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第一大贪污案

倪玉平

“清朝第一大贪污案”发生在被誉盛世的乾隆时期，甘肃全省官员，上至总督，下至州县衙役，全部涉案。面对这种塌方式腐败，乾隆帝痛下杀手，斩杀、绞决、流放毫不手弱，甘肃官场“为之一空”。但这样真管用吗？腐败刹车了吗？

乾隆后期爆发的甘肃捐监冒赈案，因贪污数量之大、延续时间之长、牵涉官员之多、惩处罪犯之严，被后人称为“清朝第一大贪污案”。

一、 误用贪官，好事办坏

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四月十八日，乾隆帝下达了一道原本应该很平常的谕旨：批准陕甘总督勒尔谨在甘肃开办捐监的请求。按照勒尔谨的说法，甘肃省土地贫瘠，时有灾荒，经常需要政府的救济，而通过捐纳的方式，让那些无法考取功名而财力有余的人，向政府提供一定数量的粮食换取监生名号，于国于民，俱为有利。捐纳之风从明清以来就一直盛行不衰，所以他的主张很快就得到了乾隆帝的批准。

为保证捐监的正常进行，乾隆帝特意将“能事之藩司”王亶望调到甘肃任布政使，专门负责捐监事宜。王亶望出身名门，其父王师，中过进士，官至江苏巡抚，勤政爱民，名声颇好，是典型的清官。王亶望凭借父亲的地位，在考上举人后，通过捐纳，先后出任甘肃山丹、皋兰等县知县、宁夏知府、浙江布政使。乾隆帝认为王亶望很有才干，特意将其调任甘肃，委以开捐收粮的重任。

王亶望赴任之后六个月，向乾隆帝报告了甘肃省的“捐纳”情况：目前已有19,017余人前来捐纳，共收得粮食827,500余石。收到奏折后的乾隆帝起了疑心：甘肃的老百姓向来贫穷，怎么会有近2万人前来捐监?开捐半年就收到粮食80多万石，一年即会有160多万石，年复一年，势必会无处存放，潮湿损坏，又该如何处置？

不久甘肃回奏，因为平定少数民族叛乱后，新疆与内地的商品流通日益发达，商人们获利颇丰，甘肃为商民必经之地，所以报捐者很多。而甘肃省雨水稀少，连年大旱，需要大量的粮食赈济百姓。乾隆帝一时也找不到破绽，便批示到“尔等既身任其事，勉力妥当可也。”乾隆帝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位“能臣”所收的80多万石“监粮”，竟全系纸上之数，仓库之中一粒未有。同样，他所上报的赈灾粮食，也从来没有送到过百姓手中。

把戏没有被揭穿，王亶望等人的胆子愈来愈大，上报的收捐数目也愈来愈多，从三十九年四月批准捐监开始，到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在三年的时间里，他所上报的“粮食”已多达600多万石，是甘肃省全年赋税的7到8倍。报捐人数和所收粮食数，不仅在甘肃省是空前的，就是在全国，也名列榜首。当然，三年内的甘肃省“赈灾粮食”也多达600多万石。

因为捐监有功，乾隆四十二年五月，王亶望被提升为浙江巡抚。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春，乾隆帝五下江南，王亶望投其所好，竭力逢迎，大肆铺张，得到了好大喜功的乾隆帝的欢心，乾隆帝还特意赏赐王亶望之母御书匾额，以及大缎二匹和貂皮四张。此时的王亶望，官居从二品，是独领一方的封疆大臣，又以“能臣”见知于乾隆帝，前程似锦，志得意满。

二、 多雨生疑，顺藤摸瓜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甘肃河州回民苏四十三起义，乾隆帝派最为亲信的大臣阿桂前往“剿匪”。阿桂在上报军情的奏章中，多次指出由于当地雨水太多，部队推进困难。乾隆帝回想到过去甘肃的“连年干旱”，不禁疑心大起：“该省向来年年报旱，何以今年雨水独多，此中有无蒙弊？”他命令阿桂等人仔细查办。

乾隆帝从雨水之多，察觉到甘肃省年年报旱可能有诈，一下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果然不出所料，阿桂很快就查明，王亶望等人的“捐纳”，所收的不是粮食，而是银子。

乾隆帝随即命令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查讯在浙江家中丁忧的王亶望，又命令接替王亶望出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呈报捐纳私收折色的情况。六月初，王廷赞上疏辩称，自己到任后，原不许折色，因无人报捐，只得照旧章办理；又担心粮价不一，各州县有故意刁难之事，所以统一规定，报捐者以55两的数额为准。

六月初十日，乾隆帝指出，甘肃开捐，原本是为收粮济赈，自应收取本色，岂能公然核定折收价格？如此重大之事，为何甘肃各级官员从无一人对朝廷提及？况且，所定55两银子的价格，表明该省的粮价并不算高，粮源充足，又何必赈济！三天后，闽浙总督陈辉祖的奏折也送到北京。陈辉祖在报告说，王亶望承认在办捐过程中，确实听说过有折色一事，并曾就此事责备过属下，但后来考虑到收银后可以补购粮食，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乾隆帝表示仍然难以接受这种解释。又过了四天，因阿桂再报“连遇阴雨”，无法采取军事行动，乾隆帝更如火上浇油，连下几道谕旨：“甘省如此多雨，而历年来俱称被旱，可见冒赈是假，贪污是实”。他要求阿桂一定要追查到底，务必水落石出。

