶的旱情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汗(旱)，春麦未种，……直隶三省未下透雨”。北方的这次旱灾蔓延甚广，除了山东与直隶外，山西、河南与陕西等地也饱受干旱之苦。在很多地方的县志中，当年都有“春夏大旱”，“十室九空”，“晚禾尽萎，大饥”的记载。由此，历史上描述旱灾“赤地千里、“易子而食”的悲惨画面再次出现，其记载令人不忍卒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旱灾被水灾更加的可怕。一般来说，水灾有时间限定性，暴雨不可能一直持续，只要大水退去后，灾民尚可以回到家园重新恢复生活，而且洪水带来的淤泥还能增加土地的肥沃度，有利于提高作物的产量。再者，水灾造成的焦虑情绪往往可以通过追究渎职的水利官员得以宣泄，并可以通过疏浚河道、加高河堤等措施来恢复信心。换句话说，水灾是一目了然的，但旱灾就不一样了。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37/9B/379B1BA999243B5932C46DC69314A824.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皇帝和官员们往往会举行庄严的祈雨仪式，祈求上苍原谅，赐以甘霖。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祈雨活动都会得到回报，譬如庚子年的干旱就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缓解。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43/E8/43E8FE96921735F36522F0F2898B097D.jpg"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李鸿章的)，百官谓之百羊，百姓年三十以上或与洋人相关者谓之二毛子，年四十以上或间接与洋人相关者谓之三毛子，洋人谓之鬼，洋钱谓之鬼钞，洋炮谓之鬼铳，洋枪谓之鬼杆，火药谓之散烟粉，铁路轨道谓之铁蜈蚣，机关车谓之铁牛，电线谓之千里杆，老妇谓之老寡妇，少艾谓之小媳妇，女阴谓之小妖洞，强奸谓之搅小妖洞”，甚至连“洋”也改成右边加个“火”字，意思为“水火左右交攻”。 [page] 在义和拳的眼中，就连光绪皇帝也不是好人，因为他在康有为的怂恿下背叛祖先，搞变法维新就是引进西方的那一套东西，这是义和拳所不能容忍的。王照在《山东行脚记》里就记载了当时的很多谣言，说他在山东莱州府一带游历时，听到的“街谈巷议，大抵不外‘天灭洋人’、‘李鸿章卖江山’、‘光绪爷奉教’、‘袁世凯造反’、‘康有为封六国圣人’之类”。很显然，这几个人都是倾向于洋务的，这才会遭到义和拳的诋毁(流亡国外的康有为做了“六国圣人”，意思做了汉奸卖国贼)。 物极必反。 1900年6月16日(五月二十)，义和拳在焚烧“老德记”西药房等洋货铺的时候，连带北京南城最繁华的大栅栏商业地区1800多家店铺和7000多间民房被焚，其火势之凶猛，连巍峨的正阳门城楼都被殃及并烧毁坍塌。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里说，这次大火“焚正阳门外四千馀家，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仲芳氏也在《庚子记事》中记载说：“及至延及旁处，团民不许扑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无虞，切勿自生慌扰。既至火势大发，不可挽救，而放火之团民，已趁乱逃遁矣。是以各铺户搬移不及，束手待焚，仅将账目抢护而已。” 在这个事件之后，当时很多人开始反思义和拳到底在干什么，譬如仲芳氏在《庚子记事》的前一部分中用肯定的语气记载义和拳的种种活动与传闻，但是大栅栏大火之后，仲芳氏的态度发生明显的变化，他在文中指责义和拳造成了一场“从来未有之奇灾”，并认为“义和团如此凶横，是正耶，是邪耶，殊难揣测”;“若看其请神附体，张势作威，……焉有杀人放火之神灵乎?且焚烧大栅栏老德记一处之房，遂致漫延如此大火，何以法术无灵;以此而论，又似匪徒煽惑扰乱耳。”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59/B2/59B28836FC2E9829582FFCE5F2C98609.jpg" class="cont_pic" alt="揭秘义和团真相：曾一次烧毁北京1800多家店铺"/> 对于义和拳的此类行为，杨典诰也在《庚子大事记》中认为，义和拳“虽有法力，只可以倡乱，不足以成事。……闻者惊以为神术，遂开千古未有之奇祸……四月，保定有烧电杆，毁铁路之举。不知电杆，铁路乃国家营造者，既悬‘保清灭洋’之旗，而又烧焚公家之物，是直与国家为难，非乱民而何。……而老成谋国者，以为乱民不可恃，兵端不可开”。由此可见，当时清醒的人还是为数不少的。 (三)暴戾性杀戮 毫无疑问，在庚子年的那场浩劫中，华北地区的居民们都亲眼目睹了一场野蛮杀戮的恐怖场景：开始是义和拳杀中国教民，其中也包含了极少数的外国传教士或者洋人甚至外交官(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和德国公使克林德);接着是清军与义和拳及其八国联军的相互攻击，义和拳与清军死伤惨重;最后是八国联军对义和拳乃至中国无辜平民不加区别的残酷报复。在这个酷烈的夏天，天津的附近河流中几乎每天都有死尸漂流，而且大多是无头或者肢体不全，有时候尸体多到将河段拥堵。 据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统计，在这场浩劫中的外国遇难者为 231人，但被杀的中国教民和无辜百姓，目前已经无法统计出具体数字。但根据中外各方的动辄数以百计乃至数以千计的记载来看，这个数字必然是外国遇难者的上百倍甚至是上千倍不止。据统计，仅山西一省就有5700余名教民被杀，而直隶、北京、天津的遇难人数更为巨大，如《庚子国变记》中的记载说：“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