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喜好模仿驴鸣 齐学驴叫送亡友

魏晋名士喜好模仿驴鸣 齐学驴叫送亡友

　　魏晋名士们，多喜模仿驴鸣，认为有音乐感，竞相延习，并不以为粗俗聒耳。如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载曹魏时著名大文士王粲喜闻驴鸣之声，在他死后的葬礼上，“文帝临其丧，顾与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文化风俗史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下数千年，民俗习惯、社会观念变化极大，并非凝滞不变。例如乌龟当今常用作喻指卑下龌龊之物的喻体，而在唐宋及之前则是神灵长寿的象征。一些事物在中古以前被大众喻指为好的东西，而后却变为贬义的喻指。对我国文化风俗变化的研究，有利于对中华民族传统思维、心理的研究。历史上大众对驴子的态度变化即是一例。

　　谈起驴子，小时候在乡下长大的人都很熟悉，其明显特征就是耳朵长。早在两千年前，汉代许慎《说文》载：“驴，似马，长耳。”在现今幼儿的眼里，难以分辨驴、马和骡，老人就会告诉小孩：“驴耳朵长，马耳朵短，骡子耳朵听满疃。”北方人称村庄为疃。这和大文豪莎士比亚诗句的意思一样：“Ｉ ａｍ ａｎ ａｓｓ，ｉｎｄｅｅｄ；ｙｏｕ ｍａｙ ｐｒｏｖｅ ｉｔ ｂｙ ｍｙ ｌｏｎｇ ｅａｒｓ”。意即：证明驴子的标志就是那一对长耳朵。西方谚语也说：“Ｔｈｅ ａｓｓ ｉｓ ｋｎｏｗｎ ｂｙ ｈｉｓ ｅａｒｓ”。意即：驴子以耳朵闻名。

　　今天百姓常以“驴”喻恶劣、聒耳之事物。如谁的嗓子粗沙难听，就叫“驴嗓子”；谁的脾气暴躁，就叫“驴脾气”；谁的脸长难看，就说是“驴脸”；谁胡说八道，就叫“驴唇马嘴”；没有影儿的将来期限，就叫“驴年”；诗文拙劣，就是“驴鸣犬吠”；在长官面前跑来跑去，就叫“驴前马后”；爱听别人的悄悄话，就叫“驴耳朵”；谁的花招耍完了，就叫“黔驴技穷”。爱钻牛角尖，就叫“驴拉磨，一条道儿走到黑”。故事片《美丽的大脚》写山村女教师张老师带山村孩子到京城参观，学生王大河向城里人学驴子的叫声，被张老师狠训了一番，认为是对乡下人的侮辱。在今天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大众语言里，驴子成为人们喻指乖戾、刁钻、倔强、愚笨及粗鲁的喻体。而在中古以前的民俗观念和语言中并非如此。

　　古代人们认为驴鸣悦耳，每每喜闻之。考其开风气者，应为后汉戴良（字叔鸾）的母亲。范晔《后汉书·逸民传》载戴母“喜驴鸣”，儿子戴叔鸾“常学之，以娱乐焉”。戴叔鸾是位孝子，可以想见，为了让母亲高兴，他学习驴叫一定是学得惟妙惟肖。魏晋名士们，多喜模仿驴鸣，认为有音乐感，竞相延习，并不以为粗俗聒耳。如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载曹魏时著名大文士王粲喜闻驴鸣之声，在他死后的葬礼上，“文帝临其丧，顾与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皇帝曹丕的意图当然要认真领会，说不准大家还在暗暗比赛谁学得像呢，以表明是在真正地沉痛哀悼，从而圆满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真如同一场口技艺术比赛演出。魏晋名士们的确风流，即使葬礼也是那么潇洒、旷达而轻松。又载名士孙楚凭吊同乡友人王济，“临尸恸哭，宾客无不垂泪。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这就如同今天悼念死者，长歌当哭，齐唱死者生前喜欢唱的歌曲以寄哀思一样。因为此故事，驴子又有“孙楚声”的雅称。

