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变的发生对当时的宋教坊有何影响？
宋代教坊承袭唐代，也有自己的特色。 今天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文章，欢迎阅读哦~
宋、金教坊是两朝文艺的核心管理机构，也是两朝繁荣强盛的重要标志。
有意思的是，宋教坊的兴盛是以五代教坊的衰落为基础的，而金教坊的兴盛同样以宋教坊的衰落为前提。
两者兴盛的转折点似乎都和战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靖康之变令宋教坊由盛而衰
宋教坊在太祖赵匡胤取代后周之时就已经设置。
赵匡胤立国之初，太常雅乐尚未完备，教坊即代行雅乐之职，太祖建隆二年：
春正月丙申朔，御崇元殿受朝贺，上服衮冕，设宫悬、仗卫如仪，退，群臣诣皇太后宫门奉贺。上常服，御广德殿，群臣上寿，用教坊乐。
而宋教坊之开始强盛，也与宋朝统一战争的进行同步。
宋军消灭各地割据政权的过程 ，也是宋教坊吸纳各地艺术精华的过程：
宋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部。其后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藩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
宋教坊在徽宗赵佶朝达到极盛，教坊、钧容直、云韶班为当日三大音乐机构，钧容直是皇家军乐队，云韶班是宫廷乐团。
钧容直后来的演奏曲目大部来自于教坊，云韶班的人员教习则直接由教坊担任，而且宗室正任以上也可以借教坊乐人到府担任教习。
由此可见，教坊地位之显赫、教坊乐之流行。
另外，与宋词关系密切的大晟府之《大晟乐》，在徽宗政和三年，即靖康之变的前十一年，已经可以由教坊演奏。
大晟府宴乐和教习任务，也拨归教坊。
宋教坊集中了整个京城乃至全国的俗乐精华，其实力与活动至此都达到极盛。
徽宗靖康元年与二年，金兵两次围汴梁 ，最后一次，更是将城中洗劫一空，宋教坊的人与物、民间的歌伎乐工，大都被北掠而去。
据金人文献记载，天会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仅由开封府“列册津送，诸可考索”的教坊人就有三干余。
兴盛的宋教坊在战争中走向衰落，从此不复昔时辉煌。
南渡之后教坊时停时复，靖康之变三十七年之后的孝宗隆兴二年，教坊已经很少用到：
高宗建炎初，省教坊。绍兴十四年复置，凡乐工四百六十人，以内侍充钤辖。绍兴末 复省。孝宗隆兴二年天申节，将用乐上寿，上曰：‘一岁之间，只两宫诞日外，余无所用，不知作何名色。’大臣皆言：‘临时点集，不必置教坊。’上日：‘菩。’乾道后，北使每岁两至，亦用乐，但呼市人使之，不置教坊。
宋教坊的废止，可以归于若干因素的合力，如南渡之际政局混乱、财政拮据，教坊所职掌俗乐与正统礼乐思想不符等等。
但不可否认，靖康之变所导致的宋教坊精华的北移，则是首要因素和直接原因。
(二)靖康之变使金教坊走向兴盛
金教坊的发展与兴盛，也是以吸纳渤海、辽、宋诸国教坊精华为基础的。
宋辽教坊则是金教坊更重要的部分。靖康之变前金朝文艺表演的主力，正是前辽教坊的人员。
徽宗宣和六年，宋著作郎许亢宗奉使贺金太宗完颜晟登极，金人举行的宴会中引人瞩目的正是契丹旧教坊乐：
“食余，颁以散三节人，乐如前所叙，但人数多至二百人，云乃旧契丹教坊四部也，每乐作，必以十数人高歌以齐管也，声出众乐之表，此为异尔。”
而此前的宣和五年三月，宋使臣马扩谒见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阿骨打已经使用其战利品，契丹教坊了：
“十一日朝辞 ，阿骨打坐所得契丹纳跋行帐，前列旧契丹教坊乐工作花宴，宰执左企弓以次，摺笏捧觞为寿。”
然而，真正将金教坊推向兴盛的，则是宋教坊的影响以及靖康之变后宋教坊的北迁。
女真族是游牧民族，金以武立国，因此铙歌鼓吹无疑是其教坊乐最重要的部分。
金人最初使用的是同为游牧民族的契丹族的辽国故物，后来才“杂用宋仪”：
“鼓吹乐，马上乐也。天子鼓吹、横吹各有前、后部，部又各分二节。金初用辽故物，其后杂用宋仪。海陵迁燕及大定十一年卤簿，皆分鼓吹为四节，其他行幸惟用两部而已。”
这种学习模仿对象的变化，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金教坊鼓吹乐风格的变化。
靖康之后掳掠至金国的宋朝男、妇数额达二十万，且人、物分批达到，随即分配，随即流播。
如以靖康二年五月十九日到达燕山的一批为例，即有贡女三干人，吏役工作三干家，器物二干五十车。
“点验后，半解上京，半充分赏，内侍、内人均归酋长。百工、诸色各自谋生。妇女多卖娼寮。器物收储三库，车辂皆留延寿寺”。
其实，在非战争期间，宋教坊的人与器物也通过各种渠道流向金国而参与到金教坊的建设中。
而靖康之变中金人所获取的战利品，其应用更不限于教坊俗乐。
靖康之后十余年，金熙宗皇统元年，大晟府乐器甚至毫不改易出现在金朝雅乐系统中，这使金太常雅乐第一次系统化。
不唯如此，金人更借鉴宋人音乐理论，并启用宋朝工匠，来制造相应的乐器，至此，金教坊实力大增。
靖康之变所引起的金教坊突飞猛进的发展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后来金朝君主对于教坊的态度也向宋朝君主看齐，娱乐礼仪味道浓而政治意味渐淡，教坊人的地位才有所削弱。
到了章宗泰和末年，金朝国力开始衰弱，金教坊遂走向衰落。
二：靖康之变中教坊文物由宋至金的转移
宋金合力灭辽之后，金人随即在宣和七年八月攻宋，先后两次围困宋都汴梁。
金人在索要无数人、财、物之后，掳走徽、钦二帝，立张邦昌为帝，靖康二年四月退兵。
宋都文明精华被洗劫一空：
