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日本人来侵华时，少帅张学良会下令“不抵抗”呢？

“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在未经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状况下，向东北军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在此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张学良也仍然坚持“不抵抗主义”。对此，张学良在许多场合，都如实叙述经过，坦承个人责任。

(图)张学良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东北父老对张学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使张很感动。次年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没起来，胡思乱想，想到东北的人们对于我个人的问题，这不单是感情的问题了，真叫我惭愧无地，难过的了不得。说起抗战阶段，我是毫无贡献。当年在东北时，以前是承老人的余润，后来我不过执政三年，不但对地方没有造福，因为我一意的拥护中央，依赖中央，才有了中东路问题，对俄盲目的战事。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今天他们反而对我如此的热诚，这可真叫我太难过了！

张学良的这一段日记承认自己“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并没有将责任推给别人。

1990年，张学良接受唐德刚访谈时曾“郑重声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他说：

我现在就给你讲这个不抵抗的事情。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时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

当唐德刚谈到“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至此，张学良连连表示：“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其他的资料还有很多，无须再引了。

可见，从1946年1月3日的日记，到1991年的答问，张学良始终完全承担“不抵抗”的责任，从未涉及别人。

沈阳是奉系的“老窝”，是张作霖、张学良赖以立身、发迹的根据地，为什么当日本人来抢占这块宝地时，张学良会下令“不抵抗”呢？这里，我们要引用张本人的另一段至今尚未发表的“口述史”了。1992年1月2日，张学良在台北接受张之宇、张之丙姊妹访问时说：

不但中央，就是连我们（也）根本没法子跟人打。不想打？怎么不想打？打可（能）更坏，日本更高兴。日本就希望你打呀……打了，（东北就是）我占领的……我们打败了，交涉（时）你（就）得赔偿了……（我）知道怎样部署也是打不过他……人家日本人拿一个师来……那整个我们打不过呀……我们那时候没法子跟他打……就是游击队捣乱，这可以，正面的作战不行……人家一个可以当你十个……跟日本人打仗，他不投降，他剩一个人都要打呀……日本军人实在我可佩服。（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是挑衅，找点麻烦，可以（向我们）多要点好处。（我们和日本打）好像拿鸡蛋碰石头，绝对打不过的。

这一段话是哥伦比亚大学请人根据录音整理的。为帮助读者能读得比较顺畅一点，我添加了少数字词，以括弧表示。

在这一段话里，将张学良将下令“不抵抗”的原因讲得很清楚，一是对日本侵华的野心估计不足，认为只是一般性的“挑衅”，“找点麻烦”；一是认为中日两军军力悬殊，根本打不过日本人。在这两点中，最主要的是第二点。

关于张学良拒绝在山海关对日“小加抗战”一事，张学良在接受张之宇姊妹访问时也曾谈过此事，他回忆当时的对话情况：

汪精卫：“你在山海关一定要和日本打！”

张学良问：“中央政府有什么准备？”“没有（准备）？打不胜，为什么还打？”

可见，张学良当时反对和日本作战的理由还是“打不胜”，就不能“打”。他之所以坚持“不抵抗主义”，有他自己的思维逻辑。

张学良自称“爱国狂”，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已形成。然而，在面临强敌进攻时，却一再主张“不抵抗”。“不抵抗”当然是绝对错误的，然而，人们却不能不承认，就总体而言，张学良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摘自《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杨天石(著) 重庆集团出版社授权合作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