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西夏王国有多厉害？甘肃武威发现西夏铜符牌，揭示出当年西夏辉煌

中国历史上随着时间的推迟，涌现出许多强大的王国，今天就由小编来说说，神秘的西夏王国有多厉害，甘肃武威发现西夏铜符牌，揭示出当年西夏辉煌。

2009年，一件火柴盒大的西夏文铜质符牌在甘肃河西走廊东端的武威市境内被发现。武威古称凉州，曾是西夏“辅都”。西夏政权统治时间长约190年，武威也因此拥有众多西夏文物遗存。

而这次在甘肃武威发现的符牌长6.9厘米，宽4厘米，厚0.3厘米。符牌两面各有西夏文楷书两行，正面4字意译为“地境沟证”，背面6字表示“耶利都监随从”。

我们可以看出西夏文字和西夏符牌管理制度。

相传，黄帝在部落统一战争中就开始使用符节。《史记·五帝》上说：“轩辕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里的“符”其实就是兵符。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虎符，是用来传达命令和征兵调将的凭证。《周礼》上说：“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

从汉朝至隋朝，虎符均为铜质，骑缝刻铭以右为尊。唐朝因为讳虎，改用鱼符或兔符，后来又改用龟符。

据史书记载，唐朝时还出现了符牌，银质，长方形，面刻隶书“敕走马银牌”。宋朝沿袭唐制，也使用符牌。而西夏时期还应用于执法部门，是权力和法令的象征。西夏王朝为了保证朝廷政令及时有效传递，在全国建立了四通八达的驿站、驿馆，并使用西夏文牌符作为官府公文传递的凭证。西夏特别重视对牌符的管理。

首先，西夏符牌的品类多。有银质宫门后寝待命牌、铜质敕然马牌、防守牌、宿卫牌、宫门守御牌。还有甘肃武威发现的地境沟证牌。

其次，西夏对符牌的管理严格。根据西夏法律，朝廷的牌符都秘藏在宫中，有专人看护，其收藏地不得随便打听和接近。朝廷发给地方的牌符除了要登记造册外，还要由地方最高长官亲自保管，地方擅自签发牌符者要被绞死，任何丢失、损坏牌符的行为，都要严格治罪。

同时，为了防止伪造牌符，保证政府公文传递的安全，牌符一般由两半组成，朝廷和地方各藏一半，两半能合在一起，牌符才起作用。尤其是在调动兵马的时候，朝廷使者送发兵文书时要当众与地方军事首领的牌符合符，地方才可出兵。地方请求朝廷出兵，也要奏报朝廷派使者下来合符。

西夏敕牌有银、铜、木、纸等质地，手持敕牌的使者称为“带牌天使”，意思是天子的使者。他们由天子亲授，见敕牌如见天子，使者凭此牌可以调动驿马，畅通无阻，风驰电掣般传递皇帝的命令。如有阻拦“带牌天使”而延误军机大事者，按西夏的律法将给予严厉的处罚。

宁夏博物馆收藏一枚叫“敕燃马牌”符牌，敕牌是符牌的一种。“敕”是皇帝发布的命令，“燃马”是紧急传递的意思。“敕燃马牌”意思是“敕令驿马昼夜疾驰”。由此可见，这是西夏朝廷传达紧急命令或重要信息所使用的信牌。

该符牌设计之巧妙，造型之独特，制作之精美，令人惊叹。符牌顶部有方形穿口，为拴带所用。上片正面线刻四个相连的忍冬花纹;下片正面双线雕刻西夏文楷书“敕燃马牌”，自右至左竖读，书法工整，字上涂银，极富观赏价值。

从这些符牌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西夏管理制度严谨，而且还有自己的文字。

西夏文字是仿照汉字创造出来的，在形体上借用了汉字的笔画，如点、横、竖、撇、捺、拐、提等。并将他们组合成一些类似汉字偏旁、部件的“字素”，再把这些字素拼合成结构功能、形体特征都和汉字类似的方块文字，并且借用了汉字的造字方法“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来创制西夏文字。西夏文字的偏旁、部件都是利用汉字笔画另造的，虽然从外表看起来和汉字很像，但和汉字是形状相似，但意思千差万别，现存六千多个西夏字没有一个是和汉字相同的，这也反映了西夏文字的创制精细，非粗制滥造之作。

在文字构成上，西夏文字可分单纯字和合体字两大类。单纯字笔画较少，无法再进一步分解为更小的单位，可独立地表示与原字相关的音和义，是构成合体字的基础，这类字比较少，绝大多数为合体字、互换字和对称字等。合体字包括会意合成字、音意合成字和反切合成字等。会意合成字是由两个或三四个西夏字各用其一部分或全部组合成一个新字，其字义也是由这些西夏字的字义合成的，类似于汉字的会意字。音意合成字是由两个西夏字各用其一部分或全部组成一个新字，一个字起标音的作用，与新字读音相同或相似;一个字起表意的作用，与新字字义有关，类似于汉字的形声字。反切合成字是两个西夏字各用一部分或全部合成，其读音则由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拼合而成。这类字多用于标注汉姓、地名、真言的译音。互换字是把一个字的两个部位交换位置组成新字。新组成的字和原来的字往往在字义上有密切的关系，它们常联起来共同组成一个词或词组。对称字由两个相同的形体构成，其中一部分带有“双”的意味。

