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经济学家说的，当明朝内阁大学士的他早就说过了，结果明亡了

明初的经济思维和政策并没有太多亮点，几乎都是沿袭前朝的成功经验。前朝的经验有的符合本朝实际，有的不符合。例如名臣解缙提出的经济政策就有严禁土地买卖、轻徭薄税的正确主张，以及恢复井田制的错误主张，他还妄想将私有土地收归国有后再分给百姓。

1.明中期诞生出了600年第一经济学家

到了明朝中前期，土地兼并问题已经较为严重。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缴纳田赋的土地850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年）只剩下了422万多顷，50.3%的土地都被兼并了，而这些数字尚未包括一百多年来新开垦的土地。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除了皇帝们的关注点没有放在这个问题上之外，不能不说经济自由思潮的出现也是原因之一。

朱元璋父子对于自然经济的支持让农业获得长足发展后，剩余的农副产品开始更多地进入市场，手工业逐渐兴盛，水陆交通网进一步完善，商业随之逐渐兴盛起来。商业、手工业的兴盛促进了城市发展。

这时明政府内部在经济政策上产生了巨大分歧。一种是传统的国家干预，一种是经济自由政策。既然经济自由，那么土地兼并也就可以自由了。

经济自由政策在明代最大的支持者是丘浚，丘浚这个人太伟大了，伟大到今天的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都没有他扎实。

丘浚的主要代表作是《大学衍义补》，该书在他57岁出任国子监祭酒时开始撰写，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到了67岁完成后进呈皇帝。1487年弘治皇帝看到此书后非常高兴，万历皇帝更是极为重视，亲自为该书作序。从此，该书成为生员科举的必读参考书，许多地方官吏将其作为施政纲领。

明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丘浚的经济思想最为系统且重要。其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主张经济自由，皇权、官方不要干涉经济，任由经济自由发展；反对加税、反对控制土地兼并、反对官僚商人等等。他所持的立场，可以套用这么一句话：“站在富人的角度，为国家利益服务。”

可以说，明中后期以后的诸多思潮、政策、党争都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例如奢侈论、反对皇权官方进入经济领域、享乐思潮等都可以追溯到他的身上。诸如王阳明、高拱、张居正、叶向高、李贽等人的执政思想也都能从他那里找到渊源。

2.太先进的经济思想对于不适合的朝代同样杀伤力巨大，走在所有人前面不能证明你很牛，反而证明你不识时务，不能根据现实特点进行改革

丘浚的经济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都非常有争论价值，闪光之处更是可以在今天得到弘扬。凯恩斯主义（国家管控）与自由经济的争论其实在明代就已经展开了。国家管控经济自古如此，经济自由与自由经济是近五六百年才出现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现象。

丘浚的经济思想在当时无疑属于最先进的思维之一，由于他的地位较高，对当时的精英群体影响极为深刻。综合起来说，他的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重经济轻道德。因应当时的商业氛围，丘浚对空谈道德而轻利益的风气进行了大力批驳。他认为人有追求财富的权利，经济应该是社会的基础。

经济自为论。他最著名的理论就是“相生相养论”，即每个人都要从事一种职业产生经济活动，而每个人的经济活动又是互相制约、相互依存的。统治者的任务就是让每个人都各司其职。但统治者不应该对经济活动进行直接干预，应该坚持“自为论”，甚至对于高利贷这种现象也应该任其发展。可以说，他是既司马迁之后，第一个将“放任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提出来的政治家。

安富理论。然而，“自为论”必然导致地主的财富积累增速，因此，两极分化问题就出现了。丘浚则公开站在富人的立场上，提出了“安富”理论。他坚称“富民”是国家的支柱。

土地兼并空想论。甚至对土地兼并问题，丘浚仍然坚持“自为论”。然而，土地兼并问题势必影响到国家税收、国家稳定。丘浚在自身理论和国家利益间最终选择了中间立场：对于既成事实的土地兼并不要去管了，以后（某个期限）要严格限制土地兼并问题（按照一丁一顷，超过的人，如果敢再买就夺走一顷以外的其他土地）。

