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府岁入1亿两白银，乾隆帝的私房钱有多少？

作者：赖惠敏，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自唐朝实施两税法以后，田赋就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项目。清代雍正年间实施摊丁入地，除土地税外，又增加丁银、耗羡、漕米等；另外，工商业税方面的税源有盐税、关税、杂赋等。根据王业键教授的统计，乾隆十八年(1753)清朝国家税收达107,310,000两。

清朝的国家税收支付王公文武百官的俸禄、兵饷、驿站经费、教育经费、河工塘工经费和其他。关于清代财政研究还有许多中日学者参与，陈锋教授已经做了详细的介绍。乾隆年间，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不同的是，田赋不是皇室主要的收入来源，其主要收入在于商业方面。例如皇室凭借权力介入盐税和关税的税金分配，并将皇室资金借给商人赚取利息等。再者，盐商或广东十三行的行商等富商巨贾在各种庆典报效皇帝，动辄百万两，也成为皇室收入来源之一。

至于皇室的开销有：皇帝后妃等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消耗；赏赐、筵宴；节日庆典如皇太后、皇帝万寿、皇帝大婚等；修缮宫殿、苑囿、寺庙、陵寝；以及乾隆皇帝四次东巡、六次南巡、至避暑山庄行围四十九次等出巡活动。汤象龙教授认为皇室开支是“统治者对人民无法公开的秘密”。如今因清代皇家账簿的公开，本书得以讨论皇室财政收支。

十八世纪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何炳棣教授提到十八世纪末期中国人口突破三亿人，经济上大规模扩张，出现集约化的耕种、农村经济商业化、经济作物专业化、引进新的农作物、大规模的国内移民等现象。韩书瑞教授(susan naquin)与罗友枝教授(evelyn s.rawski)认为中国社会在十八世纪是近代早期最有活力的时期，对外贸易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山西商人垄断了经张家口和北京与蒙古之间的贸易，用茶叶和布匹交换毛皮。十八世纪的人口增长，扩大人民食盐的消费市场，照理来说政府盐税收入亦应提升。另外，中国扩大对外贸易，关税收入随之增长。实际上是否如此，为本书讨论重点之一。

十八世纪以后清朝国势江河日下，亦成为经济学者讨论的重点。譬如伊懋可教授(mark elvin)所谓的“高度均衡的陷阱”(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就是说宋代以来中国农业停滞不前，而人口却节节成长，加上资本无突破，使得中国农业与农民充满危机。在商业方面，何炳棣教授的《扬州盐商》则是一篇典范之作。何教授讨论十八世纪每年盐商累计利润总额金将近二千五百万两，十八世纪后半盐商总营利约在二亿五千万两，也因此扬州商人在两代或三代就可以累积到一千万的家产。

至于盐商消乏的原因，何教授归纳出以下几点：家庭大量消费及从事奢华文化活动、均分家产制度、两淮盐商无尽的捐输报效。估计乾隆三年至嘉庆九年(1738—1804)，两淮盐商捐献了36,370,968两；乾隆三十三年(1768)他们花费4,670,000两招待皇帝南巡；1763年以后，各式各样政府的税金及花费在官员身上各种半合法的浮费大增。

此外，盐商消乏的原因或有捐输家乡宗族、修祠堂、置祭田，或捐钱办善事、修桥铺路或将金钱窖藏，以致不能如西方近代资本家将利润再投资，扩大生产营运，而走上衰败之途。何炳棣教授在1964年出版的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提到乾隆年间的盐务总商江春是一位诗人，嗜好射箭及斗蟋蟀，并建了一座名园“康山园”。江春的堂兄弟及其儿辈中有15人是诗人、艺术家及鉴赏家，他们培养各种花钱的嗜好及奢华的生活，终致家道消乏。盐商究竟因何家道消乏？在我近十多年来研究内务府的财政之后，试图做些回应。

清朝皇帝的经济行为在于严密控制的几个重要机构中，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与镇压的力量。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他认为人口、科技、意识型态、政治与经济的机构都是经济成长的关键因素。诺斯指出在有明确交易成本的环境中，我们不能忽略政治与经济的体制，所以在他分析架构的核心包含了一个国家理论。国家的经济角色之所以重要，源于“政府的存在是经济成长的关键，然而政府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个观察为我们指出政府提供基本服务两个目标，“一是界定出形成财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以便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极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标架构中降低交易成本以便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政府的税收增加。”使统治者的租金极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经济成长的有效率体制间，存在持久的冲突。

诺斯如此定义国家：“一个在暴力上具有相对优势的组织，而决定其地理范围疆界的因素为其对所属成员课税的能力。”由于在暴力上具有相对优势，所以国家能够明订有效的财产权并致力推行，藉此降低交易成本以促进经济成长。简单地说，国家用“保护与正义”等服务来交换税收。但是，如果税收不及提供这些服务的支出，那么国家的利益将会优先于经济体系的有效运作。具有政治力量的成员集团便具备更大的交易力量，让他们能获得不同的财产权与较低的税负。因此，政治环境的竞争力、强制力量的平衡，以及财产权的效率，三者的变革都会左右经济成长的轨迹。

诺斯所用的是单纯的新古典理论模型，其中国家只有单一的领导者，而领导者的目标就是使财富与工具最大化。他藉此操演政治与经济体制的互动，并且解释了为何国家会经常创造出低效的财产制。历史上，造成经济体系效率低落主要有两个限制：其一为“竞争性”限制，亦即统治者会避免冒犯有力的臣民，可能会因此接受某个财产权力结构，而不顾及整体的经济效率。其二是“交易成本”限制，更有效的财产权或许会让整体社会有更高的收入，但是由此产生的更高交易成本则会减少统治者的税收。举例来说，统治者或许会给予专卖权，因为如此可以降低管理的支出，提高税收，即使专卖权会不利于竞争与成长。根据诺斯的观点，这两个限制可以解释为何低效的财产权会不断地在历史上出现。

为什么国家总是难以造就持续的经济成长呢？从统治者的立场来看，成长会带来难以接受的经济与政治支出。然而，萧条也会对统治者造成风险。如果臣民拥有政治上的其他选择，无论是来自外国或是国内的对手，在这样的情势下，统治者会不得不做出经济上的让步。“因此，统治者专制权的程度对各个成员集团而言，是亲近的功能或其替代品。”尽管新古典单一统治者的国家模型过度简化了经济的动态运作，但它仍正确地让我们注意到在统治者与臣民间，以及在不同的臣民集团之间，相互竞争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乾隆朝的皇室财政正好可以印证诺斯的理论，统治者的财产所有权结构与促进经济成长的有效率之间，存在着冲突。

（节选自赖惠敏：《乾隆皇帝的荷包》导论，文字信息由中华书局提供，图片来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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