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安史之乱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是什么原因让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一蹶不振呢?

公元765年，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唐朝，发动叛乱，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然而，从安禄山、史思明反叛，到朝廷将叛乱镇压平定，一共不到八年。唐朝在叛乱平定以后，却始终没有重现辉煌，唐朝为何后来没能重现盛世?

大唐盛世，歌舞升平、诗人辈出、佳作迭传，然而一场安史之乱，彻底扰乱了大唐巨轮前行的步调，烽火历时八年才熄，整个华夏大地从高度繁华急转直下，花团锦簇的繁华世界转眼之间成为悠远的追忆。一个看上去鼎盛完美的王朝瞬间千疮百孔。

安史之乱：短暂盛世的终结者

中国历史上到唐朝发展到了鼎盛，这个毋庸置疑，究其原因，其一在于开放的风气;其二在于多元的文化。同时，还有以道德为基础的法制来维持，多种制度，共塑昌盛。可是非常遗憾，这个盛世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从唐太宗开始，到唐玄宗的天宝年间，只有一百多年。转折点就在于——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意义远远不止是一场叛乱，它不但让唐朝盛世戛然而止，更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整个中国历史从唐初张扬的、有活力的、蓬勃向上的文化气息，逐渐转向内向、阴柔、封闭的氛围。安史之乱没有使唐朝终结，却终结了多元开放的精神文化。

本是盗羊贼：安禄山的可乘之机

说到安史之乱，就不得不说始作俑者安禄山，安禄山作为一个远在东北的突厥混种，如何能步步高升，兵权在握?他的出场可以说是个闹剧。本来是东北边境的一个盗羊贼的安禄山，因为有次“顺手牵羊”要被处斩，临行前大喊大叫，嚷着“打契丹”，被前来监斩的张守珪所赏识，而留到了军队中，再后来建立军功而被提拔，进而拥有了发动拥兵自重的实力。

安禄山这样一个盗贼出身可以去当兵，从学术上讲反应出了当时“唐朝原来军队的府兵制瓦解”和“均田制的瓦解”，看起偶然，其实必然。即使没有安禄山，也定会有旁人。

社会堕落败坏：举国上下一心谋财

光有安禄山自身实力的增长，还构不成安史之乱的全部动因，另有一个重要客观因素就是唐玄宗晚年时期自己亲手破坏了唐朝繁荣的基石——法制。当时，随着官员人数的增多、募兵制的实行，官奉支出和军费开支都增大，对唐朝的财政支出造成很大压力。唐玄宗就只能想着增税。

一个当权者有这样的思想，自然会有相应的行动，上行下效，怎能不引起社会的堕落败坏呢?李林甫正是抓住了唐玄宗这种变化，利用权谋，成功取得了信任，再推荐些庸才以独揽大权。杨国忠就是这样上位的。

人事制度的崩溃：杨国忠的提拔

杨国忠是个什么人呢?“乡村痞子”，擅长赌博，百战百胜。他跟唐玄宗赌起钱来是惊天动地、十分惊险，每次到最后关头都让唐玄宗赢。就因如此，唐玄宗就让他做了户部尚书。我们都知道，一个清明时代的人事制度一定是公开、透明、公正的。

唐朝本来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官员选拔考核机制，也就是德、贤的考量。官员的升职也不能是直线提拔，必须要有了足够的工作经验才行。但是一个善于赌博之人轻而易举做了户部尚书，人事制度任意决定，不敢想象其他官吏的产生。

以史为鉴：无声的隐患最为致命

无论是安禄山的从军、李林甫的得势，还是杨国忠的提拔，我们可以看出，看起偶然的因素，却是因为唐朝的军事、经济、人事制度的变化这个“必然因素”所引起。看似无声无息，一旦发作，极为致命。

一片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景象，腐败已经滋生，祸根已经埋下，只差一根导火索。很快，就到来了。杨国忠因为是地痞出身，镇不住朝中官员，看到安禄山势力最大，就想拿他开刀，一来二去，安禄山反叛，安史之乱爆发。悲哉?痛哉?

