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掌控王朝更替不是皇帝，也不是军队，竟是天气？！

古代农业社会，人类应对自然变化的能力较差，大气温度每次变冷转暖，都会引发人类社会大规模的动乱、战争和民族迁徙。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兴起与跌落、战争和浩劫，以及重大科学发现和文化成就的取得，除了我们看得见的人为因素以外，冥冥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有气候的变化。

农牧之争背后的“天意”

“彼苍者天，何其有极？”当中国古人面对变幻莫测的天道，发出如许浩叹时，他们哪里知道，气温的些许变化，哪怕是1℃的升降，就能把人世间搅得天翻地覆。

对古代中国而言，气候在温暖期和寒冷期的转换，往往决定着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实力的强弱对比和农牧分界线的南北飘移，由此引发或加剧民族冲突，进而决定中原王朝的兴替。

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当时气候变化正处于秦汉、隋唐两个温暖期之间的寒冷期，在公元400年前后温度最低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低了近2℃，较之温暖的汉、唐时代，要下降2℃－3℃。

有人以统一的斤亩折算，秦汉时代平均亩产量为132公斤，北朝平均亩产128.8公斤，东晋南朝为125.4公斤，均较前朝下降了2.84%。

土地单产对古代民族的竞争尤其是农牧民族间的竞争是非常重要的。土地单产高意味着在相同的面积上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能有更多的粮食积累，也就有更强的军事战斗力，在战争中获胜概率更高。而寒冷直接制约着降水量的大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年降水量将相应下降100毫米，粮食单位产量就会比常年下降10%。

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实力对比，直接决定中原王朝的疆域版图也即生存空间的大小。秦汉时代，中原王朝的农耕区直达阴山脚下。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大将蒙恬率秦军将匈奴驱出阴山以外，在阴山、河套地区设立了44个县；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又派遣将军卫青、李息从云中出击匈奴，收复河南地，设置朔方、五原郡，阴山一带再次纳入中原版图。

而到魏晋南北朝时，阴山脚下已成为水草丰美的游牧区。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当地游牧生活的生动写照。

不仅如此，长城以南的老农耕区，这时也逐渐被畜牧所侵蚀。西晋束皙谈到黄河流域的中原腹地时，说“猪羊马牧，布其境内”，主张将马牛猪羊迁徙到“空虚之田”。这空虚之田，在今天看来，就是气候转冷，农耕尽废所致。

关中大旱 周室东迁

气候变化决定王朝兴替的另一个例子，是陕西的关中地区。西周末年，随着中国北方气候的由暖转寒，关中地区旱灾频发。第一场大旱自共和十四年（前828）到宣王六年（前822），持续七年之久，《诗经》中的《云汉》一诗，就真实记录了这次大旱，指天抹泪地哀叹说：“天降丧乱，饥馑荐臻”，“周余黎民，靡有孑遗”。

时隔四十年，关中又发生第二次大旱，而且震灾、旱灾并起。据史籍记载，这次大旱在周幽王二年（前780），导致了“三川竭，岐山崩”的奇特现象，给靠天吃饭的原始旱作农业以毁灭性打击，不仅使关中的经济中心地位下降，还促成了10年后周王室的东迁。

古代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最终从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气候转冷的结果。唐末五代以前，除了魏晋南北朝这个寒冷期，中国大部分时段气候都较温暖，北方旱作物单产高于南方的水稻，黄河流域人口一直很稠密，成为中华文明发源地。此后，气候转冷，水稻单产随着耕作技术和选种的进步明显提高，逐渐超过北方旱作物，到宋时，南方人口超越北方，长江流域终于取代黄河流域，成为汉族的经济文化中心。

甘肃万象洞内一枚石笋，也揭示了气候变化与王朝兴替的惊人巧合。该石笋由地下水析出的碳酸钙累积而成，其生长速度取决于当地每年的降水量，科研人员根据石笋所含氧的同位素含量，绘出过去1810年间的降雨量变化曲线，然后与同时期朝代的兴衰更替作比较，结果两条曲线高度吻合。

“气候变化通过影响农作物生产，进而对中国古代朝代的兴衰起着关键作用。”主持这项研究的兰州大学教授张中平说，气候就像一双“无形的手”，左右历史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