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961年发生在宋庆龄副主席家鲜为人知的一桩血案
1961年5月下旬,宋庆龄由沪抵京,在北京参加国务工作。
1950年后,宋庆龄每年都在上海和北京之间来回居住,但为了方便工作在北京的时间更多一些。以前,她外出都带上女仆李燕娥,在抗战期间带着她转战香港、重庆,但新中国后宋庆龄去北京,她则就留在上海,带着一班人打理宋庆龄称之为“家”的地方。可是,11月25日,上海寓所却发生一起令人意想不到的血案,让宋庆龄大吃一惊。
这就是厨师何元光伤害李燕娥案。
何元光是广东顺德县人,和李燕娥一样,也是十几岁时就跟随宋庆龄。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带着李燕娥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后,寓所就由21岁的何元光负责看管。但是,何元光并不是一个老实人。宋庆龄走后,他私自把房屋分租出去,收取房租,致使寓所破坏严重。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庆龄从重庆回到上海,以博大的胸怀教育何元光认识错误,改过自新,并把他仍留在身边,后来又把他带到淮海中路寓所担任厨师。但是,何元光表面上老老实实,骨子里还是一肚子坏水,并且一直没有改变。
1959年一天中午,李燕娥正在煎荷包蛋。何元光油头滑脑,突然对她动手动脚,李燕娥忿怒之下,用锅铲盛起一铲油泼向他的头颈。何元光烫伤起了泡,只好用毛巾围住颈部。有人问他是怎么一回事时,何元光支支吾吾谎称:“我是在烧小菜时不小心被烫伤的。”
何元光品质不好,还自私自利,手脚不干净,时常利用工作之便在大家的伙食上动歪脑筋,小偷小摸,得手后拿到家里,以致工作人员吃的小菜、肉类和鱼类日渐减少。寓所管理员周和康有所察觉,怀疑有人私自动手脚,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李燕娥。
征得李燕娥的同意后,周和康等人决定试一试何元光。
1961年8月31日上午,周和康买来了两条鲳鱼,交给何元光验收。何元光清洗、切片后放入冰箱,然后对周和康请假说:“我有事要出去一下。”
当他匆匆离开后,周和康和李燕娥、警卫员程瑞庭打开冰箱,取出鲳鱼,这些鱼块始终拼不成一条整鱼,少了中间的鱼块。几人便认为何元光借口有事外出,把鱼块偷走,送回家去了。
有了初步的结果后,他们进行第二次试探。
9月7日上午,周和康又到外面买了一块两斤重的猪肝回来,交给何元光验收。可是,何元光接着又请假外出。周和康和李燕娥、程瑞庭取出猪肝一秤,只有一斤十两,缺六两。这时是16两一斤的秤制。何元光回来后,周和康问他道:“为什么猪肝缺少6两?”
他很干脆地回答:“新鲜猪肝冰后是要缩水的,你何必大惊小怪。”
第二天,周和康又去买了一块两斤重的猪肝,经过何元光验收后,把猪肝放在一只盖碗里,外面用绳子扎牢封好。隔天,他拿出来,在李燕娥、程瑞庭、何元光面前一秤,仍然是两斤。在事实面前,何元光无话可说,便默不做声了。
9月17日下午1时30分,隋学芳等人找何元光谈话,他承认自己偷猪肝、鱼块拿回家了,同时还承认以前曾贪污粮票60余斤。
何元光的丑事暴露后,心犹不甘,便伺机进行报复。
(宋庆龄与李燕娥)
11月25日早晨7时左右,周和康正在小厨房前面走廊扫地,突然听到主楼厨房内李燕娥“哎哟”惨叫一声,回头一看何元光在厨房,立即跑到窗口前大声喊道:“李同志,李同志!”没有回答。
周和康情知不妙,连声喊道:“老何,你在干什么?”也没见回答,他急忙推门进去。
何元光正躲在小扶梯的门后,见周和康进去,举起一根铁棒砸过来。周和康双手往上一举,拦住了铁棒,但还是被打得头破血流,他不顾伤痛与何元光抢夺铁棒。周和康年轻,比何元光力气大,几番抢夺,终于夺下了他手中的铁棒。
何元光趁机逃进厨房,把门关上反锁起来,用身体顶住门不放。周和康拼命推门,仍无法推开,大声喊道:“王宝兴快来,这里出了大事。”接着连喊带跑,奔向传达室对警卫员张建俊说:“不好了,何元光打死李同志了,快进去捉。”
张建俊、绿化工王宝兴闻声而来,在窗口连声叫喊:“何元光快快开门出来。”
何元光在厨房里手持菜刀,目露凶光,恶狠狠地说:“你们谁敢进来,我就杀死谁。”
几人忍无可忍,合力推门,张建俊首先入内,见何元光手拿菜刀,高高举起还要杀人,立即拔出手枪向他右手臂开了一枪,夺下了他手中的菜刀,然后三人合力制服了何元光。周和康环视厨房,发现李燕娥躺在厨房地上,满头是血,已经不省人事了。