　　诸葛亮之兄诸葛瑾的长子叫诸葛恪，据陈寿《三国志·吴书》载，诸葛瑾“面长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座欢笑，乃以驴赐恪。”这里虽也有以驴揶揄之意，但国君赏赐给你驴子，那是莫大的荣光。诸葛瑾字子瑜，这就是在古代诗文里驴子又称“子瑜面”的由来。

　　王粲是曹丕之父曹操的幕僚，比曹丕大十岁，可谓曹丕的长辈。曹丕和孙楚，都是忠诚而深切地学摹驴鸣，以表示对死者的怀念，并非滑稽取笑之举。魏晋风流喜学驴鸣，虽属当时反世俗礼教的行为流露，但不能不说也是一种时尚。这极可能是因为驴鸣时间跨度大，有节奏，嘹亮，有起调、高潮和收尾，极富音调特色，具有一种使人警醒的音响效果。正因为此，佛教有名言至理云：“通身是眼，不见自己；欲见自己，频掣驴耳。”意谓凡夫俗子不了解自我，只有经常拉扯（掣）驴耳，使驴大声鸣叫，才能警醒自身，认识自己的佛性。这容易使一般俗民百姓领悟佛理。

　　在唐宋时期，驴子是重要的出行工具，畜力骑乘的等级次序为马、驴、骡、牛。可知骑骡子的身份并不高，驴子为老二，比骡和牛还高级一些。唐代王梵志诗云：“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后来演化为黎民俗语：“别人骑马我骑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见，骑驴可使心情坦然而有一种满足感。驴子不像马那么高贵、骄气，具有平民性的特点，所以在唐宋前后，佛教传经者常以驴子作比，通俗地向民众阐释佛理禅机。如《景德传灯录？大乘赞》将不知道自身即带佛性的凡夫俗子，称作“骑驴觅驴”。又云：“不解即心即佛，真似骑驴觅驴。”又如南北朝时汉译佛经《出曜经》卷１５记载一则故事：一位远行人到南天竺国，被一个咒术巫人变形为驴，不知东南西北，数年不得归乡。有人告诉他，南山顶有一种草，叫“遮罗波罗”，若人被咒术镇压，吃了此草，即可恢复人形。已变为驴子的远行人说，不认识此草，该当如何。同伴告以诀窍说：“汝以次啖草，自当遇之。”那驴形人便上南山低头一路吃去，果然吃到“遮罗波罗”草，恢复人形，并“采取奇珍异宝，得与同伴安稳归家”。可知在那时人们观念里，驴有好报。

　　驴子的体貌长相不如马高大英俊，力量不如牛大，脾气不如骡子好，再由于我国古代中原马少驴多，马匹价格颇贵，古代只有达官贵人才骑马，平民只能骑驴。因而驴子又成为无官的隐士和文人雅士的坐骑了，给人以虽清贫却很旷达的感觉，反而成为高雅潇洒的象征了。宋代《合璧事类》载，传说李白曾乘醉骑驴经过华阴县城门，县官有眼不识泰山，进行审问，李白说：“天子殿前尚容走马，华阴县里不得骑驴？”这是何等气派！宋代御府藏有《李白骑驴图》，可见骑驴乃高雅之行为，邵宝《太白像》诗赞道：“仙人骑驴如骑鲸，睥睨尘海思东瀛。……醉来天地小于斗，鞭策雷霆鬼神走”。以骑驴渲染诗仙飘逸高大的形象，宏伟的气魄。那简直不是驴子，而是充塞天地之鲲鲸，连鬼神也低首跟从。史载唐德宗时的“山人宰相”李泌就骑驴。五代时著名道士陈抟也常常骑驴子。传说中的张果老也骑驴，而且还是倒骑。

