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日本的细菌战：追忆死于日军细菌战的母亲！

细菌战，这种似乎有点生化科幻色彩的名字其实真的在历史上出现过，并且就发生在二战时期。据史料证明，日本正是在二战中唯一大规模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除了战争本身的残忍之外，日军的新式武器已经放弃了人伦道德，使用生化武器的手段不仅表现在战斗上，也危害到了普通民众，甚至有可能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恶劣影响。然而那些细节我们后来人可能都难以想象了，但是仍有一部分从历史中走来的人，从他们的记忆里依稀还能捕捉到那时那日的可怖回忆，让我们了解到二战时日本的细菌战到底对普通民众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以下正是一段关于二战的回忆。

我的母亲是一位平凡的家庭妇女，在她不太长的一生中，所遭遇的唯一不平凡的事，便是在远离故乡的逃难生涯中，遭难于日军的细菌战。她竟没能活到“三十而立”之年。

1933年，母亲十九岁时生下了我。

图一　母亲在镇江,约摄于1935年。

图二　在镇江的我,近三岁,摄于1935年。

图三　在重庆时的母亲及弟弟陈颖(时两岁,后夭折）和我(时五岁,坐于前者)。

到了1942年，陷入一片恐慌混乱之中。躲避轰炸也成为居民的日常生活。只是敌机不是从东边，而是从西面飞来，一路轰炸滇缅公路沿线的关隘和城镇。敌机一来，我们就得逃出镇子躲进山沟里，我的课业被迫中断。此时，除了来自长江中下游的难民（当地人称之为下江人）继续由东向西涌进外，下关又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由西向东、更加汹涌的难民潮。日军攻入缅甸和云南西部，缅甸人和滇西居民纷纷向东逃命。是年春夏之交，难民群中突发大瘟疫。先是霍乱爆发，好端端的人，一两天内就突然倒毙；从一个个相继死去，到一家家先后死绝；从难民开始，逐渐殃及当地大批居民。开头还有人出来收尸，后来收尸人也死光。几天内，全镇内外遍地都是东倒西歪、发黑变形的尸体，引来了一群群红着眼啃着人骨的野狗，到处是刺鼻的尸臭，其恐怖有如地狱。

当时就有传闻，说这次瘟疫并非自然发生，而是由日本人投下的细菌所引发。后来我查阅了一些文献资料，事实证明这次瘟疫完全是人为的。1942年5月4日，五十四架日本飞机轰炸了下关西面不到一百公里的保山城。保山和下关一样，都是滇缅公路的要冲，当时该城正逢集市，挤满了难民和当地的乡民。敌机一阵狂轰乱炸，当场炸死一万余人。更可怕的是日机扔下了部分细菌弹，散布的就是霍乱、伤寒和鼠疫菌。不知为何，鼠疫未曾流行开来，但霍乱菌和伤寒菌造成了大范围的人员死亡。同年5月13日，日机又在保山附近投下一批细菌弹，弹体破裂后流出黑黄色液体，并飞出成群的苍蝇。此后，保山及其周围地区感染霍乱的死难者达数万人；至于伤寒，因起病稍缓，且症状复杂，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就难以说清具体的死难人数了。

保山一带不断有难民沿着滇缅公路拥向相邻的下关，下关随之爆发同样的瘟疫，这是毫不足怪的。细菌战的可怕也正在这里，它会不断地自动地扩散，特别是在缺医少药、穷困落后的地方。母亲产下妹妹后，随即感染上了伤寒。母亲躺在银行二层的那个里间内，我记得，母亲生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挣扎着抱起身边正在哭叫的小妹妹，让妹妹含着已没有乳汁的乳头；我记得，母亲生前长叹一口气，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可怜的女儿，你为什么出生在这个时候？”

父亲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把我们分别疏散到相对干净的乡下去。我被安排到一位住在苍山半山腰的远房舅舅家里；敏弟被送到哪里去了，我就不记得了；刚出生的小妹妹陈玲，被送到乡下一位农妇家帮着喂养。母亲被送进了医院。

我在那舅舅家住了大约一周，一天父亲来叫我，说你母亲不行了，快跟我走！我们从半山腰下来，穿过湖滨一片石榴林，那天艳阳高照，一朵朵鲜红的石榴花正在盛开。我实在想不通，如此美好的大自然中，为什么我们家却会遭此厄运！

妈妈所住的医院相当远，在洱海东岸的一处密林中，原本是一座庙宇。按当时的标准，医院条件还算是不错的，但这并不能挽救母亲。我们到达时，母亲已经闭上了眼睛。时年，母亲二十八周岁，我九周岁，敏弟刚两周岁。

图四　母亲和尚为婴儿的幼弟陈敏在云南下关,摄于1940年。

图五　邻居阿姨抱着不到三岁的陈敏,摄于1943年。

我们或许没有更详实、更直面细菌战的可怖场面的照片，但是越是这样平淡而平静的家庭照片，才能更显出背后的悲情来——年轻母亲丢下年幼的孩子。这并不是一个母亲的舍得与狠心，而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剥夺了这种母子之间的联系。这也正是这平静背后彰显出来的力量，向世人、向历史无声控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