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年前，中国竟然要靠从日本进口“钱”才能维持下去

文/山鬼（明清史研究团队原创作者）

在清代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挣“国际友人”银子时有三大法宝：丝绸、茶叶、瓷器。这三样也确实撑起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几乎全部份额。可是天朝上国地大物博就真的是自给自足，无所不有，任何东西都不需要进口吗？当然不是，现实的情况是清朝不但要进口东西，而且有些还是事关国家命运的重要物品，丝毫不亚于当今能够制造原子弹的铀。

中华大地说起来是地大物博，可真实的情况却是“地大物薄”，很多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都储备很少。这个情况在清朝也很明显，据《清代文献通考》记载，由于清代实行白银和铜钱两种货币，但国内又缺少优质铜矿，所以不能支撑全国的铜钱的铸造。无奈之下，只能求助与外国，依靠进口“洋铜”来维持国家货币体系的运转，但此“洋”却并不是我们想的西洋，而是东洋日本。

17世纪时，日本发现了足尾铜山和别子铜山，而这两个超级铜矿的矿床，分布在从日本关东到四国、九州的地质带上，长约800公里，最大宽度约80公里。如此巨大的矿脉也造就了日本巨大的金属铜的产量，所以到1680年左右，日本铜的出口量曾居全球第一。而这个时候清代每年铸钱需要铜的缺口是443万多斤，而这么大的缺口全靠从日本进口，押解回国之后再分散到各个省份，然后再由各地自行铸造。

清朝自从康熙22年收复台湾之后，就再也没有从官方跟日本有过交往。因为清朝通过明代倭寇的教训知道，日本人是不值得亲近的，不但如此，还在沿海加强守卫“峻拒而严防之”所以在鸦片战争之前，日本人都没能进入中国为祸。但就是这样度日本严防死守的情况下，去日本采买洋铜这一关系到国家命脉的事情，始终没有断绝，只是由之前的官方交易变成了内务府委派商人前去购买，对于这项交易的执着也足以证明清朝对进口洋铜的依赖性。

除此之外，更令人吃惊的是清代还曾经向暹罗，也就是今天的泰国进口粮食，甚至开启了免税的绿灯。在康熙61年（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听说暹罗前来进贡的人说，暹罗当地稻米一年三熟，所以米价很是便宜“二三钱即可买稻米一石”，（据《中国经济通史 清代经济卷》记载，清代一石约为现在的56斤）。所以就向暹罗下诏，改过的商人可以向中国运送三十万石稻米，分运到福建、广州、宁波等地。

当然清政府是不能吃霸王餐的，所以这些稻米在运送中国之后，商人们可以自由贩卖，并且还把他们需要缴纳的商税给免去，借此来吸引更多的人运送粮食到中国，并形成常例，这也证明当时清代的百姓有多缺粮。而由暹罗运粮新发的最显著的现象就是米价的下降，1736年广州的米价一石只有二钱三分，而到了1863年的上海，米价竟然达到了二两六钱一石，仅仅过去了一百年，在耕作技术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米价竟然上涨了十倍不止。

除了这些百姓生活必需品，在精神生活和艺术品需求上，清代的皇室贵族也需要大量进口外国的商品或是原材料。前段时间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其中一集是讲故宫所存的那些美轮美奂的西洋钟表。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钟表除了西方人向皇帝进贡的之外，其他大部分都是内务府委托广州十三行或其他商人从欧洲定做进口的。在2006年11月香港佳士得的秋季拍卖会上，香港收藏家以1．5123亿港元拍得的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也并不全是国产的。在珐琅彩诞生初期的康熙年间，制作这些珐琅彩的颜料，也都是需要皇家从海外进口得来的。

一个国家正常的进出口贸易当然是并存的，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天朝上国”自给自足的事情，至于为什么如此忌讳进口的事情，恐怕也是鸦片战争之后，自卑的民族自尊心在作怪。就像在朝鲜面临全球金融制裁的时候，上层人物依旧看着进口的美国大片，喝着进口法国红酒，却欺骗朝鲜贫苦的百姓，让百姓认为领袖是和他们同甘共苦的。而这样的人还不如同样讲究享受，但却能够为百姓进口粮食和洋铜的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