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鹏说《通鉴》之14：这样处理民族关系，东汉亏大了

顺帝时期，属于东汉中期，朝廷内部虽然外戚宦官你方唱罢我登场，争斗不断，但还有虞诩、周举等忠贞之士在奋力支撑，李固、陈藩等名臣正在成长之中，朝政还没有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但相比内部，边疆形势在恶化，烽烟四起。北边南匈奴虽然已经臣服，但北匈奴仍时不时骚扰内地。东北乌桓、鲜卑正在崛起，中原王朝此后数百年的隐患正在滋生。西北西域渐渐不保，战线逐渐从西向东推移。西羌叛乱问题更是与东汉王朝伴随始终，后来董卓的西凉兵就是在与西羌作战中成长起来的。

北边和西边基本上是老问题，虽然屡屡应对失策，但基本上还不算自讨苦吃。而南边就是no zuo no die，属于找抽型的。比如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6年的武陵蛮叛乱。

武陵蛮主要指今天湖南常德一带山区的少数民族，这里民风剽悍，不服官府。东汉立国之时用了三年多时间才将其平定，伏波将军马援就是在战争中身染重病，马革裹尸的。

武陵平定之后，朝廷和各少数民族约定：中央政府每年只收成人布一匹，儿童布二丈。除此之外，田赋地税神马都不用交，各族民众好好耕田打渔、织布种树即可。

这样安稳无事过了八十多年，汉族和少数民族交往逐渐密切，但还没到同化的地步。武陵太守也许是多年升不上去，想创造点政绩，早日离开这蛮荒之地，就向朝廷出了个馊主意：经过臣这么多年的循化抚育，武陵蛮夷已经完全归附，朝廷可以向他们征收和汉人一样多的田赋和税捐。

顺帝还不算糊涂，没有直接一拍大腿，你小子主意好，就这么干吧，而是把武陵太守的提议交给朝臣讨论。

开了半天会，大多数人都认为可行，只有我们前面提到的虞诩（此时任宫内主管机密决策的尚书令）表示反对：汉蛮风俗各异，不便用同样的标准去收税。况且朝廷以前和南蛮有过明确的约定，现在贸然更改，还要多交税纳粮，岂不是要了那些人的命根子。蛮夷一旦心怀不满，举兵起事，收上来的这些赋税，还不够平乱的军费。

顺帝民主集中制执行得还行，坚持要少数服从多数，你虞诩的意见可以保留，但还是要听从大家的意见。就这样定了，加税。

祸事来了，第一年的税收任务刚布置下去，税还没收上来。武陵蛮就拿起梭镖、鱼枪，格杀去收税的政府官员，端掉官府衙门，举兵造反。

到第二年，也就是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正月，乱民越聚越多。浩浩荡荡的两万人围攻充城（今天湖南大庸县），另有八千人进攻夷道（现在湖北省宜都市）。

那个出幺蛾子的武陵太守没法收拾局面，可能是被朝廷撸了，也可能是被乱民绞杀，在史料中不知所踪。顺帝派李进到前线接任武陵太守一职，统领军队平定了叛乱，这是一手硬的。软的一手是迅速调整各级官吏，优选那些稳重亲民的长吏去安抚各族百姓。这样双管齐下，才算稳住了武陵的局势。

武陵蛮的叛乱，毫无疑问是没事找事作出来的。武陵太守的眼里盯的是小钱钱，顺帝和众多朝臣算的是经济账，只有虞诩算的是政治账。经济账算的是眼前，手里多了小钱钱，自然眉开眼笑。政治账算的是长远，算的是战略，民心才是政局稳定的基石。

天天盯着小钱钱，就会失去大人心。人心一旦失去，月缺难圆，是再多的小钱钱也买不回来的。倘若再发生民变，更是不知要花掉多少军费去平定。边疆民族关系的处理，恐怕要多算政治账，少算经济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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