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造星运动：新中国22位影星浮沉录

导语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曾执导过1959年电影版《林海雪原》的刘沛然于11月18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2岁。除了《林海雪原》，刘沛然还执导过《黑山阻击战》、《金玲传》，他还在《南征北战》中扮演张连长，受到观众的好评。本文将回顾电影人们在政治运动和艺术波澜中沉浮挣扎的历程。

1962年，沉浸在红色政治氛围中的中国民众，恍然发现，一夜之间，挂在电影院和工人俱乐部墙上的苏联明星像，都换成了二十二位国内电影演员的大照片。

这二十二位“国产明星”，来自北影、上影、长影、八一这四大电影制片厂。四大厂代表着当时电影人的四种出身：北影多是根正苗红的延安老革命；上影云集旧社会明星大腕；长影号称新中国电影摇篮，以孕育新人著称；八一制片厂由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演员同时也是军人，专职塑造战斗英雄形象。

神采奕奕的照片背后，是电影人们在政治运动和艺术波澜中的沉浮挣扎。在一个并不推崇“造星”的环境中，二十二位“文艺工作者”转眼变成妇孺皆知的大明星。仅过了短短两年，他们又很快在政治运动的大潮中湮没尘埃。

新中国“二十二大明星”划过天际，把短暂而耀眼的光华留给历史。

此前，老演员张瑞芳、陈强相继去世，再次勾起人们对老一代电影人斑驳又亲切的回忆。在没有电视和互联网，媒体屈指可数的年代，大银幕令亿万中国人渴望、痴迷，银幕上那些放大了若干倍的人物光影，成为除了政治领袖之外，最令人熟知的中国面孔。

在近期许多媒体报道和悼念活动中，“二十二大明星”的说法被频频提及。诞生于1962年的“二十二大明星”是新中国在“文革”之前唯一的“造星运动”。

在2012年“华鼎奖”名人满意度调查颁奖典礼上，刚刚离世的陈强、张瑞芳与“二十二大明星”中健在的其他十一位老人共同获颁“终身成就奖”。而今年举办的长春电影节和第二十一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也专设特别环节致敬“二十二大明星”。

“二十二大明星”是如何诞生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二十二大明星”名单出炉的背后，氤氲着怎样的历史和政治氛围？

这谜一般的“二十二大明星”，是真实的历史名词吗？

周恩来与新侨会议

周恩来总理与电影工作者陈荒煤、王冰、陈戈、苏里、王家乙、浦克、瞿白音、黄宗英、于蓝、金迪、秦怡、田华、于洋在北京香山合影留念

评选电影明星不是新中国的首创，早在1933年2月，老上海的《明星日报》就票选出“电影皇后”胡蝶。同月《电声日报》选出“中国十大明星”，胡蝶再次荣膺“电影皇后”，阮玲玉紧随其后，年仅二十二岁的男演员金焰则当上了“电影皇帝”。

1949年以后，“明星”一词渐渐淡出公共场合，“演员”和“电影工作者”成为正式的称呼。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明星”一词容易让人联想到“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

然而，事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在1961年6月举行的“新侨会议”（中宣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文化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了长篇讲话，对文艺界的“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进行了措辞尖锐的批评，尤其是“一言堂”和“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他对做领导的人提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修正主义”。

周恩来的讲话是有点情绪的，他说：“我在1959年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方针的谈话，从今天来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里面也会有过头或不足的地方。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这次你们要求谈一次，我就谈一谈。心有所感，言之为快。”

“文艺工作也要两条腿走路”是周恩来1959年会见部分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了十个“既要……又要……”，第一条是“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心情舒畅”，第七条是“既要政治挂帅，又要讲物质福利”，第九条是“既要敢想、敢说、敢做，又要有科学的分析和根据”。

在新侨会议上的讲话中，周恩来竟然用了六次“心情舒畅”。同时他提出:“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而不是由领导回答。”

新侨会议结束后，1961年7月《人民日报》刊发的消息称，此次会议提出电影要有“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的“四好”原则，其中“好演员”赫然在列。

