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多恨贪污，不仅发明了“戴死罪”，还规定明朝百姓告贪官凡被阻拦，尽皆诛九族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可以说是古代封建王朝中，最讨厌贪污的皇帝，为何这么说呢?这和他的早年经历有关，众所周知朱元璋是一介平民，早年时期的他当过乞丐，也当过和尚，可以说他最知道百姓的疾苦，也正是如此他登基后对于贪污的打击力度，也是最大的。

朱元璋规定只要贪污的白银超过六十万两，就要被处死，当时的六十万两白银折合到现在就是四万多块钱人民币，朱元璋是由底层的小人物当上了一国之君，他深知人民疾苦，他受过当官的压迫，深知贪官污吏对人民的伤害有多大。

在惩治贪官污吏最严重的地区是江南一带，这个地方的官员有因为支持反动势力被杀的，有的被发配充军，有的被迁往边区，朱元璋学习汉高祖刘邦把富民迁徙到关中的做法，让这些富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受到沉重的打击。

朱元璋本人非常的勤劳，这还是由于他出身卑微，深知如今的荣华富贵来之不易，于是一心一意的把所有心思都扑在工作上，可是他代替不了群臣，于是他首创了戴死罪、徒流罪这样的罪名，官员如果犯了法，判了死罪，先打上十几板子，官员以为自己要死的时候，随便找个人给官员涂一点药，架上马车直接送到衙门继续处理公务，想死没有那么容易，先把活干完再说，这就是朱元璋的戴死罪。

当时只要有人贪污，不管是贪污多少银两，都要在脸上刺字，并且挖掉膝盖骨，于是没有官员愿意干那种活了，万一天降灾祸，少了点什么东西，错怪到自己身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有所损毁想想就觉得疼。于是出现了人员短缺的现象，这就有了戴死罪的产生，就有已经判了死罪的官员给公堂上跪着的人盼死罪，然后自己干完了活再回去领死。

不仅如此，在对待百姓和贪官方面，朱元璋可以说是两种态度。

话说洪武十八年六月，朱元璋在处理完郭桓案后，感慨道“天位艰难”，“寝食不安，以图民康，仰天俯察求治，奸贪愈增”，不过他依然表示对于那些害民的贪官污吏，即使遇到大赦，也一律不予赦免。为了调动平民百姓的积极性，朱元璋在诏书中公开写道：

“诏书到日，敢有非公文坐名追取，在乡托以追罚为由，许诸人拿送有司或赴京来，治以重罪。虽有公文名不坐者，恃以公文胁以民财者，亦送京师”。

这道诏书发布之后，朱元璋又于洪武十九年发布了一道诏书，再次明确鼓励百姓，捉拿害民官员。确实有一些老百姓将当地的贪官污吏拿送京城，可是中间又出现了不少问题。当时的官场是“官官相护”，百姓捉拿贪官或者告御状，往往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赶到京城，中间会路过不少关卡，往往受到当地官员的阻扰。

朱元璋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又下达了两道诏书，作为保护性措施。其一，对于那些响应诏书内容，将贪官污吏押赴京城的一律给予重赏。比如说常熟县民陈寿六因遭到县吏顾瑛的欺压刁难，一怒之下，带着子侄将顾瑛擒拿，然后手持《大诰》赴京告状。朱元璋在核实情况后，赏赐了陈寿六钱财衣物，还免去三年徭役。

其二，对于那些敢阻拦百姓的官吏，一律严惩。朱元璋为了保护那些赴京告状的百姓，特意下诏，“敢有邀截阻挡者，枭令”，“关津渡口毋得阻挡”。即使朱元璋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可还是出现了这种现象。比如说洪武十九年三月，嘉定县民郭玄二手持《大诰》，赴京状告本县弓兵杨凤春害民。

郭玄二在途经淳化镇时，遭到当地巡检何添观的刁难，手下的弓兵马德旺居然还向其索要钱财。后来这件事被朱元璋知道了，他勃然大怒，当即派人将巡检何添观砍去双腿，然后枷号示众，索贿的弓兵马德旺则被斩首示众。经过这件事后，朱元璋感到处罚措施太轻，于是颁布了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

“其正官、首领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意思已经很明白了，当地官员敢阻挡百姓揭发、捉拿害民官吏，一律诛灭九族!自此之后，明朝初年出现了许多百姓捉拿贪官的事件。

朱元璋严于律人，更苛于待己，他每日早餐只吃蔬菜，令太监在皇宫墙边种菜，不要建造楼台亭阁。他出行用的车舆器具服饰等物，按惯例该用金饰的，但他下令以铜代替。主管这事的官员说，这用不了多少金子，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惜这点黄金。但是，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天下?而且奢侈的开始，都是由小到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