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 | 民国“教授治校”的神话靠谱吗？

文 |王学斌

转自“且听沧老师说”（id:canglangyun2000），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这几年针对高校改革，产生出不少热词，“教授治校”恐怕是其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人们之所以倡此主张，远鉴西方中世纪以来之传统，近有民国几十年之实践，倒也理据充分。只是传统并非本土，实践亦未必成功。梳理民国“教授治校”这段历程，颇有助于世人窥清理念与制度之间的距离。

大学最早出现于欧洲，“教授治校”也最早诞生在此。它起源于中世纪巴黎大学的一种管理制度，逐渐演变为西方大学理念之精髓,亦是西方大学管理的基本模式。所谓教授治校，其意指通过大学宪章或规程以及一定的组织形式，由教授执掌大学内部的全部或主要事务，尤其是学术事务的决策权，并对外维护学校的自主与自治。早在民初所颁布的《大学令》中，政府已提出要学习西方“教授治校”模式，在大学层面上，“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其主要权限是“审议”“各学科之设置及废止”、“讲座之种类”、“大学内部规则”、“大学院生成绩及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等事项；在学科层面上，“各科各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可随时召集教授会，自为议长”，教授会主要“审议学科课程、学生试验”以及“审查”“大学院生属于该科之成绩、提出论文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等事项。可惜受内外因素所囿，此政策并未付诸行动。

到蔡元培执掌北大时，该理念才得以“落地”。自1917年始，蔡氏先后主持制定了《北京大学评议会规则》《北京大学各科教授会组织法》《评议会选举法》《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等一系列具体规定，建章立制，完善制度。据沈尹默后来回忆，就在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不久，他作为文科教授向蔡元培提议：“北大的章程上规定教师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另外，马非百晚年也说他于1919年６月考取北京大学，因不满当时北京大学沿袭多年的京官具保制度，遂写信给校长蔡元培。蔡接信后，很快给马非百回信道：“查法国各大学，并无此制。然本校系教授治校，事关制度，必须经教授会讨论通过才可决定。”可见蔡氏推行“教授治校”，亦是破旧立新之形势所趋。

蔡元培

那效果如何？起初尚差强人意。据彼时在北大读书的顾颉刚所述，蔡到任后即刊出一布告，声明“此后学生对校长应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学生对于学校改进有所建议时，他就把这议案送登《日刊》，择其可行的立即督促职员实行。”不惟如此，蔡在北大还努力营造一种民主平等的气氛，使师生之间、教职员之间无隔膜，没等级差别。1920年的北大已呈现出这种民主气象。蔡曾在出国话别会上说：“现在校中组织很周密，职员办事很能和衷，职员与学生间也都有开诚布公。”这种“集思广益、开诚布公”的民主氛围，既是拜“教授治校”制度所赐，反过来又利于该模式的推行。

正因蔡氏的实践取得一时之效，到了20世纪20年代，各大学纷纷效仿北大模式。清华设立校级教授委员会，东南大学确立教授会制度，复旦大学成立由教授主导的“行政院”，名称不同，实质皆较为接近。教授治校，自然形成一股抵御行政权力干预的力量。比如清华，1931年吴南轩出任校长。清华教授委员会对吴不满，就径直与教育部展开博弈，要求改换校长。当时蒋介石兼任教育部长，一度与教授会形成僵持之态。清华教授们于是放出最厉害的“大招”：48名教授联名写信呼吁吴南轩“下课”。要知道那时候偌大的清华，一共才有59名教授，其中还有10名外教。眼看着教授们惹不起，蒋也只好请走吴南轩，另任翁文灏代理校长职务。

清华大学成立之初，便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试验场，故“教授治校”实践不过是昙花一现

然而，这看似兴盛一时的大学胜景为何转瞬即逝？其中一大关键原因便是该制度与中国实情多有不合之处，终陷入困局。

首先，“教授治校”需要外部环境，特别是政府的支持。然彼时无论北京政府，抑或南京政府，都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对高校进行严格管控甚至推行“党化教育”，诚如蔡元培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所写：“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作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而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大学校长平常尚不能治理学校，又何况教授？

其次，校长亦是该模式能否推行的一大要因。北大之所以一度推行得下去，与蔡元培个人特质密不可分。曾多次当选北大评议员的马叙伦指出，“教授治校”的精髓之一即校长的无为而治。而在实际操作中，校长一方面要服从教授的集体决策，另一方面要对学校负有全部责任。故没有校长的清公雅量，便难有“教授治校”制度的实施。蔡元培恰有此“清公雅量”。时任北大教务长的顾孟余回忆道：“先生长校数年，以政治环境关系，在校之时少而离校之时多。离校之时，校务之非但不陷停顿，且能依照计划以进行者，则以先生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等制度……然而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信赖校长，此制度不易推行也。”

再次，作为治校主体，拥有一定决策权力的教授们，必须清醒地处理好公共事务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做好取舍。《胡适日记》中曾记下这么一件事情。在1922年一次评议会上，大家讨论“教授兼任他校教课钟点的限制”的议题。这是一个关涉评议员自身利益的决议，多数人从保障个人私房钱角度出发，讨论得昏天黑地却毫无成效。最后蔡元培不得不强行叫停，“我们今天只能以评议员资格发言，不应该以私人资格发言”，从而结束了大家的争辩。

胡适自知今后必成学界甚或思想界一巨星大咖，所以写了一辈子给别人看的日记，读之有趣，但又当慎重。不可全信

1930年底，被视为蔡元培得意门生的蒋梦麟卸任教育部长，再次掌舵北大，公开提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的办学方针。对此主张，历来褒贬不一。抛开蒋氏此举背后的具体原因不谈，单就此做法而言，确有其道理：他国再好的教育理念，都面临一个与本国实情相融合的问题。推行制度，既要有热讨论，更需要冷思考。莫让本来看上去很美的龙种，一旦播下，到最后只收获一群跳蚤。

作者简介

王学斌：笔名沧浪云，中共中央党校副教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晚近学术思想史、文化史及民国人物研究，先后在《高校理论战线》《社会科学战线》等学术核心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已出版著作有《民国底气》《民国音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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