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今日去世，来看看他的民族秘史《白鹿原》为什么评价如此高

文/王逸风

很多人说当代作家的作品底蕴不足，难以成为经典。以前，我也这么认为。但我反复阅读《白鹿原》之后，这一偏见从此远去。

《白鹿原》的卷首，赫然写着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类似的摘引，在很多文学作品的卷首可以看到，很多时候，这种题词不过是故作高深的噱头。看了内容，不免失望。幸运的是，《白鹿原》没有让我产生这种失望。

从清末到民国，从民国到共和国，从共和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在那个叫做“白鹿原”的地方轰轰烈烈地上演。众多的人物，众多的命运，众多的转折，众多的悲喜，生、老、病、死不断上演，国恨家仇难以尽言。传统在剧烈的变动中逐渐成为历史，新生却未如预计的如期而来。在无奈与感喟之间，在挣扎和争斗之中，曾经的淳朴逐渐远去，人性的美丑由此尽现。有人坚守，有人放弃，有人随波逐流，有人始终如一。世事多变，人性复杂。曾经的年轻小伙已成耄耋老人，当年的孩童成长为“白鹿原”上新一代的风云人物。不觉数十年过去，朝代早已更迭，党争却犹未息。“白鹿原”虽只是中国一个小地方，上演的故事却反映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风云变幻。历史、人性、文化、民俗……诸多元素的交织，共同汇成一部声势浩荡的恢宏交响乐，使《白鹿原》成为一部“复调”小说，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解读空间，由此也使其无愧于“民族秘史”的称号。

有人说，陈忠实在写作《白鹿原》时，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价值观念。因此，导致小说中处处透露着矛盾。不少人物，让读者读了又爱又恨，不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为这种矛盾的存在，不少论者于是罗列《白鹿原》存在的缺陷，竟然也有长长的一大串。

认真读了作品的人，当能够发现，这种“缺陷”确实存在。我们时时为白嘉轩的正气感动，又时时为其“顽固”而生恨；我们敬佩朱先生的浩然正气，又为其在兵荒马乱年代的无能为力而叹息；土匪黑娃杀人越货，可谓礼仪文化的“逆子”，可是，这样的人在作者笔下却显得那么可亲，后来的黑娃“学为好人”，从朱先生读书，被朱先生许为平生“最得意的弟子”；同样是黑娃，摒除一切恶习之后，却被冠以曾经残害群众、围剿红军、杀害共产党员的罪名遭枪决，那与他共过无数次患难的兄弟——共产党员鹿兆鹏此时却未适时出现。

通读《白鹿原》，时时可看出类似的“矛盾”存在。但，这真是模棱两可，不知选择的矛盾吗？我以为未必如此。

大凡深刻的作品，总是能写出人性的丰富，历史的丰富，文化的丰富。这一点，《白鹿原》做到了，而且做得相当出色。这诸多的丰富性，体现在《白鹿原》中，正是作者这种类似“矛盾”的模糊叙述。

我们看时下的商业片，往往看过即忘。即或当时为其中英勇无比、无所不能的英雄闹得热血沸腾，过后却是一片空虚。因为，当下的许多商业片，只迎合了观众某一方面的需求，将主角塑造得高大挺拔、帅气十足、文武双全。然而，虚幻终究是虚幻，真实的人生，真实的生活显然不尽如此。

《白鹿原》显然不是这样，它里面的人物大多可说是“圆型”人物，性格丰富，经历复杂，可供读者从多方面加以解读。正是这种多方面的可解读性造就了《白鹿原》丰富的内涵。追根究底，这一切却渊源于作家陈忠实的文化价值观的“矛盾”。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此走下神坛。西方的政治、文化、经济，作为可足效法的学习对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中国人学习的榜样。民主、科学取代了四书五经，“三民”、“共产”取代了忠孝节义。帝王，作为一个神圣的标志，从此成为历史；孔子，这个儒家文化的伟大圣人，也背上了“吃人”的骂名。皇帝被赶下台了，科举废除了，民国建立了，新式学堂成立了……变化不可谓不大，可是，我们血液中流着的祖先的遗传，真的就这样一刀割断了么？那被称为“封建糟粕”的传统文化，真的就毫无可取之处么？“现代”难道真就那么美好？科技果真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专制是否真的随着皇帝的远去而远去？那些革命先烈真的能够万古流芳？……

无数的问题，无数的解答。可是，答案不会圆满，这些问题也只能像屈原的《天问》一样，成为永远的设问，引人思考，却不能给出标准答案。

高明的教育当能够培养健全的人格，而不只是单调的业务素质；高明的文学作品也当能引起人的几分怀疑，几分思索，几分冥想。至于有没有标准答案，那倒是次要的了。一个不愿思考的人，注定平庸。一个不愿思考的民族，注定不会伟大。

