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上海舞女如何抗日：通宵伴舞来救济义勇军

一旦国事艰难，中国的士大夫和文人对歌伎舞女爱国与否，总是特别感兴趣。“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的名句既可征引来谴责统治阶级不知痛痒，酣戏歌舞，却也可以之谴责歌伎舞女毫无爱国之心。问题在于，即便歌伎舞女爱国，又如何报效?<br/>1933年元旦前后，上海“新世界”举办了“救济东北难民游艺会”，其重头戏就是“竞选花国舞后”。游艺会在《申报》上打出巨幅广告，“请各界激励名花爱国，予名花以报国的机会”。如此说来，舞女“爱国不敢后人”，却是报国无门，只能以伴舞所得救济东北难民或义勇军;而舞客“通宵开舞”，也就是爱国的表现了。<br/>此时，淞沪停战协定已签署，上海的社会生活恢复常态，娱乐业仍在急剧的发展之中。然而牵动人心的，仍有坚持抵抗的东北义勇军和大量流落关内的东北难民。<br/>于是，社会各界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捐助义勇军和东北难民的活动。影响较大的，就是沪市商会、总工会、会计师工会、律师工会联合发起的“救济东北难民游艺大会”，大会会长王晓籁，副会长由社会名流和帮派人物杜月笙、史量才、虞洽卿、张啸林等充任。<br/><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68/A2/68A2996C366069187F730BA0F253CA72.jpg"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alt="30年代上海舞女如何抗日：通宵伴舞来救济义勇军"/><br/>然而，“救国”却是整个社会的“超我”，左翼试图用它来打压都市欲望和娱乐;后者亦有对策：以“救国”为衣冠白昼出游。<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