周扬在新侨会议上有一个很鼓舞人的发言：“我们反对明星主义，但还是要有明星。在观众中，还是老演员的名声比较大，白杨、赵丹、秦怡……这当然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外国人讲狂热，有些电影狂对某个演员演的片子非去看不可。”不过，“文革”中的1967年，周扬“文艺黑线”的诸多罪状之一，就有这个发言。

显而易见的是，“明星”问题在会议上被正面提及，与新侨会议对“极左”文艺路线的拨乱反正有直接的关系。

在新侨会议推动下，“文艺八条”和“电影工作三十二条”先后颁布，保证艺术民主和按照电影规律办事，中国电影继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后，再次掀起了一波创作高潮。有了对演员和电影工作者的尊重，一批为全中国观众熟悉和喜爱的电影演员脱颖而出，他们不叫“明星”，却光彩夺目。

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明星

当时参加新侨会议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女演员金迪还记得，1961年6月末的某天，周恩来总理邀请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电影局局长陈荒煤等人，以及各电影厂的厂长、编剧、导演和演员共三十余人，到中南海西花厅做客。

在总理会客室，周恩来对夏衍说：“夏衍同志，建国十多年了，为什么我们的电影院里还挂着苏联人民演员和功勋演员的明星照片，为什么没有我们自己的明星？”夏衍说：“总理放心，我们下去一定办。”

1962年金迪到天津演出话剧《雾重庆》，意外发现自己的大照片挂在电影院墙壁上，她才恍然大悟，原来1961年底厂里安排她拍照片并不是例行公事，而是派上这个用场。

八一电影制片厂女演员田华也并不知道有关“二十二大明星”遴选一事，现在回想起来，她只记得厂里曾通知说，奉上级指示，让田华去中国照相馆拍照。照片做什么用，田华当时并不知道，不过为了这次拍照，她还特意去烫了个头发，这个造型就出现在后来的“二十二大明星”照片中。

随着新侨会议的召开，电影界开始“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更加强调电影生产自身的规律。同时，作为会议所呼吁的“艺术民主”的实践和产物，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群众电影评奖活动“百花奖”诞生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蔡楚生在《大众电影》刊登文章《热烈欢迎广大观众评奖电影》，文中专门提出，最佳故事片奖应该是“四好”电影，演反面角色的艺术家充当着“反面教员”：“他们的劳动有成就的，都应当受到肯定和获得荣誉。”

1962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百花奖”评奖结果，在《红色娘子军》中扮演南霸天的陈强获得最佳电影配角奖。反面角色居然获奖，当时是个稀罕事，不少报刊还为此刊登文章进行讨论。

明星照片的隐秘流传

现在仍然健在的“二十二大明星”田华、金迪、谢芳、庞学勤、秦怡等人，对二十二人名单的出炉过程都不知情，而《人民日报》、《大众电影》等公开发行的报刊，也找寻不到二十二人名单的蛛丝马迹，可以确定，当年这份名单并没有公开发布。

对于全国观众而言，他们并没有听说过所谓“二十二大明星”或者“新中国人民演员”之类的称号，只是在1962年的某个时间，全国各城市的电影院和工人文化宫里，人们突然看到大厅里悬挂着二十二位电影演员的大幅照片，而那里以前挂的可能是苏联演员的肖像。

根据1964年12月12日文化部向中宣部发去的情况报告，在全国各地电影院悬挂电影演员照片一事，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提议，经司徒慧敏、袁文殊、夏衍同意，于1962年4月由该公司印制并通知各地悬挂的。

而究竟是中影公司首先主动提出悬挂明星照，还是经过文化部领导授意、中影公司具体实施，目前并没有一手材料证实。但从文化部向中宣部汇报的材料推断，这件事文化部并没有大张旗鼓指示和颁布，因此在外界看来，悬挂照片并非政府行为，而是报批有关政府部门的“公司行为”。

事实非常清楚：这份二十二人的名单，并没有明确进行过所谓“明星”的评选，只是为在影院悬挂中国电影演员的照片而确定人选。照片一旦在全国公开悬挂，就成了群众口耳相传的“二十二大明星”。

