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铸时停的明代铜钱中解读资本主义的萌芽

中国古代铸钱最多的朝代，一是北宋，一是清代。北宋与清代之间历时最长的朝代是明代，而且明代比北宋和清代都要长，然而让古钱收藏者失望的是，明代铸钱不多，根本无法与北宋或清代相埒。明代二百七十多年中，约有半数年份是完全没有铸造铜钱的。除英宗外，明代每个皇帝只有一个年号，16个皇帝中仅有10个被铸了年号钱，其中有的还是继任皇帝为其补铸的。所铸10种年号钱，数量也是多寡不均，甚至极为悬殊。寒斋存有明代铜钱数百枚，其中较多的是洪武通宝、永乐通宝、万历通宝和崇祯通宝，各有数十枚；嘉靖通宝和天启通宝较少，各有十数枚；其余的宣德通宝、弘治通宝、隆庆通宝、泰昌通宝就更少了，有的仅有一两枚而已。这些藏品，大致可以反映出明代铜钱的传世情况。根据文字记载，泰昌通宝和天启通宝铸行并不少，但今天所见却不多。记得童年时，我家有一枚传世的天启通宝，包浆精熟，我时常把玩它，总觉得明代距离我们不是很遥远。

造成明代铜钱铸行较少、时铸时停且多寡不均的主要原因，是明朝先后推行宝钞和使用银锭。明代商品经济有较大规模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货币的铸造与流通也有其特点。明朝实行中央集中的货币政策，力求货币稳定。明初推行以纸钞为主的货币流通制度，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八年(1375年)正式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但由于钞法措施不当，事与愿违，最后也无法阻止宝钞的不断贬值，到明代中期，宝钞制度已名存实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间交易中自发地使用银锭和铜钱。明代中期以后，白银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货币，形成了以白银为主、铜钱为铺的货币流通制度，一般交易大数用银，小数用钱，这种币制一直实行到明亡，并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货币制度的新格局。明代后期，铜钱的铸行量明显增加，乃至私铸严重，恶钱泛滥，引起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大航海家郑和手下的翻译曾经写过一本《瀛涯胜览》，里面谈到：“爪哇国通用中国历代铜钱，旧港国亦使用中国铜钱，锡兰国尤喜中国铜钱，每将珠宝换易。”其中爪哇国、旧港国位于今天的东南亚，锡兰国就是今天南亚的斯里兰卡，即郑和与锡兰山国之间的锡兰山之役的发生地。这段记载说明，当时中国的铜钱在海外许多国家大量流通。

在当时的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它们在开展国内和国际贸易的时候，迫切需要一种具有信用的货币，能够顺利与别国做贸易。假如自己铸币，需要掌控铜矿，或者至少有稳定的铜料来源；还需要有足够好的铸造技术。这些技术对于许多小国家来说，太高端了。此外，铸币时还不能以劣质材料冒充好材料，破坏货币的信用。

打铁锤要硬，炼钢火要猛；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这些小国自己没办法铸币，如何解决货币问题呢？当然是拿来主义了，从信用好的国家直接进口货币！

来自大明王朝的铜钱满足了这些海外诸国的货币需要。明朝铸造的铜钱质量上乘，而且国家长期强盛，货币的信用有保障，对于海外的一些小国家来说，自己铸币还不如直接从明朝输入一些铜钱，作为本国流通货币来得容易。而对于一些大的国家，比如当时东亚的日本和东南亚的越南，它们一方面输入了许多明朝铜钱，另一方面本国技术和铜料也有保障，所以曾经大批仿铸明朝的铜钱，和明朝的铜钱一道在市面上流通，供本国商贸人士使用。

国外考古也证实了当时明朝铜钱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比如日本考古学家曾经对日本48处挖掘出铜钱的遗址进行分析，在发现的55万枚铜钱中，几乎都是来自中国的铜钱。环南中国海和环印度洋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从泰国、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到阿曼、伊朗、肯尼亚、坦桑尼亚，都曾经出土过明朝的永乐通宝铜钱。

明朝前期，国内货币量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需要获得大量的铜钱乃至黄金、白银，但海外诸国对明朝铜钱的需求更加饥渴，这从铜钱与白银的比价上就可以看出来。比如明朝中期，在中国境内，1两白银可换700~800文铜钱，而当时日本1两白银只能换约250文铜钱，铜钱的购买力显然比明朝强。数倍的利润足以驱使一些人走私铜钱和铜料出国，到国外把铜钱留下，采购一批货物回到明朝卖掉，换成铜钱再出海。甚至更简单一些，拿着铜钱到国外去，兑换成白银，然后拿着白银回国，兑换回更多的铜钱，再带着这批铜钱出国。这种手法与今天世界上的炒汇非常类似。比如，当投机家们发现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被低估的时候，他们就会大量地把手中的美元兑换成人民币，等待人民币升值，回归它应该具有的价值，然后再换回美元，手中的美元就增加了。今天西装革履在华尔街出入的投资家们其实并没有多么高级的智慧，他们现在所使用的招法，几百年前明朝的走私商人们就已经玩得很熟练了。

