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的原因：怕帝国主义干涉

孙中山为何“让位”袁世凯？促使革命党人形成借袁世凯的力量推翻清廷以建民国最为有利的心理，并确定袁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因素，则为害怕革命战争的延长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看到帝国主义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认为举袁可以“杜外人之干涉”，迅速地成立他们渴望已久的民主共和国。<br/>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的席位让给袁世凯，是近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近几年来，学术界有人曾就此问题撰文进行讨论。讨论涉及孙中山“让位”的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看待孙中山的“让位”?孙中山的“让位”造成了怎样的后果与影响等问题。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有分歧的。在有些问题的看法上，甚至截然相反。这种分歧，表示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可是，也需要指出，过去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未免较多地注意孙中山在“让位”问题上的正确与错误，功过与得失上面。而对于孙中山究竟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让位”的，这种历史环境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这种历史环境对孙中山当时的思想状况和斗争策略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问题则不免缺乏具体的论述。就笔者所接触到的材料来看，袁世凯之所以会被推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首先是因为武昌起义后，由于种种的原因，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较普遍地形成一种如袁世凯能反正，借袁之力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国最为有利的心理状态。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所以武昌起义后不久，在南方各省中就出现了鼓励袁世凯反正，宣传袁如能反正“归顺”民国，就可举为大总统的舆论。以黎元洪为代表的独立各省，并很快地确立了袁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方针。正是由于这种环境，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反革命野心才得以实现。描述这种历史环境的形成，剖析形成这种历史环境的诸因素，论述孙中山之所以不得不接受并推行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是本文的目的所在。<br/>一<br/>袁世凯适于做大总统的舆论，究竟是谁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公开提出来的?目前已出版的近代史的论著中，对这个问题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现在看来，第一次公开提出要袁世凯做大总统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中国享有最大侵略权益的英国报纸。1911年10月21日的《民立报》第1页以《欧洲关于中国革命之电报》为题的新闻报道中说：“《每日镜》(Daily Mirror)、《伦敦晚报》(London EveningNews)及其他各报宣言孙逸仙已选袁世凯为第一总统。此间舆论极赞成袁世凯联合革命党，并望孙勿念旧日之恨，袁当有以助其成功，云云。”这是目前笔者所看到的公开提出让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最早的宣传。10月21日离武昌起义才刚满10天，当时孙中山尚在美国，根本没有“已选袁世凯为第一总统”这回事，英国的一些报纸竟如此公开宣传，这是它们心声的流露。<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99/18/9918D09002685D873EC82F2B09F52CD6.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辛亥革命爆发前八个月，英国政府就希望袁世凯出来秉政了。弄清楚了英国政府的这种意愿，我们对于《每日镜》、《伦敦晚报》等英国报纸竟然无中生有地做出上述那种宣传也就不会感到惊异了。<br/>在国内究竟是谁首先公开表示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就可以做大总统的?有一个湖北人，得知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的消息后，用“鄂人”的名义给袁世凯写信说;“近闻海上各报，皆谓阁下已受满虏简为鄂督，偕厩昌前来，心窃怪之。嗟乎!阁下非汉人乎?胡一旦昧心至此也。”“为阁下计，何不以迅雷之势，建不世之业，汉族之华盛顿，唯阁下是望。”《鄂人致袁世凯书》，见《满清外史》第8编。(按：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的日期是10月14日，如果写这封信的“鄂人”是住在武汉的，根据当时沪汉二地通邮情况，一看到报上刊登袁任“鄂督”的消息就写这封信，则写信的日期当在10月20日左右，那么，它很可能就是最早表示袁如反正，就可以拥为总统的一封信了。很可惜，这位“鄂人”的信既未署名亦未注明写信的日期，所以尚难做出准确的判断。)在革命党人方面，明确公开表示袁如反正就可被举为总统有确切日期可查的是1911年10月28日的《民立报》。该报在这一天以《敬告袁项城》为题的“短评”说：<br/>“今幸天诱其衷，清廷属治兵柄，此诚千载一时之嘉会也。人心归汉，公不宜妄自菲薄，致辜物望。<br/>虽今日世界不能容有子孙帝王万世之观念，但以渺然之躬，代表四万万众，为第一期之大政长，与环球总统、君主相周旋于玉帛坛坫之上，抑最快意也。公其勉之!”<br/>袁世凯是10月30日，正式接受清廷委任的钦差大臣，离开彰德南下视师的。10月28日《民立报》发表上述“短评”的时候，袁尚在彰德，这说明袁尚未“出山”，革命党人就以“第一期之大政长”相勉了。在这篇“短评”之前，我们还没有看到立宪派人公开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所以，尽管立宪派人在武昌起义后的第五天就开始搞起所谓“惜阴堂策划”，力图使袁世凯登上总统的宝座，但看来，首先公开鼓励袁世凯争取做大总统的是革命党人而不是立宪派人。<br/>[page]<br/>继上述“短评”以后，公开出来鼓吹袁世凯可做大总统的是旅居欧、美的一些华侨和留学生。