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如此短命，中国分裂三百年，都是因为无法普及这个核心价值观

本文是【大鹏说《通鉴》之72】

曹魏元帝咸熙二年，西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十二月十三，司马炎接受曹魏最后一个皇帝曹奂的禅让，即位登极，建立晋朝。

从司马懿到司马炎，司马家族祖孙三代四人化家为国、灭魏成晋的建国大业终于完成。

完成建国大业，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司马家族和新生的晋朝政权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不仅影响了西晋的政治稳定，还殃及整个华夏民族。从西晋灭亡到东晋十六国，再到南北朝时期长达二百七十年，将近三百年的大分裂，与此不无关系。

大鹏的祖师爷、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认为，司马氏是儒家大族的代表。可司马晋朝无法化解的死结，正是传统儒家伦理中的忠孝问题，是爱国与爱家孰先孰后的问题。

在家行孝，事君尽忠，儒家认为爱家爱国是一体的，“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所谓“忠臣孝门求”是也。但在司马家族那里，忠与孝是割裂的，忠孝无法两全。

臣子对君主进而对国家的忠诚，是王朝向心力、政权凝聚力的基石。

任何新朝建立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臣民的忠诚之心、拥戴之情。但忠诚二字，在司马氏那里有点尴尬。

司马家族以曹魏重臣的身份篡夺皇位，本身就是对君主的不忠，对忠诚的践踏。

如果大力提倡忠君爱国之心，那他司马氏的篡位，就是不忠，就是叛国。

这种政治态势下，如何凝聚王朝的向心力？忠孝忠孝，在“忠”之外，还有“孝”。

大鹏读高中时，记得语文课本上有一篇古文是李密的《陈情表》，想必各位朋友也都读过。

晋武帝司马炎征召蜀汉旧臣李密入朝为官，李密以要奉养96岁的老祖母为由，拒不应诏。不管李密究竟是心念故国还是真的要在家尽孝，司马炎都只能签批同意。因为《陈情表》中的那句话戳中了司马晋朝的痛点，“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

以孝治天下，是司马晋朝的立国之本，治国方略，司马炎亦是身体力行。

司马昭死后，司马炎照例要守孝。按照魏晋之际的丧葬习俗，守孝三日即可。但司马炎三日之后虽然脱下孝服，但仍带着白色孝帽，不食鱼肉，只吃蔬菜，按照孔子时代的丧葬礼仪，整整守孝三年。

“孝”本质上是一种家庭行为，是对家族的忠诚。“忠”则是对皇帝的效忠，对王朝的热爱。移孝作忠是提倡孝道之后的必然路径，在司马氏看来，尽管自身篡党夺权，但新朝建立，家族内部的行孝尽孝必须转化到庙堂之上的忠君爱国。

倡导忠君爱国的核心价值观，就要树立起标杆榜样。

泰始元年，西晋政权刚刚建立，就下诏表彰王经，给他的孙子赐了个郎中头衔。

王经，就是在曹魏皇帝曹髦率领御林军讨伐司马昭时（此事详见《【大鹏说《通鉴》】三国时代哪个皇帝的武略堪比曹操，文采胜过曹植，却被人一枪毙命》一文），没有去向司马昭告密的曹魏尚书，事后被司马昭下令处死。

司马炎表彰王经“守志可嘉”，等于是打了其父司马昭的脸。但对于新生的司马晋朝，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宣告司马家族将和阴险的过去决裂，以正派的新面貌示人。

但这样的转型没能持续下去，在司马孚问题的处理上，司马炎做出了与对待王经不同的选择。

司马孚是司马懿的亲弟弟，司马炎的叔祖父，其人尽管以司马家族利益为重，在灭魏成晋的过程中立有大功，但至死以大魏纯臣自居（详见《【大鹏说《通鉴》】司马懿的亲弟弟至死对曹魏忠贞不渝，家与国孰轻孰重？》）

司马孚以司马家族元老的身份，明面上对曹魏忠贞不渝，本来是一份极好的宣传素材。看，我司马家族也是有忠君爱国之人的，并不都是其心路人皆知之徒，天下臣民一定要向司马孚看齐哦，要树立看齐意识哦！

但司马孚名义上对曹魏的忠君爱国之心，还是深深的刺痛了司马炎脆弱的小心脏。老小子，你到底姓司马还是姓曹？

尽管司马孚生前被封为食邑多达“四万户”的安平王，但其死后，安平国立即被降为次国，迅速由盛转衰。司马孚为其忠君爱国的政治立场，付出了严重的代价。

司马炎对司马孚安平国的打压，宣告了西晋王朝移孝作忠开展忠君爱国核心价值观教育、进而进行政治转型的失败。

这种失败，直接造成了西晋的短促而亡，更导致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华夏近三百年的大分裂。

得位不正，使得司马晋朝在忠君爱国的意识形态教育面前，打了退堂鼓，退而求其次选择以孝治天下。但孝道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忠君，相反有时还是忠君的分解因素。

八王之乱，麾下将士效忠的都是王爷，不是大晋。

五胡乱华，北方大族首先要保住的是家族利益，与当权者合作，而不是与异族统治者死磕，延续国脉！

忠君，滚一边去吧。爱国，我只知道家，不知道国。

中国古代皇位更替、王朝鼎革，向来讲究逆取顺守。新朝建立，表彰忠于旧主、忠于前朝的忠臣，并不损害新朝的权威，反而有利于忠君爱国核心价值观的树立，迅速培植新朝的忠诚力量，这才是一个王朝国运长久最为深厚的根基。

不懂得这个道理的愚蠢王朝，何止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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