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后的李大钊与邵飘萍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向斯诺介绍自己生平时，特别提到他曾受过两位老师的影响。一位是李大钊，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一位是主讲《新闻学》的邵飘萍，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邵飘萍是《京报》社社长兼主笔，两人既非同乡，又非亲友，是时代的潮流和共同的理想把他们会合成志同道合的同志。李大钊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早被肯定，而邵飘萍，作为报界名人，在充分肯定他是新闻理论的“泰斗”、“奠基人”之外，对他和李大钊一起反帝、反封建，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为此遭奉系军阀杀害的真相，至今仍鲜为人知。在中共党史上没有反映出李大钊和邵飘萍的关系，也没有反映出邵飘萍在中共党史上应有的地位与作用。实际上，李大钊与邵飘萍，一位学者、革命家和另一位无冕之王，他们都是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驱。正是他们播下的红色革命种子，促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中国更大范围的传播。

身逢乱世志在救国

191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很不平凡的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复辟帝制的交换条件。于是在国内政治战线上出现了以反对“二十一条”为主要内容的“倒袁护国”运动和在文化战线上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办《新青年》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这两条战线，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政治和思想文化的走向，为五四运动的展开准备了条件。陈独秀开创的新文化运动早已得到历史上的肯定，而反对“二十一条”为主要内容的“倒袁护国”这条政治战线的始发动者李大钊和邵飘萍，迄今鲜为人知。正是袁世凯发难搞帝制，在这乱世的中华大地上，催生了李大钊与邵飘萍两位人杰。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学名“耆年”，生后二年就成为失去怙恃的孤儿，由继祖父托养长大。少年的不幸，对他成长和未来，有着很大影响。他16岁进入永平府中学堂，成了一个以“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为己任的有志青年。由于“新政”潮流的冲击，他未等府中学堂毕业，即赴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急思深研政理以求得救国救民之良策。他还是该校《言治》杂志编辑部长之一，他最早写下的《隐忧篇》和《大哀篇》，对新生共和国产生了“隐忧”，发出了“大哀”之声，这是他初发政见的“政见宣言书”，这时他改名为“钊”，字“守常”。在法政学校6年，是他认识世界、形成世界观的重要时期。1913年毕业后何去何从？他的意向是：抛弃“入仕”，埋葬“出世”，振足精神，勇往直前地去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邵飘萍，1886年10月１1日出生在浙江东阳大联镇紫溪村，原名“新成”，后改名“振青”，字“飘萍”。从小其父培育他嫉恶如仇、舍生取义的崇高品德，14岁考中秀才。青年时代受民主革命者张恭的影响，张恭在金华办了一张《萃新报》，使他获得了对报业的最初印象。1906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他读到了各种进步报刊，大开眼界，开始为上海《申报》写地方通讯。在浙江省运动会期间，他与同学陈布雷、张任天一起，办过一份《一日报》，名闻全校，这是他报业生涯的开端。这时他受到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麟等人的民主思想影响，与鉴湖女侠秋瑾曾有书信来往，女侠之死使他义愤填膺，决心“新闻救国”，成为《申报》特约通讯员。19１1年，辛亥革命杭州光复，他与杭辛斋共办《汉民日报》，是他进入报界成为职业报人的开始。邵飘萍具有非凡的新闻敏感，自一开始就看穿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他用“振青”署名的短评，抨击时弊，揭发丑恶，提倡民权，激励爱国，对于袁世凯政府及浙江都督朱瑞，极尽嬉笑怒骂。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被陷入狱，罪名是“扰乱治安”和涉嫌参与讨袁。当他第三次入狱经妻子汤修慧营救出狱后，开始了亡命日本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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