《神州日报》在1911年11月2日这天，刊登了伦敦华侨、留德学生和芝加哥旅美学、商全体等三封鼓吹争取袁世凯做总统的电报。这三封电报是：<br/>伦敦华侨致全国同胞电<br/>“全国同胞公鉴：救亡之策，惟泯汉满，和革党，调新旧，速建联邦共和大国，优养废帝后，不可迟疑失时。……务乞亿兆同胞，军民一心，速迎天机，各守公法，速建共和立宪国。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外论亦协，方不可折入满洲，存帝自扰。即为满人计，亦宜如此。……华侨泣血布各报。”<br/>留德学生电<br/>“各报馆鉴：主张自开国民会议，废满帝建共和，袁助民党中外欢迎，已电资政院。留德学生。”<br/>旅美芝加哥华侨电<br/>“各报馆鉴：项城宜于汉族总统，勿任满洲利用以延虏祚。如果甘为满奴，誓为三百九五兆人寸磔此汉奸，以谢同胞，旅美学商全体一致。旅美芝加哥华侨公电。”<br/>《神州日报》在刊载了上述三封电报后，又分别于11月4日和6日，先后用《忠告袁世凯与东南各督抚官吏》、《再告袁世凯》为题，发表了两篇社论。在《再告袁世凯》中说：<br/>“满人知其覆亡在即，乃师以往诸酋之故智，令公视师，欲公出为曾国藩第二，殊不知时事既移，曾氏已为天下所唾骂。今日为中国前途计，为万民生命计，乃至为公个人计、声誉计、身家性命计，惟有联合鄂军，卷旗北向，以如虎之新军，扫黄龙之残局，然后黄袍加身，为中国共和国初开幕之第一任大总统，则国人感公，外人慕公。天下岂有到手之华盛顿弃而不为，而甘心效法梅特涅者?”<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F3/7B/F37B7353B62443E07B7DCEA6B86F80E6.jpg"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孙武、刘成禺等人因在临时政府中未得安排，忿而返鄂大肆攻击孙、黄。不久，孙武、刘成禺、张振武、时功玖等纠合一批旧官僚和立宪派人组织“民社”，推戴黎元洪为总理，专门与南京临时政府作对。“对南京的一切设施，监督极其严密”，“和议未成，政局未定，而南方阵营中，已造成了武昌与南京的矛盾。”蔡寄鸥：《鄂州血史》，第174页。<br/>湖北军政府是武昌起义后成立的第一个军政府，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湖北军政府就处处与它作对，这在客观上，就增加了袁世凯反革命的力量，对南京临时政府极力不利。所谓“就客观环境而言，则鄂省实已与袁讲解，北方得集中力量向南京”《胡汉民自传》。就是指这方面讲的。<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1F/B0/1FB0AFC4C7F103EABB00A93697662FB0.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皇帝的命运全操在袁世凯的手里，已准备清皇位推翻后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作为袁世凯的酬劳品，已准备在袁做总统的时候，便得到共和立宪政治。所以，南京和议尚未成功时，新产生的中华民国的命脉已落到袁世凯的手里去了。”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政治史》，第124页。<br/>一般的所谓心理，是指人们对客观世界正确的和不正确的认识，以及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客观要求。一种社会心理的形成，往往要经过一定的历史阶段，并包含着各种因素。但它一经形成，要改变它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在一般革命党人的心目中既已形成了我们上面所描述的那种心理，要去改变它自然是十分困难的。“举袁”以实现共和的这个方针，虽然不是孙中山提出来的，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也认为不失为达到实现共和目的的策略。由于孙中山在思想上并没有认识到这个“举袁”的方针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所以在他的政治实践中也就没有自觉地去努力改变这个方针。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所以产生“不愿妥协”的思想，并不是来源于认识“举袁”方针的错误，而是由于袁拖延承认共和，大肆玩弄反革命伎俩，力图破坏革命，和革命党内部反对妥协力量的影响。这样，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孙中山终于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也就不足为怪了。<br/>总括上述，可以看出：武昌起义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从鼓励袁世凯反正，到确立袁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直到孙中山的“让位”，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这个历史环境，是由各种因素所构成，并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各种因素中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支持，革命党人极为害怕帝国主义的武力干涉，认为“举袁”可以“杜外人干涉”，顺利地建成民主共和国，并尽快取得列强的承认。<br/>最后，还应该指出的是：形成孙中山终于“让位”给袁世凯的这一历史环境中，其中许多不利于革命的条件，是由于革命党人主观认识上的错误，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不足，和缺乏实践经验造成的。因此，其中有丰富的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武昌起义到孙中山“让位”这段历史为时不到半年，但它的内容却极为丰富。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段历史已经将在中国要取得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所必须具备的主观条件基本上已显示出来了，只不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限于主观条件不能认识罢了。事后，孙中山对这段历史也十分重视，曾不断地试图总结，想从其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来。但是，事实上，却长期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就表明了人们要正确地认识世界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只有依靠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实践，在正确思想的指引下及时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才有可能使自己的认识符合或接近客观实际。<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