　　驴子还能激发诗人的诗情。大诗人杜甫是“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才写出《兵车行》、《三吏三别》等那么多的好诗。李商隐《李长吉小传》在他“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他骑着大驴（距驴），白天到野外寻找诗歌创作的素材以及灵感，回家后稍加润色，即成为妙诗。苏东坡经常同弟弟苏辙骑驴同行吟诗，有诗为证：“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和子由渑池怀旧》）。陆游也是“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门道中遇微雨》）。一路在驴背上诗思泉涌。驴子在人们心目中，得到上至名士诗人、下到黎庶民众的好感。文人骚客还给驴子起了许多雅号，如“面长”、“广额”、“倒骑”、“子瑜面”、“孙楚声”、“骑莫觅”，等等。旧时汤文璐《诗韵合璧》还载有一段咏驴子的韵文，写得也极富情趣，赞慕有加：

　　云间骑碧，梦里衫红；

　　灞桥风雪，郑圃草丛。

　　吴子图于壁上，张果叠于箱中；

　　素服乘来，青衫跨出；

　　叹孤店之频行，竭京华之旅食。

　　甚至后代还有人自名为“驴”，明末清初大画家朱耷即是。“耷”是何意？后人每每语焉不详，或避言之。启功先生《论书绝句》考证，朱耷画后常署名为“驴”、“驴屋”。可推“耷”即晚明时“驴”字之俗体，与古文字的“耷”（意为大耳）字无涉。他的书画艺术成就很高，启功先生直言不讳，誉之为“参天两地一朱驴”。启功的考证，笔者认为极是。朱耷自名为“驴”，乃取其桀骜不驯而自嘲之意。朱耷又叫“八大山人”，这并非“八”、“大”、“山”、“人”四字，而是因为他在画后落款草书“哭之”或“笑之”二字，貌似“八大山人”四字的笔画，看起来又似“哭之”二字，又似“笑之”二字。刘继庄《广阳杂记》曾观察到“驴鸣似哭，马嘶似笑”。可知所谓“八大山人”即意指驴鸣马嘶，与其自名为“驴”暗合，以抒发这位明朝宗室没落贵族在明亡之后对新朝代的嬉笑之怒。

　　因为驴子是人们身边很熟悉的家畜，人们就常藉以表达、比拟一些人间的事情；在唐宋之前，大众借它喻指的意义虽然也是复杂的，但多为正面的。只是在后来大众世俗社会的语言习惯中多喻指为不好的东西，沿着贬义方向发展、引申，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思维及语言习惯的变化。这个转变的分水岭时期应为元明时期。元代的著名杂剧《窦娥冤》中那个专想毒死窦娥婆婆、霸占窦娥，却反而毒死自己老子的坏小子，剧作者关汉卿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张驴儿”。明代民歌：“街前驴子学马走，到底还是驴模样。”现代民俗学学者们考证，在唐宋时尚为神灵长寿象征的乌龟，大约是元明时代以后逐渐变为龌龊之物的喻体。驴子同乌龟喻指偏转的发生时期大约为同一时期。

