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中国为什么多光棍？
现在中国的男子，要娶妻，还是相当容易的——给婚姻介绍所一两百元的介绍费，只要你不挑剔，当天就能见到人，倘若对方同意的话，下个月就能摆酒、领证。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也确有一些男同胞选择暂时单身，但那不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对象，而是因为他们要求变高了，变得不愿意将就了。
可是在民国时代，情况就不一样了。民国那会儿，一个中国男子要找个对象，除非你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或者至少有稳定、体面的收入，否则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大陆，存在着大量的光棍。
（民国时期在街头上围观江湖卖艺的群众 多为男子）
民国时期的“光棍现象”有多严重呢？当年国民政府在北平搞了个“济良所”，将被拐卖的妇女从妓院里解救出来，暂时收容在“济良所”里。事情一传出，北平立马就有大量的老光棍到“济良所”的门前来围观，都找“济良所”要人呢。要来干什么？要来当老婆！因为在当时，在社会上讨个老婆并不容易，“济良所”里面这些女娃，虽然做过“那门子生意”，但是也总比没老婆、打光棍要强吧。
（收容在“济良所”里的被拐卖的妇女）
民国当年这“济良所”的领导们，那也是鬼精鬼精的，立马从中看到了权力寻租的机会。他们向北平的老光棍们伸手，说：“要见女娃儿？先给介绍费！”北平的老光棍们也没办法，该掏的还是得掏，挑了个女娃儿回去成家立室，之后逢人就骂那“济良所”，说“济良所”那个所谓的政府机构，比妓院还要黑。
（京师警察厅济良所 ）
这就是民国当年发生过的事。
抗战胜利之后，南京办起了一个“日侨收容所”，收容了一大批滞留在华的日本女人，消息传出去之后，很快，这南京城也有一大群老光棍围了上来，找“日侨收容所”要人。收容所的管理人员也将这些日本女人，逐个分配给了南京的这些老光棍当老婆、过日子去了。南京“日侨收容所”的管理人员则比较透明一些，他们将日本女人的脸蒙住，让南京的光棍们挑，凭什么挑呢？凭那日本女人手臂白不白来挑，以示公平。这日本鬼子的女人，毕竟也是女人，总比没女人强。在战后那段日子，南京城里流行起了这么一句口头禅，叫作“人穷照样有老婆”。
（南京城墙外的临时日侨集中管理所）
在民国时期的国语地区，有一句这样的俗话：“有娶不到媳妇的光棍，没有嫁不出去的闺女”，这话的意思就是，在当时的中国，女人要嫁人是容易的，但是男人要娶老婆那就难了——你得有本事。
而在方言地区，这句俗话的版本则稍有差异，例如在江西省瑞金县，这话是这样说的——“世间总有老单只，从来唔见老妮客”。
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地不分南北，遍地都是光棍，到处都是关于光棍的谚语和民谣，这些关于光棍的谚语和民谣，我举几个例子如下：
湖南平江：“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
福建龙岩：“三斤肉，一顿吃；衣裳破，无人补”。
湖南长沙：“单身汉，是神仙，半升米，上得天”。
浙西地区：“光棍好比活神仙；一把雨伞到天边；吃个在肚里，着个在身上；生起病来叫皇天”。
江苏连云港：“光棍汉好做，五更天难挨”。
浙东地区：“光棍好做，正六难过”。
这些谚语和民谣，有的是嘲笑光棍，有的也隐隐约约对光棍这个群体，透露出了一丝的同情。其中，江苏连云港和浙东地区的这两则，却是直接道出了光棍汉的典型困境——性饥渴。其中，浙东地区的民谣“光棍好做，正六难过”，这里所谓“正六”，指的是“正月”和“六月”，为什么光棍在正月和六月会特别难熬呢？因为正月是春节期间，大过年的，女孩子们往往打扮得很漂亮；而六月则正是炎热时分，女孩子穿得少，容易春光乍泄。
在民国史上，光棍问题，是一个长期被历史研究者忽略的问题。民国时期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也许是造成民国社会不稳定的诸多因素之一。
以山东济南为例，依据韩国学者金亨洌在其论文《近代山东城市社会环境的变化》中的统计，民国时代的济南，男女比例竟然高达140比100。也就是说，每140个男子当中，至少有40名找不到对象，要打光棍。
再看一例，《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0年5月9日记录，浙江省人口普查显示：女人比男人少了250万人。
又依据《中国人口史》的统计，1912年中国全国男女比例，大约为122比100。换言之，每122个男子当中，至少有22个男子找不到对象。
让我们看看今天的数据，就知道民国当年问题有多严重。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所得出的数据显示：中国在2010年的男女人口比例，为105.2比100。也就是说，每105个男子，只有5个左右找不到对象。绝大多数的中国男人，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娶妻成家的。
相比之下，民国初年男女人口的比例到了122比100，可想而知，问题该有多严重。
生物学告诉我们，在自然状态下，男女人口的出生比例，一般约为105比100。那么，为什么在民国时期，会出现140比100、122比100，甚至在一个省内（浙江）女人比男人少了250万人这样严重的情况呢？
女人不会无端从人间蒸发。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原因之一，是民国时期城乡普遍流行的一个恶习——溺死女婴。
溺死女婴，对于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由于家贫以及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存在溺死初生女婴的现象。当然了，所谓溺死，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法，在民国时期，父亲（通常是父亲）杀死初生女婴的办法，有许多种，除了溺死之外，还有捂死、弃野、掐死、勒死等，各种办法都有。
为什么那个年代中国当父母的，能忍心杀死自己的亲生骨肉呢？主要是以下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贫穷，普遍的贫穷；其次是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民国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普遍认为，养女儿是亏本的，女儿养大之后，嫁到婆家去，从此事事都会向着婆家，就不再是娘家的人了，也就是说女儿一般都是白养的，俗话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当年的国民，尤其是农村里的老百姓，普遍都是这么想的。
