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太上皇掌权的憋屈嗣皇帝：嘉庆

实习皇帝

嘉庆从乾隆手里接过玉玺的时候，感觉那双苍老的手顿了一下。这不像是一双耄耋老人的手，它的坚强有力让嘉庆莫名地不安。

元年（1796 年）元月一日，皇宫大内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新年第一天，乾隆在太和殿举行传位大典。

第一次零距离触摸着龙椅的扶手，嘉庆的心快跳到嗓子眼里了。然而这种激动如同殿外的寒风，只呼啸了一声就了无踪迹。他悄悄看了看乾隆，又暗暗将挺直的胸膛收了下去。太上皇的眼神虽然混浊而慈祥，但掩抑不住君临天下的气度。

嘉庆的心里更加惶恐。

鸿胪寺官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宣读了太上皇传位诏，诏书中的八个字，成为新皇帝小心翼翼最精准的注脚。诏书说，在京各部院和京外各省督抚今后“题奏事件，悉遵前旨行”。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今后汇报和处理政务，要按以前的规定办。所谓“前旨”，是年前乾隆颁布的一个“凡是”。

上年九月三日，在登基六十周年这天，乾隆宣布皇十五子永琰为太子，明年改元嘉庆。

在永琰激动不已的时候，乾隆发布了一道上谕，他说：“至朕仰承昊眷，康强逢吉，一日不至倦勤，即一日不敢懈弛。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致错失，岂非天下国家之大庆。”

这是一道让嘉庆从头凉到脚的谕旨。

在上谕里，乾隆打着不让儿子犯错误的旗号，给他的脖子上套了一个紧箍，今后凡是军事、政治和用人等问题，必须听从太上皇的教导。太上皇年龄虽然大了，但生命不休，奋斗不止，一天不知道厌倦，一天不会不问政事。

嘉庆虽然当上了一把手，但只是嗣皇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实习生，可以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参加祭祀、经筵、大阅等象征性活动，至于国家大事，对不起，还是得听老爷子的。

这道谕旨是一份沉甸甸的外交声明：乾隆虽然退居二线，但并不意味着退出了领导核心，更不意味着权力的转交与变更，这是典型的让位不让权。

太上皇的幕帘政治

既然乾隆不让权，他为什么让出位置，而后又挖空心思给嘉庆戴上一副镣铐呢？

乾隆自己的解释是，“昔皇祖御政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如果老天保佑我执政六十年，我就八十五岁了，那时就让位太子，归政退闲。

这一解释虽然可信，却未必尽然。乾隆一生服膺康熙的文治武功，虽表示自己不能也不敢超越祖父，但从他自封“十全老人”来看，却是暗含一股攀比标榜之意。

他说这番话时，是发生金从善拦驾请立储君的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当时，他已经六十八岁。即使乾隆的身体再好，预测能力再强，也不可能猜想到自己能活到八十五岁。

大清以孝治天下，乾隆绝不能自食其言。随着年龄的增大，退位之日一天天来临，他一方面表示要按期归政，装模作样地修缮养老的寿宁宫，一方面强调“一日未息肩，万民恒在怀”，暗示自己不会放弃对最高权力的掌控。

乾隆老了，但掌权的心依然年轻。在他看来，人生最大的寂寞，不是高处不胜寒，也非不见古人来者，环顾四周，孑然一身，形影相吊，这种小家子气的感喟，不过是心灵上的短视，是不成器者的空落。

真正的权力，本身就是寂寞而孤单的，皇帝本就不需要志同道合、平起平坐的伙伴。正是这种孤家寡人、俯视众生的孤寂，造就了唯我独尊的快感。

（太上皇乾隆）

人生最大的寂寞，莫过于忽然从云端跌落于尘埃。从有权到无权的落差，才是真正的痛苦。享受了六十年属众唯唯诺诺、诚惶诚恐的愉悦的乾隆，绝对无法忍受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凄清晚景，这是一种想象起来就痛苦无比的心理折磨。

如何找到一条最佳路径，既能表达对乃祖的敬意，又能牢牢握住权柄，便成了乾隆思考的头等大事。

考虑的结果，就是以训政代替归政，实行幕帘政治。

所谓幕帘政治，就是端坐在幕后通过代理人实施权力操控的治政方式，前台的领导者不过是一个影子或者傀儡。从本质上说，这是个人终身独裁的一个变种。

乾隆以退居幕后的道德标榜的高姿态，借助于私人培植起来的代理人，从事着事实上的权力控制和垄断。这种披着禅让外衣的权力交接，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政治欺诈。