西夏文创制后，没有再创造其他文字，不像契丹、女真那样造出大字后又造小字，这说明西夏文字在使用过程中没有发生大的困难，是当时创制的比较成功的一种文字，是我国文字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西夏官府和民间非常重视西夏文字的研究、传播和学习，在西夏文字创制后，为了方便民众更好地掌握这种文字，西夏官方专门编纂出版了一批西夏辞书和夏汉对音对义词典，如《文海》《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圣立义海》《五声切韵》等，这些工具书历经历史的沧桑，所幸都保留下来，成为今天学者们研究解读西夏文字之谜的必备钥匙。

《音同》是一部收字最多的西夏文字书，收单字5800多个，目前所见到的西夏字该书全收了。此书版本较多，已发现的在6种以上，其中通行本为西夏正德六年(1132年)刻本。《音同》是以声分类的字典，全书所有的大字按声母分为九品：一品重唇音，二品轻唇音，三品舌头音，四品舌上音，五品牙音，六品齿头音，七品正齿音，八品喉音，九品流风音。划分声类的名称是从汉语音韵学的术语中借译来的，不难看出传统的汉语音韵学对西夏音韵学的影响。九品音中所含大字数各不相等，最多的流风音有1000余字，最少的舌上音仅有20字。《音同》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所收的西夏字以声母分类并划分同音字组，它侧重于语音分类和文字的规范，对字义的注释简明、扼要，使该书具有言简意赅的西夏文字典作用。

《文海》是对所有西夏字的字形、字音和字义进行全面解释的大型字典。可惜的是该书只留下了平声部分，仅有2577个大字。该书因是残本，即无序言，也无跋尾，其编印年代和作者均无从查考，估计成书刊印可能在西夏中期。《文海》是一部系统解释西夏字形、义、音的著作，因此在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首先，它对近3000个西夏字进行了字形解释，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这为后人探寻西夏字的组字规律和字源根据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次，它对字义的详尽注释，不但对人们了解西夏文的字义、词汇和语法功能提供了直接帮助，同时由字义的诠释，使人们对由字义涉及到的西夏社会情况的各个方面，如风俗、农事、畜牧、商业、文化、艺术、宗教、家庭、民族、国家关系、军事组织等，都会有更深入更明晰的了解。再次，《文海》用反切注音，对西夏语音的研究价值是十分明显的。人们可以根据每个字的反切确定该字的音值，进而还可以用系连等方法对西夏语的声、韵、调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明确它们在西夏音韵体系中的相互关系，这对构拟西夏语音，阐明西夏语音体系至为重要。正是由于《文海》的诸多价值，所以一直受到当今各国西夏学专家的高度重视。

《番汉合时掌中珠》被誉为通向西夏文字初阶的金钥匙，欲通西夏文，必须先弄懂此书。早期的西夏学专家，在破译西夏文“天书”时，几乎都是凭借《番汉合时掌中珠》来实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是一本西夏文——汉文音义双解的语汇本辞典。编于乾祐二十一年(1190年)。原书蝴蝶装刻本，共37面，今已发现有两种以上的版本。作者骨勒茂才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党项学者，对西夏语和汉语的研究都有深厚的造诣。他在序言中说：“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俱务，不学番言，则岂知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为了释解民族文化的隔阂，他立志编辑了这本双解辞典，以此来促进民族文化的融合和了解，其远见卓识，令后人肃然起敬。《番汉合时掌中珠》以“天、地、人”三才分为三部分，每部分又按“上、中、下”分为三类，即“天体上、天相中、天变下;地体上、地相中、地用下;人体上、人相中、人事下”等9集。它对每一词语都并列四项，中间的两项分别是西夏文和它的汉译文。最右边的汉字是左边西夏字的注音，最左边的西夏文是右边汉字的注音。这样四行排列，使西夏文与汉字的音、义两两相对，这不但使当时两个民族间的人们在学习对方的语言时非常方便，而且使后世学者在研究西夏语的音、义时，可以凭借相对的汉文注字找到可靠的依据。《番汉合时掌中珠》的作用不止如此，它在研究西夏语的复字注音和宋代汉语西北方言上也有很大帮助。由于骨勒茂才对西夏语音的特殊了解，他使用两个汉字注一个西夏字音，即复字注音。研究这些复字注音，对准确地构拟西夏语音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再者，由于《番汉合时掌中珠》的西夏文是用宋代西北方言的汉语注音，运用这些丰富的对音资料，对于深入探讨宋代的西北方言将会大有裨益。可以说，这本书对于了解少数民族古文字和中古汉语的变化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珍品。

