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墓葬及出土的文物看 二郡覆亡后带方故地汉人续

乐浪、带方二郡遗民与大陆新移民墓葬中发现的墓志铭、墨书题记与铭文砖，尤其是其中官职的名称为我们研究当时汉人集团的内部组织结构提供了宝贵的文字资料。乐浪、带方覆亡后，二郡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瓦解，社会秩序陷于混乱，不论是残留于原居住地还是迁徙至新聚居区的汉人，在安定下来之后，都不可避免地希望重建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组织形态的稳定。一些有实力、有名望的汉族集团领袖也希望借此机会扩大影响力，招揽与安抚流民，以充实集团实力，争得在汉人集团内部的话语权，那么，寻求中央政府的承认，从而得到一个合法合理的地位就成为当务之急，从而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地区进行管理。

目前已发表的考古资料中，陆岩里砖室墓永和九年在铭砖出土古坟（辽东玄菟太守领佟利墓）、带方太守张抚夷墓（胎封里第1号墓）等，均为公元4世纪中叶的乐浪文化系统砖室墓。在朝鲜黄海道各地出土的公元4世纪纪年铭文墓砖，进一步反映出在高句丽占有乐浪带方郡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原郡县地区仍然普遍流行砖室墓。

与此同时，随着西晋的覆亡，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早已丧失了对朝鲜半岛西北部的实际控制权，自然也愿意在当地扶植新的汉人势力，用较小的代价恢复曾经的生活场所。因此，以东晋政府的立场而言，对朝鲜半岛西北部汉人集团领袖的册封无疑具有现实意义。这与册封少数民族政权首领的羁縻政策在性质上有着本质的不同，从形式上看，二者却又如出一辙。尽管这些官职几乎均为虚职，象征意义要远大过实际效力，但中央政府除授官职的高低与名义上的管辖范围不仅影响汉人集团内部的政治地位，也会对整个东北亚政治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从日后倭王屡次主动要求南朝政府册封“都督六国诸军事”，企图获取对朝鲜半岛南部控制权的合理名分的史实中可探得些许。一般而言，官职的高低、实际或名义的管辖范围似乎与被册封者的实力、需求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路岩里砖室墓出土铭文砖中的“正邑太守”官名不曾见于史料记载，可能是其自封的结果。胎封里1号墓涉及官职的铭文为“使君带方太守张抚夷砖”。以往学界将“抚夷”解释为护抚夷校尉，虽不排除为人名或其他官职简称的可能，但无论如何，“抚夷”一词便足以表现出汉人集团首领意欲继续管理周边其他民族的意图。平壤驿内砖室墓铭文砖的“韩太守领”一职，可能也是佟利假借中央授予的官职对韩族彰示其威慑力和正统性的表现。

投奔于高句丽的冬寿的墓（安岳3号墓）在黄海道被发现，其墓葬形制与辽阳地区汉魏晋时期石室墓的渊源关系在学术界已达成共识。冬寿在前燕官居司，权威颇高，根据墓中墨书题记可知其卒于357年，原籍幽州辽东郡平郭县都乡敬上里。平壤驿内砖室墓墓主为佟利，“佟”与“冬”音通，有学者表明其有可能与冬寿同族；另有台城里3号壁画墓位于晋平壤西南的南浦是江西区域，其形制与安岳3号墓基本相同，时代也相近，推测二墓的墓主应当有密切的亲缘或地缘关系，将其推定为辽东的墓葬应该是可以的，而这一发现表明，至迟4世纪中叶开始，已经有辽东移民迁徙至南浦市江西区域。而至于冬寿在铭记上所列的职衔，已经史无可考，但我们可以由铭记中使用的东晋目的的纪元可以推测可能是东晋所命[6]。冬寿是北燕将领，在投奔高句丽时可以说与北燕脱离关系，鉴于其投奔时还带了一定数量的军队，因此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汉人群体中有一定地位，而且还带去了军队，则更体现其威望，而此时，东晋为了维护其正统地位对其给予封号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除此之外，还可发现表中后3座墓葬中出土铭文材料上的官职表面上似乎存在重叠矛盾的现象，但却从带方太守→辽东、韩、玄菟太守→乐浪□、昌黎、玄菟、带方太守这样一个封号范围逐渐扩大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4 世纪中叶汉人聚居区的发展与成长。这应当与乐浪、带方覆亡后的30年内兵乱较少、汉人集团的势力有恢复性的增长以及在公元342年时慕容皝攻破丸都、高句丽自顾不暇，乐浪、带方故地受到的来自高句丽的压力减轻不无关系。乐浪、带方覆亡后出土的纪年铭砖绝大多数发现于公元342—353年之间，表明这期间砖室墓数量增加，相应的人口数量也必然有所增长，带方故地的汉人势力在此时迎来一个短暂的繁荣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