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教训——永远不要得罪读书人
雍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好皇帝，在位十三年，励精图治，泽惠百姓，为乾隆“极盛之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后世舆论口中，他却是坏得透顶的皇帝。从他在位到死后，咒骂他的声音不绝于缕。雍正在位时，就有所谓“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的十大罪状。为此，雍正专门亲笔写了《大义觉迷录》一书，就这十大罪状进行辩解，但却越抹越黑。这十大罪状虽然大都子虚乌有，查无实据，但芸芸众生人云亦云，众口一词，雍正在位时就百口难辩，死了，似乎也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九泉下得知，肯定不能瞑目。
事实上，雍正终其一身都在为增加国家财力、治理腐败、改善民生、推进公平而努力。他推行的几大政策都抓到了点子上，很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就是以现代的视觉看，也有进步意义。
比如“摊丁入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一直是国家税收的大头。所谓人丁税，就是成年男子不论贫富，不论有地无地、地多地少，均须缴纳的人头税。雍正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此举不但增加了国家收入，也使税赋趋于公平，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这项改革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而且，地主的赋税负担加重，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缓和了土地兼并，缓解了社会矛盾。想一想，地主看到自己多交了税，农民少交了税，心里能高兴的起来吗？
雍正推行的“耗羡归公”更是减轻民众负担，抑制官员腐败的好措施。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银两形状大小不同、成色不同，征税时，需统一熔铸为大小形状一致、成色相同的银锭上缴户部，熔铸过程中产生的损耗称为“火耗”。同时，清代赋税中的“漕粮”征收粮食，粮食在晾晒及长途运输中被雀吃鼠啃的损耗叫做“鼠雀耗”，解送搬运入库所需费用叫做“脚耗”。这些统称为“耗羡”。为足额上缴，地方在征税时要加一定附加费，称为“耗羡”或“火耗”。但是，各地征收“耗羡”无统一标准，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很重。高出正税收入这么多的“耗羡”用来干什么？一是补贴官员的生活。清朝延袭明制，实行低俸禄制度，一品大员总督的年俸仅一百八十两，二品的巡抚、布政使仅一百五十两，以下递减，七品县令只有四十五两，吏役钱粮更加微薄，一年只有六到八两。这点钱，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二是用于地方行政及办公开支，或弥补财政亏空。三是公开进奉上司，有冬天送的炭敬（用于取暖），夏天送的冰敬（用于降温），各大节气和上司及家属的生日、红白喜事等送的“节礼”等名目，统称为 “陋规”。因为“耗羡”是地方官们“合法”的额外收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才成为普遍现象。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耗羡”银两按地丁银的一定比例征收，因地丁银的固定而固定，从而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雍正六年，又清理各项“陋规”，使其归于公款。“耗羡归公”首先是大幅降低了耗羡率。浙江从百分之十降到百分之五、六；山东从百分之八十降到百分之十八；河南从百分之八十降到百分之十三，纳税人得了很大实惠。其次，规范了管理使用范围。“耗羡”由督抚统一管理，或上交国库钱粮，或用于地方办公及财政开支，“皆有定额”，实现了收入和支出的固定化，使地方财政基本能保持收支平衡。与此同时，雍正在归公的“耗羡”中拿出一块，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这项改革从理顺财政体制入手，已经有了近代财政预决算的色彩，当时就有人赞誉：“破数千百年牢固之积习”。雍正自己则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客观地说，“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的推行，扭转了康熙后期地方官狂征滥派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产生了一定正面作用。但是，虽然成倍增加了工资，但区区几个“养廉银”，比之以前的“耗羡”，简直少得可怜，想一想，官员们巨额的“合法收入”被剥夺了，能不恨得咬牙切齿吗？
“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就是官员士绅和平头百姓一样，都要纳税，都要参加义务劳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除了交钱粮纳税，还要当差，参加官府组织的筑堤、治河、修路、运输等“义务劳动”，即所谓“徭役”，这也是赋税的一种补充。在雍正以前，历代皇帝为笼络读书人，都实行读书人和官员一样不纳税、不当差的制度。凡是有功名的读书人，哪怕只是个秀才，都可以不纳粮，不当差。历来都有许多田主钻制度的漏子，将土地投充给可免税的士子以偷逃税钱，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雍正四年，推行了“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制度。一向自视清高的官员士子们不但要掏腰包纳税，还要夹杂在满身臭汗的农夫当中，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斯文扫地。想一想，既失去了高人一等的特权，又不像以前那样可以逃避国家责任，官员士绅们能不恨之如骨吗？