《圣义立海》为西夏人撰修的一部百科性辞书，第一卷终有“乾祐十三年(1182年)五月十日刻字司重新刻印”字样。全书共5集15卷，142类。包括天体日月、月令节气、地貌山川、树草花石、金银布帛、走兽飞禽、帝后嫔妃、皇室仪仗、佛法器具、文房四宝、食器茶具、器乐酒具、人物分类、亲属关系、宗法礼仪、人伦秩序等，世间万物，应有尽有。尤其该书在解释各种事物名称时，引用了大量的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其中有的是转引自汉文典籍，有的是取自本民族的《大诗》等原始资料，对于人们了解西夏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形态，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全书残缺较多，今仅存第一、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卷较完整以及第三、第四卷各存其半。

《五声切韵》是一种系统的西夏语音表，也有几种类型的版本。常见的一种共77面，编于西夏乾祐四年(1173年)，属仁宗仁孝统治时期。书中把所有的西夏文以声、韵为经纬，分别排列成表，横行同韵，竖行同声。各表也以平、上两声为序，每声中又依重唇、轻唇、舌头、舌上、齿头、牙、正齿、喉、流风等九品音为先后。该书与汉语音韵学书籍中的《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相近似，也可能就是仿照后者编成的。

其他西夏文的字典辞书还有很多，如解释同义词的词典《同义》等。在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中，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其间战乱不止，能创编出一套在官方和民间普遍采用的文字符号，而且能编撰出如此众多门类纷繁的字典辞书，说明党项民族的文明程度和文化修养是相当高的。

西夏文字随着党项人的迁移，曾经广泛传播开来，从传播区域上看，在西夏版图内，东起陕北，西至敦煌，北到内蒙古额济纳旗，南到固原，都曾发现过西夏文字的文物遗迹，这些文物包括西夏文书，西夏碑刻等等。西夏文字的传播甚至远远超出西夏境域，远播到汉族聚居的腹心地带，如北京、保定、杭州等地。

从西夏文字的使用时间上来看，西夏文字的生命力也比较顽强。不像有些民族的文字那样转瞬即逝。西夏灭亡后，西夏文字并没有马上消失，仍在流传，直到明朝中期还有党项遗民在保定修造西夏文石经幢，前后持续时间有四百六十余年，这说明西夏文字的生命力是比较顽强的。

从应用范围上看，西夏文涉及西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西夏国与其他王朝、民族政权间的往来公文;有译自汉文的典籍，如《论语》《孟子》《孝经》《孙子兵法》《黄石公三略》《六韬》等;有西夏人自撰的作品，如《文海》《音同》《义同一类》《三才杂字》等西夏文字辞书，夏汉对音对义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以及百科性辞书《圣义立海》等;有《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法律著作;有文学作品和佛经等。此外，还有用西夏文字书写的审案记录、契约账目、医方历书，以及西夏碑刻、印章、符牌、钱币等。

明代中期以后，西夏文字成为一种无人能识的死文字。20世纪初，大批西夏文献陆续出土，特别是西夏王陵，更成为西夏文字出土的重要考古场所，许多中外学者对西夏文字进行了卓有成就的研究。通过对西夏文字的研究，一些西夏历史上的谜团渐渐揭去面纱，被世人遗忘数百年之久的西夏文字也重新焕发了青春。

那么如此辉煌的西夏王国是如何灭亡的呢？

西夏虽然兴盛一时，但也有自己的问题。他们遇到了一个糟糕的西夏国王。其实，这是任何一个王朝都会遇到的问题。西夏比较倒霉，他们的首任皇帝李元昊就开始出问题。李元昊在军事上颇有才能，在他统治下，西夏击败北宋跟辽国。

他也因此变得肆意骄纵，最终引发内乱。李元昊被自己儿子用武力夺取皇位。从此以后，西夏国在大权交接上，一直问题不断。内忧未平，外患又起。金国、蒙古帝国的崛起，对西夏国来说，压力巨大。

这两大帝国，西夏一个都打不过。等到蒙古帝国崛起后，西夏只能在金国跟蒙古帝国之间摇摆。一开始时，西夏把希望寄托在金国身上，恳求金国支援。金国拒绝。西夏转身投靠蒙古帝国，一同攻打金国。

说是盟友，实际上在前线打仗的，一直都是西夏冲在前面。蒙古帝国是在拿西夏消耗金国的力量。金国力量颇强，西夏很快疲弱不堪。西夏国内，很多人开始反对联蒙抗金的提议。可是，西夏国王一直没有放弃这个策略。即便皇位交接，西夏也没有拒绝蒙古帝国。

直到1216年，西夏实在无法支撑连年出兵征战，便拒绝了蒙古帝国的提议。这个选择的代价，换来成吉思汗亲自率兵攻打西夏的结果。在蒙古帝国眼中，西夏只不过是一个用来练兵的地方。

对西夏而言，这等于是灭顶之灾。他们开始放弃跟蒙古的联盟，转而跟金国站在一起，抵抗蒙古。这个做法，自然招来蒙古帝国的全力打击，西夏节节败退，难以形成真正有效的抵抗。公元1227年，西夏灭亡。同年，成吉思汗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