六十（1795 年）二月，刑部有两个小案子处理得不太妥当，乾隆借题发挥，为推行幕帘政治造舆论，“不特朕未归政以前，断不肯任其朦混，即归政以后，朕亦岂肯置天下之事于不问！维时若臣下等敢于尝试，更当重治其罪，决不因归政而稍存宽贷也”，明确提出要在归政后干政。

他还以重治朦混之臣的名义，暗指自己掌握生杀惩戒大权，有谁站错了队，将从严予以处罚。

一人之下的憋屈皇帝

（屈居太上皇之下的嘉庆皇帝）

为将幕帘政治制度化，他亲自主持制定了新的朝廷礼仪，老皇帝称太上皇，新皇帝称嗣皇帝；臣下题奏时，太上皇高三格抬写，皇帝高两格抬写；太上皇生日称万万寿，嗣皇帝生日称万寿；新元铸造钱币时，乾隆嘉庆年号各半。无论在形式上的礼仪，还是事实上的财政，都突出乾隆的特殊地位。

乾隆退位刚刚半个月，就发生了湖广总督毕沅奏折不按规定格式书写奏章事件。

中国的政治奉行文件治国，尊卑有序体现在文件上，就是有一套成文的礼仪规制，人情练达皆文章，遣词造句俱政治，语词和格式里面有大内容，如果不按规矩来，则意味着对尊长的冒犯。

我们现在很难猜测毕沅此举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疏忽。如果是有意为之，则表明他为了迅速向新皇帝靠拢，采取了一种摸“老”虎屁股的方式。如果是无意疏忽，则说明以他为代表的一些臣子，已经开始将屁股挪到新皇帝的周围。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意味着乾隆的权威受到挑战。

八十六岁的乾隆老而不朽。搞了一辈子政治，其敏感的嗅觉不可能闻不出毕沅此举所散发出的味道。他绝不能容忍无视自己权威的情况的发生，同时，他也意识到，这也是自己教育新皇帝和群臣的大好机会。乾隆当即降旨，以敲山震虎的方式，对毕沅进行斥责。

他说，我去年就颁布谕旨告诉你们，一切军国政务还由我亲自料理，嗣皇帝敬聆训诲，跟着我好好学习，他只是我的跟班，是个实习生。官员们的题奏，严格按照固定格式书写。“毕沅等并不遵照办理。是何意见？”各项工作，我都会亲自处理，随时训示，“岂有因授受之典，即自暇自逸，概置政事于不问乎！”

为了敲打嘉庆和臣属这些猴子，他小题大做，将毕沅当成了出头的鸡，交部议处，给予重罚。

乾隆深知，国家的大权在于军队、官吏任免奖惩和经济，这是支撑一个政权，同时也是一个领导人的三根擎天柱，抓住了军事、人事和财政，也就等于控制住了国家权力的牛鼻子。

在乾隆退位前后，先后爆发了苗民起义和白莲教起义，他借镇压起义军，牢牢握住军事指挥权。他曾不无得意地说：“一切军务机宜，俱朕酌筹指示。”朝廷的用度开支以及田赋捐税，也把持在他自己手中，没有乾隆的批准，各种大型工程立不了项，各项钱粮豁免落实不下去。

在人事方面，乾隆深知一朝天子一朝臣，如果不培植自己的干部，他这个太上皇就会被架空。授受大典后四个月，他就规定吏部和兵部，知县和武备以上应行引见者，必须由该部堂官轮流引见过目。臣是我的臣，民是我的民，谁也别想染指。

嘉庆三年（1798 年），乾隆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小结。他很满意地给自己下了八个字的评语：“三载以来，孜孜训政。”在嘉庆惶恐而幽怨的眼神中，他赤裸裸地将归政切换为训政，将“退闲”二字扔到了九霄云外。

本文选自《接班的战争》，李俭 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清朝十二个帝王的权力争夺和交接班，如同一幕幕兄弟成仇、父子反目、功臣喋血、阴算阳谋、明枪暗箭、矛盾和情节跌宕起伏的莎士比亚式戏剧。作者运用哲学视角、政治维度、历史纵深的笔法，将笔触伸入社会和历史的脉搏以及当事人的心灵深处，还原一幅幅真实的历史图景，探寻权力更迭的斯芬克斯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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