夏四月庚申朔，大风吹石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 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 、技艺、工匠、娼优，府库畜积 ，为之一空。
战利品在北运过程中，因为损耗而流入民间的部分，如人员逃亡、物品散落，为金教坊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发展土壤。
而用于各级贵族分享、宫廷乐舞本身建设的部分，则直接推动了金教坊的繁荣。
金人后来立张邦昌为帝，携战利品北归，搜求活动才停止下来。
以本土音乐为基础，陆续通过战争吸纳辽、渤海教坊，金教坊最终以靖康之变为契机全部掠取了宋教坊一百六十余年的积累，开始了迈向繁荣的步伐。
三：宋、金教坊盛衰之变的文化意义
借助战争突变而非和平渐变的方式，宋、金教坊完成了其盛衰变化的转折。
就文化层面而言，金教坊以显著的弱势凭藉军事力量，实现了以弱胜强的自我壮大与发展，这种文化层次的提升，是借助战争实现的。
就其文化发展本身而言，是历史发展的常态，也是特例。
说是常态，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往往都是新的朝代对于旧朝代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接管和征服，当然也包括文化，金教坊之于宋教坊就有这方面的因素。
说是特例，是因为金、宋教坊的盛衰变化，带有相当的偶然性，是一个军事力量畸形强盛的集团暂时性地战胜了各方面也都很强大的集团，并进行了野蛮的掠夺，此后双方还是各自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宋、金教坊发展中，两者日常交流不断，在一定程度上是互动的。
即使在靖康之前的宣和末，两国之间还曾因人员归属问题形成外交事件.
如宋钦宗靖康元年正月，金太宗曾为金辽战争中逃亡至宋朝的辽国以及金国工匠、教坊等向宋钦宗发过措辞严厉的国书：
应自亡辽播越之时，北界流离南来，并系大金叛亡诸职官、工匠、教坊、百姓，除元不曾到并已死亡外，应见在并尽数遣还，在京令随逐前去，在外接续逐处发遣，一无停匿残害错失。
而宋钦宗在回复中也对此予以了高度重视 ：
据往复国书，伯侄施行。并应系亡辽官吏、僧道、教坊、工匠、百姓等，除元不曾到并已死亡外，并行遣还。在京令随逐前去，在外接续逐处起发，一无停匿。
可见双方人员的流动还是比较频繁的。
金人对于宋教坊因素的吸收，直接影响到了金教坊后来的发展走向，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靖康之后，逐渐受到宋人教坊观念的影响，金教坊乐工的地位不断下降。
如不得随百官朝参、不得出为行政官员等等，这些原本为宋人的政策，后来也在金朝重现了。
对于乐工权利的天然蔑视，尚文的宋人可以说是发自本性.
早在宋太宗淳化间，大理评事陈舜封因其父曾隶教坊为伶官，而自己在奏事之时“举止类倡优”，竟被视为杂类而不得任清望官，移为殿值：
(淳化)五年三月，以大理评事陈舜封为殿直。舜封父善秦声，隶教坊为伶官，坐事黥面流海岛。舜封举进士及第，任舒州望江簿，转运使言其通法律，宰相以补廷尉属。因奏事，颇口谐捷给，举止类倡优，帝问日谁之子，舜封自言其父。帝日：‘此真杂类，岂得任清望官。’亟令改秩而有是命。”
但对于生而尚武的金人而言，在靖康之变掠取宋教坊之前，教坊人享有行政官员权利乃至成为行政官员，都是常态。
(二)日趋精美的教坊乐曲、歌舞，逐渐消磨了金人粗狂豪放的性格。
考察进入中原前后金人的文艺作品、生活作风，精粗雅俗、大不相同。
精美的教坊消磨了金人的尚武精神 ，金人的思想也逐渐细腻，而“宋人化”了。
等到后来蒙古崛起，如同宣和末年联金灭辽一样，宋人又演了一出联合蒙古灭金的历史剧，在教坊的发展上，元人同样走上了金人的旧路。
靖康之变影响之下的这场教坊巨变，对于其后的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与布局同样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宋人而言，靖康之变、教坊精华北移在心灵上引起的震撼是巨大的.
南渡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慷慨激烈的复仇主题、忧伤消沉的隐逸主题成为文学艺术的主流.
以此为界，号称有宋一代之文学的曲子词，由此前的应歌为主而变为应社为主，宋词逐渐由“歌词”变为案头吟诵的韵文.
清人周济后来对此总结道：“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
的确，教坊乐器、歌儿舞女的精华都已经北去，宋人又用什么来唱词?
词乐消歇，而南戏、曲乐的崛起便有了空间。
对金人而言，教坊精华的北移强化了金教坊的建设，而汴京文物精华一路北上，沿途散播，无疑提升了沿路的文化艺术水平，稍后金教坊的繁盛则更强化了这一提升。
等到金末，蒙古骑兵一路南下，这昔日宋教坊的北上之路，又成为北杂剧的繁荣土壤。
历史是复杂的，后人反思金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有一个“借才异代”的经典概括：
“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防而言始文;太宗入宋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后先归之，而文字熠兴，然犹借才异代也。”
而从靖康之变切入，观照宋、金教坊盛衰，并延及其对文艺发展走向与布局之影响，我们会发现，由丰富的历史细节参与而形成的结论，要生动、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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