反对官僚商人。丘浚特别反对官员经商，他认为：官府不应该经营商业，商业应该由百姓经营。官府和皇宫缺什么应该到市场上去购买，不应该靠权力去强行掠夺。

反对政府干预。他的经济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与当今的自由经济思想很相似，反对一切干预，甚至对囤积居奇都不要管。在诸如盐、茶等商品上，他还主张政府放弃生产、销售的垄断，只负责监管，生产、运输、销售全部由商家进行。

开放海禁。他主张开拓海运路线，并大力支持开放海禁。由此，“海禁松弛派”有了可以抗衡“海禁派”的理论本钱。

创建预算制定方式。丘浚还提出了编制国家预算并将预算最终制定成型。他的具体办法是：各部门、各地预计下一年度开支，在阴历十月上报给中央。十二月下旬，户部对其进行调整、平衡后制定全国预算。

首提劳动价值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早于英国威廉·配第（1675年）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他的专著《大学衍义补》形成于1487年，而配第的《赋税论》出版于1662年。而且，丘浚的理论比配第更进一步。例如，配第认为：生产金银的劳动可以形成生产交换价值，生产其他商品的劳动则只有在与金银交换时才会产生价值。丘浚则认为：生产任何一种商品的劳动都决定该商品的价值。

国富与民富关系论。他将财富分为理民之财和生民之财。理民之财是在既有财富基础上进行分配；生民之财则是扶助百姓发展生产，促进财富增长。

创建货币并行架构。对于货币问题，他认为货币权必须要垄断。他对于当时铸币权的混乱给予严厉批评，认为铸币权的下放将造成动乱和经济控制权缺失。他主张将铜钱作为法定货币，并极力反对纸币，认为用毫无价值的纸币去当货币形同欺骗。显然，他混淆了货币价值和货币价值符号。但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他又不主张废纸币。

因此，他设计了以银为核心的三种货币并行的架构，银用于大额交易，十两以下的交易只能用铜钱和纸币。尽管丘浚的设想显然不符合现实，但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中国同僚而言已属不易。

丘浚的大部分思想在明代都成为了现实，其中既有国家之福又有国家之祸。例如他对于土地兼并问题的放任。其实在封建社会，谁能把握好土地问题谁就能让国家稳定。反之，则会给国家带去危险乃至衰亡。很不幸的是，丘浚虽然为提高国家的经济驾驭力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却没能把握好封建社会最基础的问题。

丘浚站在富人角度赞成放任土地兼并，当时土地兼并尚没有到极为严重的地步。这一时期的自然经济还属正常，以米价为例，到了明朝中前期，仅上涨到1石兑银5钱（400文）。国家财政、人民生活等尚没有受到严重冲击。显然，丘浚仅是这种经济自由思想的集大成者。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注意力集中在商业领域，由此商业大兴。

3.明亡于三农问题

与此相反，“三农”则处于危险状态，土地问题越来越严重地影响到了方方面面。首先，国家赋税在明中前期之前至少有一半要靠田赋；其次，土地大幅度减少（明代土地统计只统计缴税土地），但人口却大幅度增加，农户的负担更重。表面上看，弘治时期的人口比洪武少了800多万（人口只统计缴税人口），但实际上，明弘治时期的人口数量应该有1亿多。

1亿多人口和缴税的6000多万人口之间的4000多万人口的差距，主要是不入户籍的奴仆和流民。但是流民政府就不需要管了吗？显然不可能。

明政府必须对流民进行安置，否则就会造成民变。例如成化元年（1465年）的刘通、石龙等领导的荆襄流民起义，就是因为农民想到山区垦荒，官府“禁山”导致百姓没有生计而起义。刘通的部下李原、小王洪等领导的湖南、湖北、河南、陕西等省的流民起义多达百万人。

在商业大兴的背景下，商人的实力越来越强，他们也加入到土地兼并的行列之中。再加上官僚兼并、皇权（包括王权）兼并等原因，到了明朝中期，土地兼并问题再次严重起来。

对此，皇帝和中央大臣应该给予制止。然而，不幸的是中国人民赶上了正德、嘉靖两位皇帝。在他们长达60年的统治里，奉行的是经济自为论。然而，就在经济自由派得势的同时，主张国家控制经济的一派也开始发达起来，总代表就是高拱、张居正。这两派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冲突。首开改革先河的就是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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