本来就穷，谁还愿意养那么多女娃？所以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地，溺死女婴的现象，十分普遍。这就导致了前面所提到的全国男女122比100，其中济南更是出现男女140比100的性别严重失衡的现象。
而众所周知的是，男女人口比例的警戒线，一般是107比100——民国初年的男女比例失衡程度，已经严重超标。
在这种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下，还出现了雪上加霜的现象——一夫多妻。
（民国一妻十二妾）
民国时期的中国，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实质上就是一夫多妻制。例如，北洋巨头袁世凯，有10个妻妾；四川军阀杨森，有12个妻妾，号称“渝舍十二钗”；还有大学问家康有为，有6个妻妾。在民国时期，中国官界、商界各种“成功人士”广泛存在一夫多妻现象，这种事众所周知，笔者也就不多列举了。
（图为北洋时期交通系要员赵庆华一家的合影。后排中立者为赵庆华，中排右二为赵家大太太，右四为赵家老太太，其怀中为幼女赵四小姐绮霞，中排左二为赵家二太太、赵四小姐的生母吕葆贞。 图为书中插图）
这还不算。除此之外，民国时期还存在合法的公娼制度，外加暗娼，因此，又有一部分青年女性脱离了正常婚恋轨道，从事皮肉生意去了。那么这批从事皮肉生意的女子，又有多少呢？
依据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s.d.gamble）调查的数据，当时的上海市每137个人（不分男女）之中，有一个是娼妓，听起来似乎不太严重，但是到了1935年，上海市发展到了每20个女性当中，就有一个人是娼妓，也就是说，娼妓占女性的比例，为5%。
（民国时期的妓女）
本来男女比例早就超过了人口男女比例的警戒线（107比100），且婚姻制度不公平（一夫多妻制），还存在着娼妓，在凡此种种的雪上加霜之下，依此推算，在民国的正常婚恋轨道，实际的男女比例，很有可能是在150：100上下。换言之：全中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男子，讨不到老婆，无法成家。这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推断，甚至还是比较保守的推算。
而大量的研究表明，人口中单身男性比例的攀升，往往会导致暴力行为的增加、犯罪率的上升和社会结构的不稳定。
举捻军为例，学者邢采、张希、牛建林的论文《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对性别失衡间接导致捻军暴乱一事，作了系统的研究。1851年至1863年爆发的捻军暴动，是探讨性别失衡导致社会暴力的典型例子。
在19世纪的中国华北地区，性别比例极高，达到了男女129比100，有高达25%的男性无法成家。大量过剩的年轻男性，仇视社会，心理扭曲，成为无家可归的绿林草莽，并最终形成一股强大的捻军，对当时的清朝统治者以及社会治安，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此外，福建先民开发台湾岛的历史，也可从男女比例失调得到解释。在清朝初期，清政府禁止福建汉人携带女性家属前往台湾岛拓荒，造成台湾存在大量的光棍，并因此严重危害了当时台湾岛上的社会治安。
《噶玛兰厅志》对台湾岛开拓初期“光棍危害治安”的情况，有以下真实记载：
台湾一种无宅无妻子，不士不农，不工不卖，不负载道路，俗指谓罗汉脚。嫖赌摸窃，械斗树旗，靡所不为。曷言乎罗汉脚也？谓其单身游食四方，随处结党；且衫裤不全，赤脚终生也。
男人没有家庭，就没有束缚，没有了束缚，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就什么都敢干，社会因此就难以稳定。当今中国大陆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时候，尽量先劝说双方不离婚，也正是遵循的这个逻辑思路：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了，社会才能稳定。
民国时期的中国为何多光棍？这个问题的答案，到此似乎已经比较清晰了。笔者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关键背景，作如下梳理和总结：
1.民国时期由于国民普遍贫穷以及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当时许多中国家庭生下女婴，有溺死女婴的恶习。这是造成男女人口比例失衡的首要原因。
2.民国时期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这无疑加重了中国婚恋适龄青年男女比例的失衡状态。
3.除此之外，民国时期还实行娼妓合法制度。有一大批的女子远离正常婚恋轨道，从事皮肉生意去了。这样一来，适龄婚恋女子的数量，进一步减少，中华民国男子的娶妻，就更显得僧多粥少、雪上加霜了。
综上所述，由于民国时期存在上述种种社会背景，也就有了民国初年122比100的全国男女性别比，也因而有了民国时期遍地光棍的社会现象。至于“民国多光棍”的社会现象，对民国时期社会的不稳定，产生了多大的负面影响，这一问题需要另文探讨，在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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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摘自《不忍面对的真相》冯学荣 著，九州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
内容简介：
作者从中国近代史中找出30个事件，以凿实的第一手史料为证据，刨根问底，去伪存真，回归常识，澄清历史迷雾，还原历史真相，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史实。作者娓娓道来，观点新颖，通俗易读，既戒除了学术著作的艰深枯燥，也避免了戏说历史的轻浮失真，适合目前大众历史阅读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