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唐朝著名文人，却在贬官途中失去爱女

贬官是古代对于官员的一种惩罚，被分配到边远地区为官，唐朝时期的贬官尤为严重，已经对文人官员和国家政体造成了影响。

八司马遭贬

公元805年八月四日，顺宗禅位。八月五日，改元永贞。宪宗李纯等不急登基，六日就下诏，贬王伾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王叔文为渝州(今四川重庆)司马。永贞革新失败了。转月十三日，革新集团其他成员也都被贬出了京城。先是被贬为远州刺史：韩泰抚州(今江西抚州)，韩晔池州(今安徽贵池县)，柳宗元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刘禹锡连州(今广东连县)。韦执谊因是宰相杜黄裳之婿，故数月后，贬崖州(今海南琼山县)司马。

这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因朝廷守旧派大臣议论王叔文党贬罚太轻，在贬谪途中，加贬为远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市)﹑韩泰为虔州(今江西赣州市)﹑韩晔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县)﹑刘禹锡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又贬河中少尹陈谏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县)﹑和州刺史凌准为连州﹑岳州刺史程异为郴州(今湖南郴县)等地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说的“二王八司马事件”。王伾、韦执谊到任不久后死于贬所。王叔文第二年也被赐死在渝州。

残酷的贬途

贬官是罪臣，带罪之身形同囚徒。唐朝对贬官的处置是极其严酷的。《唐会要》卷四十一《左降官及流》载，天宝五年(公元746年)规定：“左降官量情状稍重者，日弛十驿以上起任，流人押领，纲典画时，递相分付，如更因循，所由官当别有处分。”这里说，获罪较重的贬官，一天得赶奔十处驿站，有官差押送。每到一站，还得按规定画押。这里还有时间的限制，而且，站站如此。如果做不到或违反了规定，还得受处罚。

据《大唐大典》卷五《尚书兵部主客郎中》的说法，正常一天的行程，“乘传者日四驿，乘驿者六驿”。乘传是指驿站用四匹下等马拉的车，乘驿应是驿站好马拉的车。一天要走十驿，是很难的。

《太平广记》卷一五三《定数》有记载说：凡遭贬谪，“自朝受责，弛驿出城，不得归宅”。遭贬官员从朝堂下来，连家都不能回，就被押接出城向贬地奔行。遭贬家眷也得随行。贬官拖儿带女，扶老携幼，还有差人押领，画时记数，翻山越岭，一天走三百里以上，这种超常人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折磨，让人无法忍受。

张九龄是玄宗时的宰相，在被贬到荆州时，写给皇帝的《荆州谢上表》里说：“闻命皇怖，魂胆飞越，即日戒路，星夜奔弛。”戎昱在唐肃宗至德年间被贬为辰州刺史，他在《送辰州郑使君》诗里说：“惊魂随驿吏，冒暑向炎方。”诗人张籍《伤歌行》描写了柳宗元岳父杨凭贬临贺尉的情形：“皇门诏下促收捕，京兆尹系御史府。出门无复部曲随，亲戚相逢不容语。辞成谪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须臾留。身着青衫骑恶马，中门之外无送者。邮夫防吏急喧驱，往往惊堕马蹄下。”场景之酷烈，让人心惊魄散。

韩愈说贬路

韩愈五十二岁那年，因谏迎佛骨被贬八千里以外的潮州做刺史。时值寒冬，韩愈一家老小加上仆从上百口，啼哭嘶嚎，窜奔离京。他的十二岁小女儿挐(ná)，病死在途中，也只能草草埋于荒山路野。韩愈在他的诗文里对这些都有详细的记述。《祭女挐女文》说：“我视汝(你)颜，心知死隔。汝视我面，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随谴。扶汝上舆(yú车)，走朝至暮。天雪冰寒，伤汝羸肌。撼顿险阻，不得少息。不能饮食，又使渴饥。死于穷山……魂单骨寒，无所依托。”

这次贬谪对韩愈的打击是巨大的。他在行至篮关(今陕西篮田县蓝田山南)时写了一首传诵千古的著名诗篇《左迁至篮关示侄孙湘》，记述了他当是的心境。他在诗篇里写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篮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其惨痛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贬吏死在路上

贬谪途中的艰辛和痛不欲生的精神磨折让一些贬官死在路上。晚唐诗人杜牧的文友李甘，在做侍御史时因反对郑注为相，被贬死在路上。杜牧《李甘诗》记述此事说：“明日诏书下，谪斥南荒去。夜登青泥板，坠车伤左股。病妻尚在床，稚子初离乳。幽兰思楚泽，恨水啼湘渚。怳怳三闾魂，悠悠一千古。”还没走到谪所，就再也不能“斗气”，死去“竟作炎荒土”了。

柳宗元《故御史周君碣》祭悼的周子谅，是玄宗朝的御史。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周子谅因抗言奸相牛仙客，被杖朝堂，后在贬放瀼州途中死于篮田。碣文作于贞元十二年，柳宗元二十四岁，为博学宏词。他在碣文中说：“古之不得其死者众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国，气震姦(奸)佞，动获其所。”是死得其所。这种“忠”、“美”的谏死的行为，“独申其节，犹能奋百代之上。”柳宗元年青时彰显的做人气节和对人生死价值观的认识，印证了他一生的为人道路。他替别人作的碣文，也成了他自己“独申其节，犹能奋百代之上”的真实写照。

柳宗元对遭贬途一字不说

永贞元年(805)九月十三日，柳宗元遭贬。接到贬诏，他带着年近七旬的老母卢氏，母亲卢氏的侄子，表弟卢遵和堂弟柳宗直踏上了贬谪的路程。柳宗元和刘禹锡这些人，是宪宗皇帝和权宦们刻骨仇恨的罪人，其贬放路上的酷烈，必然远甚过一般人。可对此，柳宗元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记述，这可能与他的为人气节有关，他不会低声下气地去哀怨自己的苦痛。大概连柳宗元也没有想到，从他踏上了这条贬途起，他一生再也没能从这里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