到七月初，阿桂将王亶望等人在甘肃省折收捐纳、冒销赈粮等违法乱纪行为，查明上报。乾隆帝随即于七月三十日下达上谕，对此案作了概括：王亶望上下其手，公然征收折色；勒尔谨竟如木偶，毫无见闻。王亶望又依靠兰州府知府蒋全迪，将全省各级地方的旱灾情况，胡乱编造，报销冒领，下面的地方官更是上行下效，串通一气，毫无忌惮，所以造成了如此重大的贪污案件。

三、 一网打尽，触目惊心

王亶望等人究竟收到了多少捐纳银两，又贪污了多少?到今天，具体数字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数目必然非常巨大。因为按王亶望所说的收捐800余万石，则共有捐生18万余人，以每名55两计，所收的银子应该有1000多万两，而这1000万两银子，最后全部消失在“赈灾”活动中，也就是说，全部被这帮“蛀虫”侵吞了。其贪污数量之巨，实堪称清朝入关以来之最。另一方面，浙江查抄王亶望家产时，虽然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私自侵占不少，但上报的数字已高达300万两。

四十六年七月三十日，乾隆帝下谕，命令将王亶望立即正法，勒尔谨自尽，王廷赞绞监侯。八月十八日，乾隆帝又对其他的官员进行了处理：贪污数量在2万两白银以上者，立即正法；2万两以下者拟斩监候；1万两以下各犯，亦斩监候，并随时请旨定夺。哈密通判经方，因贪污数量高达15万两，立即处斩。贪污在2万两以上的程栋等20人，以及贪污数量虽不到2万两，但又有其他贪污情节的徐树楠、陈韶2人，定为斩监候，于本年处决。为儆后来，乾隆帝还规定，特派阿扬阿等人，会同陕甘总督李侍尧亲赴刑场监督。

其他贪污在1万两以上的林昂霄等11人，以及不到1万两但有其他贪污情节的成均等4人，判为斩监侯，改为第二年执行。至于那些贪污量在1000两至9000两的，共有尤允永清等26人，被判为斩监候，明年秋审时请旨办理。通计甘肃官员前后赴刑场正法的，多达56人。而以后又陆续免死流放的，则有46人之多。

甘肃省当时共有直隶州6个，直隶厅1个，州6个，厅8个，县47个，而最后被追查出来的贪官即达100余人，其中县官63人，知州5人，同知3人，通判5人，县承2人。经过此番审理，甘肃省的官员几乎“为之一空”。而且这还只是指贪污数量在1000两银子以上的人，如果细查下去，所牵涉的人员必定更多。

这种上至总督，下至州县衙役，全省官员“无不染指”的大规模集体作案，在清朝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而一次就斩杀、绞决、流放如此多的贪官，更是闻所未闻。回想到“内外大臣，皆知而不举”，以致形成如此贪污巨案，使得乾隆帝“思之实为寒心”，当即停止了甘肃和陕西的捐监之事。

四、节外生枝，又揪贪官

王亶望的家产被查抄后，由浙江运解京城。乾隆帝前往验收，发现所交物品大多平淡无奇，与这位大贪污犯的身份很不协调。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初七日，乾隆帝再次派大学士阿桂和户部右侍郎福长安前往清查，他同时还要求陈辉祖也来参与对此案的审理。此时的乾隆帝，对于陈辉祖是绝对信任的，他甚至说，“陈辉祖深受朕恩，必不肯同流合污。”

不料没过几天，在接见浙江盐道陈淮时，乾隆帝才得知查抄王亶望之财产时，浙江当局曾有公然以黄金换白银的情况。乾隆帝感到此案非同小可，绝非抄家的兵丁营私舞弊所能做到，并很可能和陈辉祖有直接的关系。于是，他下令将陈辉祖革职审查。

很快，阿桂对陈辉祖的口供记录到京。陈辉祖说，当时在查抄王亶望家产时，布政使国栋与自己商量，觉得金子的成色不好，含水过多，押运到京，路途遥远，恐怕损耗太多，不如将其兑换成银子实惠，所以自己也就答应了。因此，兑换银子，乃是为国家着想。

九月二十二日，乾隆帝下达了一篇很长的谕旨，对陈辉祖的观点进行驳斥：既称黄金成色不好，将金子尽行易换，何以解交内务府册内，又有黄金9两？“其欺罔蒙混，更无疑义”。

根据乾隆帝的旨意，阿桂等人加紧审察。十月下旬，他们通过陈辉祖的家人刘大昌等供词，得知陈辉祖曾偷换过玉器字画等情况，并且兑换黄金800两。在事实面前，陈辉祖只得低头。不久，署河东河道总督何裕成也报告乾隆帝，陈辉祖曾给其妻舅送银3万两，“令开典铺生息”，又在去年十月份，送来杂色金子1000余两，要他兑换银子，并强烈要求他“勿向人言”。

四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乾隆帝公布了对陈辉祖等人的处理决定：陈辉祖侵吞抽换，形同鼠窃，乃是“一盗臣耳”，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次年因又查明亏空仓谷银钱多达130余万，“令其自尽”。布政使国栋、知府王士瀚、杨仁誉，通同作弊，从中分肥，均判为斩监侯。知县杨先仪、张翥直接经手其事，却不闻不问，发配新疆充当苦差。布政使李封、按察使陈淮对此事也是毫无察觉，著革职并发往河工效力赎罪。四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因查明陈辉祖亏空仓谷银钱多达130余万，并且武备废弛，贻误地方，乾隆帝下旨，“令其自尽”。

至此，十年之前开始的甘肃捐监冒赈案才最终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