从偷羊贼到封疆大吏，安禄山只用了九年的时间，从盛世辉煌到大厦将倾，烽火八年改写了大唐的历史以史为鉴，可知兴衰，重读这段历史，对我们又是怎样的启示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一蹶不振呢?

安史之乱的打击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场席卷全国的内乱，给社会带来了一次空前的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整个黄河中下游，几乎都遭受战火，这让唐朝元气大伤。

可是战争的打击是唯一的原因吗?当然不是，中国古代大一统朝代发生大规模内乱并不是一件稀罕事，但封建王朝往往可以凭借自身的体制，逐渐恢复元气。唐朝被一次安史之乱给打击得一蹶不振，就说明它的体制已经出了问题，丧失了恢复元气的能力。

其实，唐朝的体制问题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暴露出来，它们集中体现在兵制和将制上。唐朝初年以府兵制为主，官府征发均田农民，闲时让他们务农，战时打仗。可是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到唐玄宗时期，均田制已经崩溃，农民们纷纷流亡，唐朝府兵制失去了赖以实行的经济条件。为了缓解兵员的压力，唐玄宗下令实行募兵制，在诸色征行人和客户中招募自愿长住镇戍的健儿。这样一来，唐朝就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

在将制上，唐朝设“节度使”一职。起初，节度使还只是管理边地兵镇的军事，但是后来，许多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仅管理军事，而且还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新唐书》中载：“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这样一来，节度使便成了辖区内的“土皇帝”，连州刺史都成了他们的部属。

这种政治体制，势必会导致藩镇崛起。到安史之乱爆发以前，安禄山兼任三镇节度使，拥兵二十万，但中央却只有八万。唐朝平定安史之乱以后，安禄山失败了，但是藩镇还在，节度使还在。

唐朝的统治者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却无能为力。唐朝的军人们已经形成了利益集团，他们不会允许朝廷结束藩镇割据的格局。面对这种情况，皇帝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妥协，要么宣战。唐代宗选择了前者，唐德宗选择了后者，但他们都失败了。

代宗的失败在于他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彻底铲除后患。唐代宗平定安史之乱后，仍任归唐的安史旧将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三人为节度使，并率所部驻于河北，史称河朔三镇。德宗的失败在于唐朝积重难返，他又太过心急。代宗姑息余孽，以致于河北成为割据势力，德宗想要解决河北，但却引起各地军镇的动乱，最终连长安都丢了。

而这次失败，又埋下另外一个祸患：宦官干政。德宗命禁军“神策军”讨伐河北的河朔三镇，但是军中和各地藩镇却出现大量不听调遣和临阵倒戈者，以至于德宗大败，长安沦陷。自此以后，德宗不再信任朝臣，他开始重用心腹宦官，让他们辖制军队。德宗以为这样就可以掌控军队，但他却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举动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皇帝本就只有神策军这么一支亲军，当他们将这支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太监以后，就再没有凭借了。掌控神策军的宦官走上台前，明目张胆的篡权，他们将穆宗、敬宗害死，文宗、武宗也被宦官挟制，没有实权。这种情况持续了一百多年，在这期间的皇帝不是被太监杀死，就是沦为太监的傀儡。

而且，这还只是内忧，唐朝还有外患。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朝廷从大量抵御吐蕃的军队中调拨士兵，平定叛乱。吐蕃见此良机，大举入侵唐朝边疆，占领了唐朝的大片地区，他们甚至还一度攻入长安，拥立了伪帝。

这一切，都要追溯到安史之乱。唐朝当初平定安史之乱之所以那样迅速，是因为朝廷对割据势力们进行了妥协，但有得就有失，快速平定安史之乱的代价就是藩镇割据的隐患。唐朝解决不了藩镇割据，还因此衍生出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唐朝还能够苟延残喘一百多年已经属实不易，想让它重建大唐盛世，那是难如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