他们立即打电话向上级汇报。
救护车来临后,大家把李燕娥送到华东医院。经过医生全力抢救,她总算脱离了生命危险,然后在医院继续治疗。
这件事情发生后,大家怕影响宋庆龄的工作,暂时没有向她报告。
圣诞节、元旦快来临了,宋庆龄叫隋学芳打电话给周和康,要他在李燕娥那里拿一些贺年卡送往北京。因为历年的贺年卡,宋庆龄都是从上海家里取去的,然后,亲自写上贺词,分送给国内外亲友。周和康没办法,只好把李燕娥从华东医院用车子接回家,取出贺年卡后,再把她送回医院。
宋庆龄和李燕娥之间有一条不成文的习惯,每周一信,人虽然没在一起,却音信相通,从不间断。这次李燕娥住院了,宋庆龄多日没有接到她亲笔签名回信,十分不安,再三询问隋学芳。隋学芳见无法隐瞒下去,只好如实汇报了上海这边发生的事情。
宋庆龄知道李燕娥仍在医院住院,忧心如焚。1962年1月11日,她从北京乘飞机匆匆赶回上海。
可是,当她步入大门时,一眼望见李燕娥和往常一样,侍立在大扶梯旁迎接她的到来,悬着的心立即放了下来。
两人见面后,宋庆龄久久凝视李燕娥头部,用手轻轻抚摸着,眼泪夺眶而出,结果,两人相拥而泣。宋庆龄说:“李姐,你受苦了,我在夜里梦见你满头是血,吓得我一夜难眠。这像是梦,亦真亦假,今天总算弄清楚了。”然后,两人手挽手上楼去了。
当天中午,李燕娥手持宋庆龄亲自写的一封信,交给周和康:
周同志:
今天本来我想和你谈谈家里的事,但因神经痛得厉害,只好在纸上讲几句。首先我要对你表示衷心的感激。你自己亦受了伤。这次如果你不这样做,或许李同志的命没有了。这里其他同志亦很负责,有勇敢的表示,值得表扬。
李同志的身体很虚,虽然出了医院,但须要休息,精神上受这样大的刺激,必须放弃一切,好好休养。因此我请你暂时掌握李同志平时的责任为荷。
匆匆。并致
敬礼
宋庆龄
1962年1月11日
根据宋庆龄的指示,周和康暂时接替了李燕娥平时的工作。
18日上午,宋庆龄的神经痛有所好转,便在客厅里和周和康谈话。
宋庆龄首先和颜悦色地询问李燕娥在华东医院抢救和治疗的情况,周和康如实作了汇报。宋庆龄听后,动情地说:“周同志,我从来没有对你讲过,李同志是一个无亲人的孤独妇女,在旧社会里受尽了迫害。她是一个坚强的女性,16岁来到我身边当保姆,对我忠心耿耿,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解放前在上海孙先生故居,国民党反动派曾以金钱、地位,诱使她监视我的活动和共产党的往来,搜集情况向特务机关汇报,她严词拒绝了反动派的威胁利诱,不顾个人安危,保护了我,支持我的革命活动。有一次,我居住在香港,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飞机就在我们头上,她顾不上自己的安危,立即架好扶梯,帮我翻越墙头,搀扶到隔壁邻居家里的防空洞里去避难。”
谈到这里,她的眼睛湿润了。
接着,宋庆龄继续说道:“何元光这个人,劳动改造是改造不好的,如果放出来是会害人的。现在处理定案否?为什么还不处理。我早已明确告诉过,一定要依法处理。据说张同志开了一枪是吗?他们都骗我(指警卫处长王济普和警卫秘书隋学芳),说什么李同志在医院里只住8天就出院了,一切都好。这也是王处长打电话来说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还造谣冤枉李同志,说要和他(指何元光)同居,这真是胡说八道。老实说,前几天,我在夜里梦见李同志的头被刀砍了,满身是血。所以,我就立即决定回家来了。我知道你也没有办法,他们不许你写信给我,其实这样的大事,是应该向我报告的。今后,我可以放心了,有你在家里,否则叫我下次怎好出门去北京。”
从此开始,宋庆龄开始和李燕娥每餐都在一起吃饭。
一天用膳时,钟兴宝端上饭菜放在小方桌上后,宋庆龄把一把朝南的椅子推开说:“李姐,这边坐吧,来和我一起吃饭。”
李燕娥明白,朝南是主座,她是服侍夫人的保姆,绝不能坐这个位子,便说道:“夫人,您是主人,总是这样客气,可我怎能坐得下去,还是请夫人坐这个位子。”
宋庆龄笑着说:“李姐,别这么说,你跟随我身边几十年了,工作勤奋,忠心耿耿。长期来,我们相处得很好,早就像亲姐妹一样了,就坐这里吧。”
李燕娥身体康复后,3月7日,宋庆龄又从上海乘机前往北京。(陈冠任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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