至于如何确定这份名单，电影史学者刘澍介绍说，中影公司向当时电影“四大厂”（北影厂、上影厂、长影厂和八一厂）征求意见，根据四大厂上报的六七十人的大名单圈定。也有其他文章提到，这份大名单是由文化部上报周恩来总理，二十二个人是周总理“亲自圈定”，但这个说法目前还缺乏一手材料证实。同样，圈定二十二人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也没有明确说法。

就名单来看，“反面角色”陈强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因《武训传》而遭到批判的著名演员赵丹能够入选，可见这份名单主要考虑的是演员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并没有用“政治正确压倒一切”作为评选标准。

上影七人，北影七人，长影四人，八一厂三人，这个分布比例也考虑到了各厂的实力和演员阵容。同时，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年仅二十四岁的祝希娟虽然参演电影《红色娘子军》，却并非电影厂演员，也同样入选了名单，应该是考虑到观众对她的喜爱程度（祝希娟是“百花奖”读者票选最佳女演员）。

1961年上映的《红色娘子军》。主演：祝希娟、王心刚、陈强。

演员照片悬挂出来的观众反响，今天很难复原，但从各种“口袋装”照片的流行状况就可见一斑。1963年6月底，北京市美术公司派人持公函到电影局面谈，指出目前市场上出售的一些演员照片质量很差，该公司拟根据文化部批准的二十二位演员照片印制一套质量较好的中国电影演员照片在国内发售，此事得到了电影局的同意。

从1963年9月到1964年4月的半年时间里，仅北京市美术公司一家就印制了秦怡、赵丹等二十一位演员（金迪的照片没有采用）的照片753947张，在全国各地销售，当时数据显示已售出714638张。市面上同时流行的，还有从各种渠道搞来的诸如《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的剧照卡片。

兴衰荣辱皆“明星”

然而，二十二位电影演员照片的公开悬挂，大概只持续了不到两年半的时间。1963年底，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情况汇报》上做出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批示下达后，文化部党组于1964年3月开始整风，夏衍、陈荒煤被列为重点对象，“题材广阔论”和《早春二月》等一批毒草都成为夏衍的罪证。5月，夏衍被停职审查。

1963年上映的《早春二月》，主演：孙道临、上官云珠、谢芳。

文化部整风期间，1964年9月29日，电影局通知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并抄送各地文化主管部门，要求立即撤销在各影院和放映单位悬挂的电影演员照片。

196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文化部党组发文，指出：“近两年来，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印发了白杨等二十二名电影演员的巨幅照片，在全国各地电影院、俱乐部普遍悬挂。此事是否经过文化部同意？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发广告、捧‘明星’的办法，影响很坏。很多群众来信对此提出批评。请你们立即采取措施，通知各地电影院、俱乐部摘去这些照片。”

文化部党组立即做了调查，并向中宣部发去情况报告，检讨说：“我们批准在电影院悬挂演员照片一事，是党组路线错误的一个具体体现，是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反映。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们将继续深入检查批判。”

1964年3月，北京市美术公司根据北京市文化局的批示，立即停止演员照片印制，于5月份停止销售，并将库存照片也予以销毁。9月，该公司又会同北京市美术家协会、北京市文化局组成检查组，彻底清查市面上出售的演员照片，分批把照片从商业部门和小贩手中收回销毁。

“文革”期间，1966年8月12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夏衍与被称为“阎王殿”的中宣部其他“阎王”们，第一次接受“万人批斗”。夏衍胸前挂着“反革命文艺黑线大头目”、“电影界祖师爷”的字样，名字上打着一个红色大叉。

被上街游斗的演员赵丹身挂黑色牌子，上书“混世魔王”，也打着大红叉。批斗大会还利用当时最尖端的传播技术——在电视上转播，不时给赵丹一两个近景特写。

远在长春的演员金迪也被批斗，胸前挂的是“二十二大电影黑尖子”。

此时的“二十二大”，已经成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1968年11月，四十八岁的上官云珠不堪折磨，跳楼自杀。

被下放到北京大兴的于蓝，推开门看到满眼的黄沙，感慨说：“以后再拍沙漠戏，不用去戈壁滩了。”

注：

1、感谢中国电影博物馆和学者刘澍为本专题提供部分图片。

2、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2年第17期，原标题为《新中国“二十二大明星”出炉记》，作者董阳。未经授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