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帝如何将父亲升祔太庙?只是为何尽孝吗?
大礼议是指发生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到嘉靖三年(1524年)间的一场皇统问题上的政治争论。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明武宗朱厚照驾崩,因其无子无兄弟,导致明孝宗朱佑樘一脉绝嗣,其母张太后与首辅杨廷和商议后,迎立明武宗堂弟、兴献王朱佑杬之子朱厚熜为帝,是为明世宗,也称嘉靖帝。朱厚熜即位之后不久,便开始了为父亲正名之路,为此他与大臣们相互博弈长达二十四年,最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六月将父亲成功抬入了太庙。那么,朱厚熜是如何将父亲升祔太庙的呢?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尽孝道吗?
即位不久爆发“大礼仪之争”,历经三载朱厚熜认回父亲
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七日,就在朱厚熜即位后不久,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毛澄遵照内阁首辅杨廷和的意思,率领文武大臣上奏,认为朱厚熜乃是入嗣即位,因此应该遵照汉朝定陶王、宋朝濮王的先例,尊明孝宗朱佑樘为皇考(父亲),以兴献王朱佑杬为皇叔考(叔父)。结果惹怒朱厚熜,“大礼仪之争”就此爆发。
毛澄的建议可以说引起了朱厚熜母子的极大抵触,其母蒋氏怒道,“安得以吾子为他人子!”朱厚熜更是要辞去天子之位,侍奉母亲蒋氏返回安陆。
虽然内阁首辅杨廷和明确表示,谁持有不同意见便将被视为“奸邪”,应该“当斩”或黜为外官。但偏偏有人不信邪,刚刚考中进士的张璁当即表示反对,认为汉哀帝、宋英宗虽为定陶王、濮王之子,但却因汉成帝和宋仁宗无子而早早被养在宫中、立为皇嗣,而明孝宗不仅有朱厚照这个儿子,且朱厚照此前也曾在位,因此并不符合旧制。
不过,由于朱厚熜刚刚即位不久,而张璁也才刚刚踏入仕途,两人很快便败下阵来,此次交锋最终以张璁贬至南京告终。嘉靖二年(1523年)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上疏,重提大礼仪之事,明世宗于是决定于次年正月再度廷议,并召张璁、桂萼入京,但行至凤阳便又接到了“不必来京”旨意。
糊里糊涂返回南京的张璁、桂萼,得知嘉靖帝已经下诏称明孝宗为皇考,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后,立即再度上书,认为应该去掉“本生”两字,否则会让后世认定朱厚熜为孝宗之子。不过,张璁、桂萼的提议,很快便遭遇了杨廷和一派“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的抵触(《汪俊传》)。
嘉靖三年(1524年)五月,张璁、桂萼再度奉诏入京,结果却立即遭到朝中大臣的弹劾,甚至一度面临被捕杀的威胁。不过,随着朱厚熜逐渐坐稳皇位,两人不仅没有遭遇危险,反而被晋升为翰林学士,专门负责处理礼仪问题。
同年七月,朱厚熜于左顺门召见群臣,宣布将为生母的尊号去掉“本生”二字,结果立即遭到群臣的强烈反对。事后,何孟春、杨慎等感觉事情有点不对劲,于是召集大臣231人(《明史》称229人)全部跪于左顺门外,以“仗节死义”的决心向朱厚熜示威,意图迫使其取消此念头。
然而,这次朱厚熜却不愿退让,在多次令引礼监太监劝退无果,大臣们死谏不退的情况下,朱厚熜一怒之下将134人收监,并对五品以下的180余人施以廷杖,当场打死17人,史称“左顺门惨案”。
同年九月,张璁、桂萼、方献夫等奉诏召集大臣于阙右门辨议大礼,有了前车之鉴,这次朱厚熜终于大获成功。历经长达三年的博弈,朱厚熜最终得以尊明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生父兴献王为皇考,生母章圣皇太后为圣母,明武宗朱厚照为皇兄,庄肃皇后为皇嫂。
借南京太庙火灾推动庙制改革,历经十年于太庙腾出空位
明朝太庙始建于元朝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十二月,初建时采用的是“都宫别殿制”,即一帝一庙。后朱元璋感觉太庙所在地“地势少偏”,遂于洪武八年(1375年)改建,改建后的太庙采用“同堂异室制”,即一庙多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又于北京兴建新的太庙,同样采用“同堂异室制”,明朝开始变为南京、北京双庙制。
早在嘉庆三年(1524年)三月,“大礼仪之争”尚未尘埃落定之时,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便曾上书请为兴献帝立别庙,次月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也同样上书。虽然两人的提议遭到绝大多数大臣反对,但朱厚熜却借此在奉先殿修建了一间西空室,定名观德殿,追尊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并将其神位供奉其中。
嘉靖四年(1525年),升任光禄寺丞的何渊为表忠心,又上书请求立世室,崇祀皇考于太庙。意思是说可以为献皇帝立世室,直接位列在始祖之下,百世不祧,此举虽早在周朝便已出现,但那是因为周文王和周武王贡献极大,人家属于名正言顺,你朱佑杬一天皇帝没做过,哪来的这个资格?
