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十里洋场的生活有多奢华？

（洋泾浜边的高级旅馆“长发栈”）

上海开埠后，消费习气渐趋奢华。道咸年间，沪地城乡殷富大家出现了研究享乐、炫耀排场的倾向。沪地侈靡郁然成风约在咸同之交，到同光年间，沪地侈靡之风更是炽烈。

清末由于通商口岸的设置，中外接触的频仍，以及工商业的发达，国人的一般社会价值观念也随之产生若干改变，尤其“重义轻利”的观念逐渐为“重商崇利”的观念所取代，而形成了一个“以商人为轴心”的文化心态圈和以他们为马首是瞻的价值观念体系。

上海因是全国对外贸易的总口岸，其“重商崇利”的观念尤冠于全国各地，特别是那些为外国公司所雇用，因商致富的买办，除以其巨大的财力从事工商业投资，并热心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外，且以挥金似土的奢华风气鼓励了消费。

上海人的奢华风气，主要表现在生活方面的衣食住行和婚丧喜庆的习俗上。

“吃是明功，着是威风”，从这句话大致可以了解上海人对衣食的态度。衣着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表征，尤其在五方杂处的上海，更不能不“只重衣衫”。“不怕家里起火，只怕身上跌跤”，这是上海人的典型写照，也是对爱体面的上海人的一大讽刺。当时一个洋行的大买办，一年的衣服费和各种交际应酬费便要花去二千元之多，而他的十五个佣人一年薪金才一千一百六十元左右。

（有歌伎伴唱的富商饭局）

民初上海白相人“混世界”，穿的是纺绸细缎短打，一襟中分，单排纽扣，胸前要冒出一条金表链，表链越粗越表示有身价。金表链在左胸绕个弧形半圆圈，链末系以西洋打黄金挂表，塞入衣袋。除此之外，手指上还必得配只油光闪亮的金刚钻戒指，倘若少了这三样，那就是寒酸得很了。

（《新上海滩》剧照）

在吃的方面，上海滩也是肉林酒池，筵席不断。上饭馆酒楼吃饭，对上海人来说已是极为寻常之事，一方面显示一般社交性应酬消费频繁，喜欢讲排场要面子的上海人，总是爱在这种场合上炫耀自己的有钱与大方，一方面表示移民社会中单身汉人口或单亲家庭所占的比例偏高，相对削弱了家庭饮食方面的功能。因此大小馆铺，日夜满座，著名大菜馆则是长年“朝朝裙屐，夜夜笙歌，红酒绿灯，金迷纸醉”。

犹太人一向给人的印象是俭朴、吝啬、一毛不拔、视钱如命。但在上海靠房地产与贩卖鸦片起家的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 1847–1931）却有挥金如土的一面。

他为了讨好罗迦陵夫人，先后在上海、杭州起造的“爱俪园”与“罗苑”，其占地之广与花费之庞大，足令人叹为观止。

（哈同、罗迦陵夫妇）

上海的爱俪园于1904年建成，后几经扩充，1910年时已占地二百多亩。园内除了几处豪华的住宅楼之外，还有楼八十座，台十二个，阁八个，亭子四十八个，池沼八个，小榭四个，有十大院落九条马路。另外，还修了一座寺院（频伽精舍）和一所女子学校（仓圣女学）。

（当年爱俪园中的挹翠亭）

（昆仑源）

整个花园是江南园林风格，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假山曲水，相映为趣，景致力求娴雅，楼房备极天工，为本世纪初江南私家园林的一大杰作。

1858年，才二十一岁的英商宝顺洋行（dent & co.）买办徐润（愚斋）回广东完婚，“上海各帮朋友亲戚送衣帽袍料不计其数，所收礼金多至一千六七百元”（当时一个中等人家的月收入也不过十元左右）。迨徐完婚返沪之后，“酬谢之酒历四五天，每日在桂花楼设四五十席，可谓一时之盛”。

（徐润）

一些富贵人家即使纳妾也不惜掷以巨金，上海一位钦赐举人为纳一妓女为妾，花去一万元为其赎身，又先后花去六万元为其购买首饰。

1892年，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买办唐廷枢（景星）在天津病逝。当其灵柩由天津返回上海时，上海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迎接仪式。中西巡捕、线勇全体出动，在码头列队纠察，“码头左右吹鼓亭大吹大擂，如奏钧天广乐，炮手燃炮恭迎，声震江浒”。

（唐廷枢）

迎柩队伍从码头出发，游行市区主要街道，“前导有文武开路神……后有武弁押队，整齐严肃”。还专请了中西两套乐队沿路吹奏。上海各界名流“或乘肩舆，或坐马车，盖以数百计。所过之处，无不人山人海，蔚为壮观”。

选摘自《四分溪畔论史》陈三井 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史学家陈三井先生多年思想的结晶，论述了孙中山、蒋介石、严复等人的思想轨迹与历史作用，以及上海近代化历程、法国殖民与中法越三角关系等史事，为反思百年中国的变迁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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