这三项改革无疑为三大德政。一方面极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使国家有钱来备战备荒，另一方面大大减轻了穷苦百姓的负担，使当时民间百姓杀婴现象得到抑制，极大缓解了日益激烈的社会矛盾。除此为外，雍正反腐更是动真格的，敢于“杀猴给鸡看”。上任不久，就杀了“上下连手，内外勾结”，致使山西库银亏空四百多万两的山西巡抚（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诺敏，杀了收受贿赂，泄漏考题的恩科主考官张廷璐等一批大贪官。而且，让官员们都去“观刑”。他的高论是：杀贪官不能只叫老百姓看，更要叫当官的看，这比让他们读一百部《论语》、《孟子》都要管用得多！而且，雍正注意官员廉洁的制度保证，在实行“养廉银”、清理“陋规”的同时，成立了会考府，对财政进行审计，审计出的问题，一律严肃查处，亏空了的，不管在任的、离任的，一律退赔。所以，有史学家评论雍正：“振数百年之颓风”，又说：“澄清吏治，裁割陋规，整饬官方，严惩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制度保证了官员的廉洁勤俭，正史上关于“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看来不是溢美之词。
一手抓改革，一手反腐败，雍正在大幅减轻百姓负担的前提下大幅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十三年间，国库存银从康熙晚年的七百万两骤增到五千万两。这五千万两不是来自贫民百姓，而是来自贪官污吏和地主士绅。但是，“摊丁入亩”整了地主，“火耗归公” 整了天下的贪官污吏，“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整了特权读书人。官僚、地主、士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特权受损，能不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吗？可以想象，雍正当年要顶住多大的压力，也可以想见改革之难，为政之难。
其实，雍正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改革要得罪人，所以他劝弘历不要学自己。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他想尽可能为后世子孙把路铺得平一些，让大清王朝传之千秋万代。为此，他想的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得罪人的事全部做完。
作为一个改革家，雍正还有两件事很值得称道。一是废除贱籍，中国历来有所谓贱民，即世仆、歌妓、丐户、媒婆等等。这类人不能读书科举，更不能做官，世世代代身份不能改变。雍正将贱籍“开豁为良”，编入正户，无疑与林肯的解放黑奴一样，使上百万人摆脱了人为造成的枷锁，促进了社会公平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从印度现在依旧难以真正根除贱民制度就知道，雍正这个行为的伟大。二是改土归流，就是将云南、贵州、湖南等省少数民族地区世袭的土司（头人）制改为朝廷派遣的流官制，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也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中国维持大一统起到了积极意义。
雍正还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他不巡游、不看戏，每年只在自己的生日休息一天。他白天接见官员、处理政务，晚间批阅奏章，每天只睡四小时，几乎天天如此。现仍存世的《雍正朱批谕旨》线装本足有一米多厚。十三年间，他写的政务朱批竟达上千万字。在朱批中，常有他自己“办事自朝至夜，刻无停息”的情景：“日间刻无宁晷，时夜漏下二鼓，灯下随笔所书”。“灯下批写，字迹可笑之极”等等。勤政如此，在皇帝中，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然，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雍正肯定有他的思想局限。作为一个人，他的性格也有很大弱点。史书上说他求治心切、喜怒无常、急躁残酷、寡恩刻薄，想来不都是空穴来风。比如他对亏空、侵吞了国库银两的官员一律追缴，甚至查抄家产，就有些操之过急。他在位时，就有人说他是“抄家皇帝”。曹雪芹就是因其父辈家产被查抄后，陷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境地的。说句题外话，家财被抄诚然是曹家的不幸，但却是中国文化的大幸。如果没有与以前锦衣玉食生活的对照，曾经的公子哥儿曹雪芹何以能石破天惊，写出“怀金悼玉的《红楼梦》”，成就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之作？从这个角度讲，雍正是立了大功的，曹雪芹幸甚，中国文化幸甚。
虽然雍正为百姓做了这么多好事，有这么多的历史建树，但却得罪了官员、地主、士绅。这些人是中国读书人的中坚，比之平民百姓、草莽村夫，他们更有话语权，更能左右社会舆论。秀才杀人不用刀，作为后世喉舌的读书人们，当然要竭其所能捕风捉影，甚至歪曲历史，把雍正妖魔化了。他们著书立说，大泼雍正的脏水，而贫民百姓没有文化，历来被称为“愚民”，得了天大的实惠也就是感恩几句，不会传之纸笔，相反，却易于被社会传言所左右，把传言当成饭后茶余的谈资，以致以讹传讹。而曾经得到的好处，却容易被认为理所应当，很快被抛之脑后。于是，雍正在种种野史笔记、小说评书里，被迅速丑化成了反面人物，他励精图治、改革时弊的历史功绩被一大堆无聊无谓的流言蜚语彻底淹没了。
少年读闲书时记得一句话：黑字写在白纸上，是斧头也砍不掉的！是的，把黑字写在白纸上是读书人的专长，想做一点事，青史留名的人，永远都不要得罪读书人。否则，等着被心胸狭隘的读书人在纸上骂个一千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