于是,此提议立即遭到满朝文武的反对,就连张璁、桂萼、席书等人也纷纷反对,嘉靖帝眼看没人支持自己,只好委屈的表示愿意退让一步,君臣这才达成共识。嘉靖四年(1525年)五月,朱厚熜下令于太庙外的环碧殿旧址上兴建献帝庙,取名“世庙”,并修《献皇帝实录》。
嘉靖帝眼看父亲短期内想要进入太庙有点难,于是便转而求其次,想要先在太庙中腾出一个空位。要知道,明朝太庙虽然有九个位置,但在朱厚熜即位之时,其中已经供奉着德祖朱百六、太祖朱元璋、太宗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宪宗朱见深、孝宗朱佑樘、武宗朱厚照九位帝王神主,里面根本没有空位。
朱厚熜即位时明朝太庙已满
嘉靖十年(1531年)正月,“(嘉靖)帝以庙祀更定,告于太庙、世庙并祧庙三主。迁德祖神主于祧庙,奉安太祖神主于寝殿正中,遂以序进迁七宗神位”。他以为太祖朱元璋正位为借口,将德祖朱百六的神位迁入了祧庙,从而使得太庙空出了一个位置,此举也算是名正言顺,因此并未遭到太多人的反对,得以顺利实施。
紧接着,朱厚熜为了不让父亲的献帝庙看起来太过尴尬,又下令将庙制恢复到“都宫别殿制”,虽然此举因大臣的反对一度搁置。但在嘉靖十三年(1534年)六月,南京太庙起火焚毁,朱厚熜借机下令不再修建南京太庙,进而下令在北京营建新的太庙,大臣们这下无话可说,只好表示同意。于是,朱厚熜钦定庙制:太祖庙居中,太宗居左,立文祖世室,太宗之下另立三昭庙;太祖之右为三穆庙,并在太祖庙寝后建祧庙,以奉祧主。
德祖朱百六迁祧后已空出一位
如此一来,每个皇帝都享有单独一庙,朱厚熜他爹献帝那个单独的世庙就显得不突兀了。之后,他又以避讳朱棣的“世室”为由,下诏改世庙为献皇帝庙,又以避渠道为借口,把献皇帝庙迁居新址,使其距离太庙更近,看起来浑然一体。
又借北京太庙火灾恢复庙制,历经二十四年终于大功告成
完成以上操作后,朱厚熜倒是消停了几年,但到了嘉靖十七年(1538年)四月,已经致仕的扬州府同知丰坊却又上书,表示应该“复古礼,建明堂。加尊皇考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意思是应该为兴献帝上庙号,享受后人祭祀。
明堂和郊祀乃是古代极为重要的两个祭祀活动,按理郊祀是祭老祖宗朱元璋的,而明堂祭祀按周礼则是祭祀太宗的,不过在汉、宋、唐时都有皇帝祭祀自己父亲代替太宗的先例。然而,还不等朱厚熜高兴,朝野上下听说后便是一阵哗然,嘉靖帝无奈之下便去求助严嵩,谁知严嵩也是不置可否。
还没等朱厚熜找到人支持自己,户部侍郎唐胄却直接跳出来明确反对,更是指责嘉靖帝放着周礼不学,偏偏跑去学汉唐宋乱七八糟的东西。朱厚熜一听就火冒三丈,直接将唐胄下了大牢,还亲自写了一篇《明堂或问》,表示自己决心已定。
有了唐胄这个教训,这下没人敢反对了,于是朱厚熜于同年九月,追尊自己的父亲为“睿宗”,不过此时的兴献帝还不能享受单间待遇,而只是和兄弟朱佑樘挤在一起。可是如此一来,明太宗朱棣岂不是享受不到祭祀了?朱厚熜自然不会亏待自己这一脉的祖宗,他在《明堂或问》中明确表示:朱棣功兼创守、再造社稷,应该也称祖,不仅在太庙中“万世不祧”,还应该和太祖朱元璋一起,二祖并列享受郊祀。这才是朱棣庙号从太宗变为成祖的原因,而并非网传的太庙腾位置。
