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一起似曾相识的冤案：都是限时稽凶惹的祸

明朝隆庆六年九月(西历1572)，京师北京发生了一件大冤案，这一冤案让两男一女被错杀。<br/> 是年五月二十六，服媚药过多的隆庆帝，在36岁盛年时就驾崩了，10岁的万历帝继任。老皇帝大行，新皇帝登基，这当然是帝国最大的事情。按照帝制时代的礼法，新皇帝在第二年元旦才能改元用新年号，皇帝的丧事当然耗钱耗时，直到九月，庙号穆宗的隆庆帝灵柩才埋进昌平的帝陵里。自然，这段时期京师的警戒级别会提高———集权政治体制下，同样的刑事案件，发生在平时和发生在特殊时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br/> 可恰好在这关键时期，九月十一傍晚，一件恶性刑事案发生了。英宗的贵妃、宪宗的生母周太后的兄弟周寿，封庆云侯(今日海淀区苏家坨乡尚有周家坟，即是庆云侯家族坟地)，他的孙子周世臣靠祖荫官居锦衣卫带俸指挥———明朝时锦衣卫是拼爹大本营，功臣、外戚子弟多安插此处，文官体系他们进不去，那得靠科考。他老婆早死，没儿女在身边，和一个叫荷花的婢女同居在东城的一条小巷内，只有一个叫王奎的男仆负责开门锁门。那天天刚黑，几名盗贼用斧头劈开门，进来抢劫。这周世臣毕竟是武官出身，也不含糊，拿着大棍子与盗贼对打，终于寡不敌众被杀，而荷花躲在屏风后面将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杀死周世臣后，盗贼抢走了150两银子，也许是做贼心虚，走得匆忙，既没有仔细搜查是否有活口，临了还遗落了几两银子。<br/> 待盗贼走远了，荷花捡起盗贼遗落的银两，跑到那天正好在自家休假的王奎，哭诉主人被杀的前后经过。<br/>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32/2A/322A796A0286BE367D52B75AAD71688E.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高拱，他也不可能认真调阅案卷，就拟旨批准了翁侍郎的上奏。有圣旨在手，自然就是“铁案”了，三人在万历四年被当街正法，相信官府说法的围观百姓无不对这三位奸夫淫妇、负恩恶仆被杀拍手称快。最搞笑的是，真正的凶手、那几位盗贼也混在围观群众中，私下里嘲笑官府的愚蠢。<br/> 真相的暴露也相当偶然。群盗为首者叫朱国臣，也是屠夫出身。养了两位歌妓，白天让人家出去唱歌挣钱，晚上让人家陪酒陪睡，稍不如意就痛加鞭笞——和洛阳地窖中那几位被囚禁的小姐遭遇差不多。这两位歌妓不堪忍受，一次偷偷跑到官府，告发了朱国臣杀死皇亲周世臣，且将这个黑社会团伙的其他案子一股脑说出来了。于是兵部立即派官兵将朱国臣以及同党刘汝成、刘五等七人抓获，移交刑部审讯，这些人一五一十招了，原来周世臣曾带锦衣卫巡察时，数次对混在街市中的朱国臣瞩目，朱怀疑周可能知道自己暗地里干的那些盗抢勾当，决定先下手为强。<br/> 真凶被抓，而荷花等三人已人头落地两年了。舆论哗然，给事中、御史这些监察官纷纷要求追究责任人。而此时，力主以奴婢害主定案的翁侍郎已升为南京刑部尚书。这时北京的刑部尚书严清，出来为同僚辩护，他对主持朝政的张居正说：当初翁大立将张国维等人的侦查结论如实上奏，是为人臣者的本分，并不算什么大错，这件冤案的根源是办案的张国维。<br/> 正在雄心勃勃推行新法的张居正当然也不愿意为一件冤案处分过多的官员，搞得政局不稳。如是听从了严清尚书的建议——翁大立提前退休回乡;三位主持审判的司官贬官出京;张国维被判处流戍边疆。坊间舆论对此处罚很不平，有人说张国维花重金运作，才得以轻判。<br/> 450年后再审视此案，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造就冤狱太正常了，而冤案昭雪却相当偶然。原因乃是：一、破案的压力使具体办案者有制造冤狱的强大动机，而权力封闭运行，长官意志大于天，内部的监督、制约形同虚设;二、被冤者的救济渠道阙如，而不明真相的民意又使冤狱看起来具有某种“正当性”;三、制造冤狱的风险太小。若不是那两位歌妓冒死举报，这冤案就会永远冤下去。而最后的处罚，也仅仅让一个低级别的官员出来顶雷。<br/> 不过现在看来，部长被免职，司局级官员降级外任，具体办案者判处流戍，也不算太轻。至少在大明朝，人家没有装聋作哑继续拖下去，当年的办案者也没能继续呆在高位上。张国维若泉下有知，恐怕会叹一声：生不逢时呀!<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