伟大的作品绝对要能“引人思考”，《白鹿原》之所以被越来越多的人称为“史诗”，除了其时间跨度之大，反映生活、历史画面之广外，文化取向上的矛盾性也是一个主要原因。这种“矛盾性”在有些论者眼中称为小说的缺陷，在我觉得则不然。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个事情内，文学受制于政治，作家只能按照既定的政治方针去弘扬什么或批判什么，从而失去了思考的能力。虽然改革开放后，这种管制已经日渐放松，但依然无形存在，为作家的创作设下一个个禁区。于是，不少作家在作品中明确地歌颂，明确地批判，然而，越是明确，作品越显得浅薄。当然，还有不少作家不问政治，只关风月，写出的作品也不过是一些普通的悲欢离合罢了，深刻即算不上，伟大更不用谈。

《白鹿原》显然不是如此。从作家对朱先生、白嘉轩、鹿兆鹏、黑娃等的塑造上，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叙述情感是相当复杂的。以朱先生为例，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朱先生几乎可说是一个圣人，一个完人。他未卜先知，淡然世事。在国共内战的纷乱世事中，他与几位老先生潜心编撰县志，不计得失。可是，当日寇进围关中时，他怒发冲冠，主动请缨。然而，一腔热血却无处施展，最终他也没能上前线。因为，国共合作此时又起纷争，蒋家正规军又忙着围剿共军了。曾经让朱先生自豪的鹿兆海，实际却非死于抗日战场，而是死于围剿共军的战争中。大敌当前，国将亡矣，两党兀自不能团结。朱先生伤心之下，深感自己的无能为力。时代已变，世道已变。白孝文、鹿兆鹏都是朱先生的弟子，在他看来，却“都不是君子”。倒是迷途知返的土匪鹿黑娃，被他许为“最得意的弟子”。黑娃潜心读书，不断请教，朱先生这时却劝他不要再读了，读多了反而累。从陈忠实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对朱先生倾注的敬佩与仰慕。然而，朱先生死后，白嘉轩再三慨叹：“世上再不会有这么好的先生了。”朱先生是一个理想，他死了，儒家传统的“仁义”也便随之而去，剩下的只是鹿子霖那样的无耻之徒。

朱先生的死，宛如一个高僧的坐化，被陈忠实写得无比神奇。那是一个圣人的远去，天地为之惊动，铺天大雪是老天在为朱先生送行。雪过初晴，白鹿原上一片耀眼的白，朱先生的精魂宛如那传说中的白鹿，消失在雪原中，留给人们无限的感喟和想望。

然而，无论陈忠实把朱先生写得多么神奇，多么高尚，这个人物总显得有几分虚幻。正如白嘉轩感叹的那样：“世上再不会有这么好的先生了。”

朱先生代表了一种理想，但这种理想已经永远逝去。“传统”终将远去，“现代”已经来临。过去的东西的确有很多地方可以批判，但并不代表“传统”就意味着“落后”、“愚昧”。在充满矛盾的叙述中，陈忠实实际上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这也是无数近现代中国人在面对社会的变革时曾经体验过的。而且，这种矛盾如今依然存在。对此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边城》、《长河》中就已做过探索。时隔数十年，这个问题依然困惑着中国人。然而，在大多数作品沦为商业化的模式写作和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后，陈忠实的这种“困惑”与“矛盾”已经相当难得。

建国后的反右斗争，对中国知识界无异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知识分子对政治与现实要么唱颂歌，要么避而远之，这使中国当代文学在相当长时期内乏善可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使思想、文化界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但九十年代的商业化浪潮随之袭来，“新启蒙”运动昙花一现便被边缘化。

世界在变动，现代化逐渐来临。可是，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并不因现代化的到来而得到解决。这时候，不但是知识界，连中央政府也越来越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中国的经济已经崛起，但如何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保持独特的中华文化，依然是一个问题。而且，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许多新问题，仍然需要我们去向传统中寻找智慧。这时候，重新去思考“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便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白鹿原》问世，已近二十年。但它所探讨的问题在今天依然未曾过时。而且，它所描绘的中国近百年的风云变幻，至今仍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度。《白鹿原》至今仍被众多研究者不断探讨，也被无数的读者反复阅读，并争论不休。不管如何，说到它时，无论是褒或贬，无论是论者或读者，在当代文学的众多作品中，都无法绕过它。也许，这就是“经典”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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