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时期，大清的外交政策是什么样的？
康乾盛世营造的虚假繁荣，蒙蔽了大清上层决策者的眼睛，盲目自信自己是天朝上国的想法，让大清与西方列强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了国家的灭亡。那么康乾盛世时期，大清的外交政策是什么样的呢？
周边藩属
清朝因沿袭了汉族王朝的天下观，着眼于怀柔远人和外夷归附，但又严加防范。在康乾时期向其朝贡的国家有朝鲜、琉球，安南、南掌(老挝)、暹罗(泰国)、缅甸，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浩罕、哈萨克、布鲁特、布哈尔、巴达山克、爱乌罕(阿富汗)、苏禄、博罗尔、玛尔噶朗、坎巨提、安集延、那木干、兰芳共和国等。
乾隆时期对周边小国不断扩张，缅甸贡榜王朝与清朝爆发清缅战争，清军四次进攻皆失败。1769年乾隆帝派傅恒、阿桂入缅未果，双方最后停战。1784年暹罗却克里王朝派使朝贡，1788年缅甸为应付暹罗威胁，也派使朝贡。1789年安南发生西山朝统一后黎朝、郑主与广南国。
清军击败西山朝，护送黎帝黎愍宗复位，途中遭西山军的伏击而败，史称清越战争。西山朝阮惠遣使向清廷谢罪，清廷封为安南王。朝鲜与琉球国也早就成为藩属国之一。只有德川幕府统治的日本处于锁国时期，与清朝来往甚少。
来往国家
日本
清朝统一台湾后，康熙帝由郑氏那里了解到对日贸易的好处，于是于1685年颁布了《展海令》 允许人民出海经商。这一政策致使去长崎的唐船骤增三、四倍以上。同年，日本政府则颁布《贞享令》，规定每年去长崎贸易的总额：中国船贸易额不得超过白银六千贯，荷兰船不得超过三千贯。贸易总额超过白银六千贯后，即禁止此后该年入港的其他中国船舶进行贸易，勒令运回货物。故来得较晚的中国商船不得不驶回中国，不过不少中国船就在日本沿海进行走私贸易。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赴日唐船达117艘，而该返回中国而从事走私贸易的船达22艘。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日本政府限定赴日贸易的唐船为80艘。直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为防止日本产铜原料之外流，幕府公布《正德新令》，限止每岁赴日唐船为30艘，此令一出，唐船抵长崎者自行减少。
日本人翻译了康熙《圣谕》，并且称呼康熙帝为“上国圣人”，康熙的训渝《十六条》，以《圣渝广训》书名刊行，1788年并附以雍正对十六条训渝的敷衍释文於书后再次出版。称该训渝“实为万世不易的金言”，对雍正亦称为“希世仁君”。
俄国
康熙时期组织两次雅克萨之战，驱逐沙俄侵略军，与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签订不久，沙俄就向清政府提出派人来华学习中国文化。俄罗斯人主要想学喇嘛教经典，因为在沙俄新拓展的东方领土上，很多民众都信奉喇嘛教。另外，俄人来华，还想学习满汉文字，以便更好地了解中国。
对于俄国的要求，清政府欣然同意，并将这些留学生安置在国子监中，派专人教他们。由于这种方式学期不长，缺乏制度保障，因此俄罗斯一直希望能够定期派人来中国学习。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派图理琛等人，前往俄国境抚绥土尔扈特部。作为交换，彼得大帝提出派遣以修士大司祭列扎依斯基为首的教士团回访北京。
雍正六年(1728年)，中俄双方在恰克图签订《恰克图条约》，规定俄罗斯派4名传教士到北京传播东正教，并派6名学生来华学习满、汉语言，每10年轮换一届，俄罗斯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开始正规起来。
雍正帝对这些远道而来的留学生十分重视，不仅将他们安置在北京东江米巷(后改名东交民巷)的“俄罗斯馆”内，还在教育上设立专门的满族助教来教育他们。当时的满洲助教是胡什图汉，汉族助教是陈宪祖，二人专门负责俄国官生的教学事务。不仅如此，清政府还每月给俄国留学生银钱、米和日常生活器物，甚至在其学成归国之际发放路费。自此之后，在150年里，沙俄一共派了14批传教士团、共155人次的僧俗人员，其中除了神职人员外，还有医生、画师、植物学家、天文学家和专职留学生，共60多人。
乾隆三十年(1765年)，清朝勘察了东北边境多条河流的河源，抑制了沙俄在中国东北黑龙江流域的侵扰野心;而且在蒙古地区和西北新疆地区抑制了沙俄的侵略野心。
因为俄国窝藏中方罪犯加上俄人在边境抢劫，乾隆曾三次下令关闭恰克图市场。清朝对俄国进行了贸易制裁，外禁皮毛输入，内禁茶叶输出，使俄国至少损失了五百万卢。
中亚
康熙帝还派间谍出访蒙古、中亚，收集各国情报，回国呈报，书中甚至很清楚记录了大北方战争和查理十二的事迹。
西方
康熙曾经委派传教士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返回欧洲招募人才，希望增进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
尽管康熙曾经以浓厚的兴趣积极向传教士学习天知识，乾隆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产生过相当的兴趣，而清廷“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 但是康乾时期国际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西方世界，产业革命爆发，启蒙运动风行，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欧洲列强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力量，力图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正日渐衰落。
清政府所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清政府在厉禁天主教传播以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 1727年，又明确规定外国商船只能到广东的虎门和福建的厦门两处。1757年，正式实行闭关的政策，乾隆帝宣布西洋商船只准在广东的虎门一处停泊贸易。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准乾隆颁布了《防范外夷条规》，根据这一文件建立了“公行”机构。公行是由官方特许的商人组成的垄断性外贸组织。外国人来广州做买卖必须经由公行，其行动也由公行的行商负责约束。外国商人只准在规定的时间，即每年的5月至10月间来广州进行贸易，期满必须离去。在广州期间他们只能住在由公行所设的“夷馆”内。外商在华只能雇用翻译和买办，不能雇人向内地传递信件。中国人不准向外商借贷资本。条规还规定要加强河防，监视外国船舶的活动。随之而来，中西交流减少了。
清廷此举制约了出海贸易的发展，也影响了外向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错失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