　　在西方，驴子（ｄｏｎｋｅｙ）现今虽亦多引申为傻子、笨汉之意，但在古代也是谦恭、耐劳、神灵的形象。如《圣经·旧约·民数记》载，逃亡的以色列人到了摩押国旁边，摩押国长老让巴兰到以色列人的营地去诅咒以色列人。巴兰骑着驴子去，神耶和华派使者带着刀在路上要拦住杀掉他。驴子极为聪灵，看到了神的使者，躲闪了三次，使巴兰没受伤害，但却挤伤了巴兰的脚，而巴兰不明真相，反而发怒杖打驴子。耶和华的使者显形对巴兰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敌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目前偏僻。驴看见我三次从未目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把你杀了。留它存活。”驴子挽救了巴兰，也挽救了以色列人。《圣经？新约？马太福音》载，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又引《撒迦利亚书》（Ｚｅｃｈａｒｉｃｈ）赞颂道：Ｈｅ ｉｓ ｈｕｍｂｌｅ ａｎｄ ｈｅ ｉｓ ｒｉｄｉｎｇ ｏｎ ａ ｙｏｕｎｇ ｄｏｎｋｅｙ，ｂｏｒｎ ｆｒｏｍ ａｗｏｒｋ ａｎｉｍａｌ。可见，驴子也沾染了神圣的色彩。只是到了中世纪，在宗教剧演出中出现这些有驴子的场面时，观众常常大笑，也是到后来成为愚蠢、可笑的形象。１７世纪西欧科学家辛登哈姆（Ｔｈｏｍａｓ Ｓｙｄｅｎｈａｍ）就曾说：如果把笑作为一种医疗措施，其效用将比“驮着药品的２０头驴”（“２０ ａｓｓｅｓ ｌａｄｅｎ ｗｉｔｈ ｄｒｕｇ”）的力量还要强大。在１８２８年，美国民主党领袖安德鲁·杰克逊（Ａｎｄｒｅｗ Ｊａｃｋｓｏｎ）竞选总统，反对派戏称之为“杰克驴”（Ｊａｃｋａｓｓ），含有辱蔑之意。此后，人们便把驴子作为民主党的象征。如１８７４年，政治漫画家在漫画里用“驴子”象征民主党（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ｄｏｎｋｅｙ），用“大象”象征共和党（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只是揶揄之意。但是，即使在西方现代语言，提到驴（ｄｏｎｋｅｙ），依然含有顽固坚强之意，如曾成为拖拉机的俗称，而只把ａｓｓ作为骂人的词汇。

　　今天人们多称赞牛好，但是说太频了，就几乎成为夸谀的套辞了。其实人们倒不妨也赞美一下驴子，一是换一种艺术形象，在美学意义上可获有一种新鲜感，即俄国形式主义流派所谓的“降低熟悉度”（ｄｅ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二是驴子的确也是为人们辛勤劳作的一种家畜，它也是吃草，力量虽不如牛大，长相虽欠佳，脾气虽不好，但却有牛所不及的优点，即吃得少，跑得快，灵活性好，物美价廉。即使在当代，驴子在人们心目中，并非全是恶劣的印象。我国解放初，王国藩带领贫雇农，“三条驴腿”闹革命，也颇激发了农民的忘我奋斗精神。“文化大革命”时，维吾尔族库尔班大叔骑着小毛驴，不远万里到北京见伟大领袖，那形象也是传遍了大江南北。我国戏剧电影工作者，曾把智者阿凡提骑着小毛驴的形象搬上舞台和银幕，就颇招人喜爱。当代著名画家黄胄也画有《百驴图》，价值连城。据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８日美国《生活时报》载，科学实验证明，驴眼瞳孔扁平，呈长方形状，因而水平方向的光线可以充分地被瞳孔接收，驴眼可以把水平方向的景物尽收眼底，所见景物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人类。人也有不如驴的地方。说不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驴子的形象在将来可能会重新得到人们的喜爱，它那大眼睛、黑眼圈和大耳朵，不能不说极富艺术形象的开发潜力。据国际新闻，２０００年５月２日，墨西哥城举行新千年庆祝活动，人们都是化装成驴子造型。美国人把老鼠搬上动画片，展示其机灵、可爱的性情，我们有远见的卡通创作者们不妨抢先一步，把驴子搬上银幕，来个艺高胆大，可能会获得到很好的票房效应，并捕捉到儿童玩具的新商机，这就要看商家的创新意识和商业头脑了。

　　戏为打油诗曰：

　　别人赞马我赞驴，与牛媲美价却低。

　　面耳两长骑莫觅，古今士民爱提及。

　　莫嫌俗语常笑指，孙楚声里可警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