到了嘉靖二十年(1541年)四月,北京太庙竟然也被大火焚毁,大火从仁宗庙开始烧起,群庙全部烧毁,唯独睿宗一室留存。借此,朱厚熜又站出来表示,之所以会燃起大火,就是祖宗们不愿分开,因此重修太庙时便又恢复了“同堂异室制”。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六月,新太庙建成,朱厚熜又下令廷议神主摆放次序,礼部尚书张璧便提出,应该按照之前的位次拜访,睿宗和孝宗并立于三穆,待将来迁祧时,孝宗迁入祧庙,睿宗迁回自己的献皇帝庙中便可。
朱厚熜一听就火大了,好家伙,我这辛辛苦苦二十四年,要照你这么做,那岂不是白忙活了?他不但立即就否决了这个提议,而且大骂礼臣毫无竭忠任事之诚。眼看大臣们不配合,朱厚熜只好自己出面,在新太庙竣工之前,亲自制定庙议,“既无昭穆,亦无世次,只序伦理。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宪、睿,右四序仁、英、孝、武。”历经二十四载,朱厚熜终于给父亲在太庙中争取到了一个位置。
朱厚熜将父亲升祔太庙,真的只是为了尽孝吗?
关于这个问题,个人认为尽孝或许是一方面原因,但应该并非全部原因,他应该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目的,那便是重新确立皇帝权威。
我们知道,明朝的文官有一个典型特点,那便是不怕打、不怕死,一向以死谏为荣,以挨廷杖为荣,以据死力争为荣,似乎不这么做,就无法体现出他们无比崇高的文人气节。
如果说是在朝政大事上,这么做倒也无可厚非,但这些大臣喜欢的偏偏就是揪住小事不放,尤其是对皇帝的衣食住行,干涉极多。皇帝上朝晚了不行,更换衣服勤了不行,吃饭铺张不行,出宫不行,玩乐不行……如此一来,大臣们固然落了个好名声,可皇帝却是难以忍受。
明孝宗朱佑樘在位期间,极为善待大臣,也相对较为自律,因而对于大臣们的建议倒还能够听的进去,但到了明武宗朱厚照在位期间,这位皇帝本来就是我行我素,再加上重用武将的原因,导致与文臣之间的矛盾极深,而这也是明武宗朱厚照在历史上声名狼藉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中一个典型事例,便是正德十二年(1517年)的“应州大捷”,朱厚照率领数万军队与蒙古军队于应州大战数日,取得应州大捷,朱厚照本人甚至亲自手刃一人。然而,就因为朱厚照出兵时与大臣决裂,结果朝臣们根本不承认,《明史·明武宗本纪》中只有“甲辰,小王子犯阳和,掠应州。丁未,亲督诸军御之,战五日。辛亥,寇引去,驻跸大同”寥寥数语的记载。而在《武宗实录》中,这场双方投入近十万军队,激战五日的战役,竟然只取得了“蒙古军队阵亡十六人,明军阵亡五十二人”的战果,这个数字不仅让人难以相信,而且看上去明军竟然更像是战败的一方。文臣们的态度让武宗极为失望,心灰意冷之下,宣布自己辍朝十日。
更为重要的是,明武宗朱厚照的死因,至今也是不明不白。因此,朱厚熜即位之后,为了摆脱傀儡的命运,就必须与朝臣进行抗争。事实上,在长达三年的“大礼仪之争”中,包括内阁首辅杨廷和在内的大量重臣被罢免,虽然一定程度激化了君臣矛盾,但皇帝的权威却也一定程度得以确立。
事实上,在这场长达二十四年的君臣博弈中,朱厚熜不仅成功让父亲升祔太庙,而且也确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这点从他后来二十多年不上朝,却仍然能够将朝政掌握在手中,便能够窥探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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