明代钱币还有一些新特点：明朝将本朝官炉所铸铜钱称为“制钱”，以别于前朝旧钱和本朝的私铸钱；明代所有铜钱统称“通宝”，包括折二至当十的当值钱，不再用“元宝”，据说是因避讳开国皇帝朱元璋之“元”字，也有说是忌讳元朝国号；明代制钱钱文的读法，一律为直读。

朱元璋除了铸有年号钱洪武通宝外，还铸过大中通宝。所铸大中通宝，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置宝源局，铸大中通宝钱。击败陈友谅后，又于江西置货泉局，颁大中通宝五等钱式铸钱。这个时期所铸大中通宝钱，为吴国公(朱元璋封号)钱，属于元末农民起义军钱币。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四年(1371年)再铸的大中通宝钱，背文加铸“北平”、“豫”、“济”、“京”、“浙”、“福”、“鄂”、“广”、“桂”等地名，则属于明代钱币。

成祖朱棣即位后，一反明初的闭关政策，实行“怀柔远人”的对外开放政策。出于外交和外贸的需要，开铸了永乐通宝铜钱。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作为明朝的使臣，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足迹遍布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和东非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扩大了中外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联系，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郑和船队不仅满载着丝绸、陶瓷等中国特产，还带去了数额巨大的永乐通宝，为西洋、南洋各国普遍接受和使用。永乐通宝为明代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六百年前国际贸易流通货币，古代日本、安南(今越南)都仿铸过此钱。

嘉靖是明朝国势由盛而衰的分界。正是在这一时期，明钱更加呈现出自己的风格。嘉靖铸钱，有几件事很值得一说。嘉靖铜钱最大的变化是采用锌黄铜作为铸材，取代了此前长期使用的锡青铜。“黄钱”的铸造，是中国铸币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得益于锌冶炼技术的进步。黄铜的颜色接近于黄金，虽然其可塑性不如青铜，但是更耐磨和耐腐蚀，有利于保存。

自嘉靖开始，明钱有了金背、火漆、镟(旋)边、一条棍等工艺名称，这些名称皆来源于京师百姓对当时市面流通制钱的通俗称谓。明代重臣徐阶在其《请停止宝源局铸钱疏》中有详细的介绍：“盖制钱之解自南京者，其背或以金涂之，民间因谓之金背；或以火熏其背而使之黑，民间因谓之火漆；其云南所解及宝源局先年所铸，纯以铜锡不搀以铅，每钱一文，秤重一钱二分，钱边又皆经由车旋，民间因其色黄美，其质坚重，其边圆美，谓之旋边；近年局中所铸，为科官建议，革去车旋，止用铸锉二匠，而工匠人等，又复侵盗铜料，民间因其色杂，其质轻，其边锉磨贫糙，遂谓之一条棍。所谓旋边者，工费重大，故奸民不利于私铸，所谓一条棍者，工费轻省，故私铸由之盛兴，且一条棍与私铸之钱相似而难辩，误受于甲，转眼便不能行之于乙，故民间于一条棍不肯行使，并将金背等项，亦皆不行。”这些钱的市场价值彼此不同，与一般钱有所差异。

云南省会泽县明代嘉靖年间铸造的巨型古钱币“嘉靖通宝”，为世界上最大的古钱币，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曾于2002年颁发证书予以认定。这枚古钱直径58厘米，厚3.5厘米，重41.47公斤，经鉴定被认为是明代嘉靖年间东川府(会泽原为东川府)铸钱局开业纪念币。

嘉靖年间还出了一个中国货币史上的公案。据史书记载，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官方决定补铸从洪武到正德九个年号为钱文的铜钱，而且计划宏大，铸量惊人。补铸前代年号钱的命令在嘉靖朝一共下达过两次，但很可能由于国力不足都没有实施，因为至今没有发现这些所谓“补铸钱”。

崇祯皇帝朱由检在北京煤山自缢身亡，为大明王朝画上了句号。崇祯通宝中，最有名的是铸于南京的“跑马崇祯”钱，即背穿下有一匹奔跑马。由于当时百姓不满现状，便把这种崇祯通宝背马形钱与“一马乱天下”的民谣挂上钩。后来有人认为，“一马”指率领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城、推翻明王朝的闯王李自成(“闯”字即“一马进门”)。其实，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明朝的灭亡与铸崇祯马形钱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有人说“胜利者书写历史，失败者发明历史”，我想加上一句：失败者由于已经无法辩驳，往往给喜欢穿凿附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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