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的笑话：鱼雷训练成习惯忘具体调节深度

大清帝国的北洋舰队曾是一支高高飘扬着“龙旗”，威风八面，横行四海的舰队，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位。尤其7335吨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堪称当时亚洲最具威力的海战利器，日本海军战前对其就是谈“远”色变。但一场甲午海战，龙旗飘落，舰队沉没，留下的是挥之不去的历史耻辱和深沉的思考。一些中外有识之士谈起北洋海军失利的教训时指出：“中国有钱了，就可以买一天海陆军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哪怕是整个文明世界都情愿把武器供给它，但中国不能在任何市场购买有训练的军官和有纪律的士兵。”其实清政府非常注重武器装备的更新，但平时训练流于形式，舰队炮术训练往往是“预量数码，设置浮标，遵标行驶。数码已知，放固易中”。编队训练也是先期预定，“管驾只须默记应操数式，其余皆可置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徒求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象，博得官爵利禄的实惠。即便是到了清政府检查成绩的“大阅之年”，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也不过是多排练几遍，使场面更好看一些……<br/> 如此训练，平时可以日复一日地敷衍过去，战时必然要原形毕露。北洋水师那种“固定靶位和距离，预定演练阵势”的训练，到战场上，没了固定目标、没了固定距离、没了固定阵势，焉有不败之理？到了大东沟的海面上，李鸿章夸耀那支“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炮，中至十五”的北洋海军，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烟消云散。<br/>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8F/B3/8FB3EF7BEBFC543505361B39F6CDD9E8.jpg" class="cont_pic" target='_blank'>日俄战争的对马海战中，日军正是用鱼雷兵器完成了对俄国舰队的最后绝杀。与北洋舰队鱼雷艇在战场上的表现相反，李鸿章在光绪十七（1891）年五月初四日上奏的《巡阅海军竣事折》中有夸口北洋鱼雷艇称：“四月二十一日，开赴大连湾，北洋各舰分行布阵，奇正相生，进止有节……次日。驶往三山岛，调集各舰。鱼贯打靶，能于行驶之际命中。旋以三铁舰、四快船、六雷艇演放鱼雷，均能中靶。”？那么，为什么在北洋舰队鱼雷艇实战中就射击不准了呢？据其中下级技术军官战后披露，舰队炮术训练的真相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战后又好事者对“福龙”号鱼雷艇“三弹不中”作出了如此推理：（一）平素训练劣，（二）临阵慌张失措，（三）鱼雷存护不周，（四）发射前鱼雷潜度调整错误。此外实战中，本应如狼群一样作战的鱼雷艇居然是单艇出战，在战阵中，横冲直撞，也说明了北洋舰队平时根本没有合理操练鱼雷艇战术，而是片面的重视鱼类的命中率，并在这一数据上弄虚作假，最终导致在战场上弄巧成拙。当然，北洋舰队鱼雷艇的战场表现如此拙劣，也有其客观原因的存在：作为一种新型兵器，全世界都没有现成的专供鱼雷艇使用的战术教材。在黄海海战中保守的日军甚至没有带鱼雷出战，对此，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的解释为距离远，没有击中的把握，怕浪费。天津水师学堂于光绪十年刊行的译本《船阵图说》用至民国初年，长期为海军操练阵法的教材。书中讲述阵法一百一十种之多，但看不出其中哪款阵是专为鱼雷艇作战而设计的。书中所讲的海军武器等是19世纪70年代中段的现有装备，那时尚无可用于实战的自走鱼雷，自然谈不上配合自走鱼雷而设计的鱼雷艇。自19世纪中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海军是进步神速的兵种，几年即够带来更新换代的变化。19世纪80年代中期翻译的教材充其量仅能反映70年代中期海军状态，到了甲午战前，北洋舰队仍是用古董训练出来（到了民国初年，这些化石级的教材仍被沿用）。可以想见，北洋舰队虽拥有当时比较前卫的鱼雷发射兵器，但在僵化的体制下缺乏正确的使用和训练，再加上平时操演时搞成绩造假，战时不堪一用也就不奇怪了。战争在最终检验一支军队、证明一支军队。清朝末年政治腐败导致军事失败，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仅此，还远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会败至如此之惨。对后来的军人来说，一个再大不过的教训就是：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哪怕是再先进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皆要通过人去实现，而如何训练，熟悉现有武器，进而根据武器的特点摸索新的战术战法有是其中的关键。从这一点上来说，训练造假又不知创新的北洋舰队之败已属必然。<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