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 日军战死家属为什么在兵营前抢夺遗骨
“汨罗渊中波涛动,巫山峰旁乱云飞。混浊之世我独立,义愤燃烧血潮涌……权贵只晓傲门第,忧国此中真乏人。豪阀但知夸积富,社稷彼心何尝思……”
1936年2月26日,1400名日军官兵唱着这首自比屈原的《昭和维新之歌》,由一群尉级军官带领,在东京市内横冲直撞,以“昭和维新”和“尊皇讨奸”为目标,分头袭击了首相冈田启介、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等政要,史称二•二六事件。
最暴力的场面出现在海军大家斋藤实的家里,斋藤的妻子春子挡在了他身前,士兵乱枪击发,在斋藤的身上留下了40多颗子弹,挡在前面的春子却奇迹般地幸免,一直活到了1971年。死得最惨的是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老头毫不含糊地与自己的下级拔枪对射,脚上的肉都被机关枪扫到了墙上,可见政变士兵真把“清君侧”当阶级矛盾处理了。
事后,兵变在昭和天皇的强硬要求下被镇压,主谋军官一律死刑,然而,日本走向“军部”主导的军国主义的进程却大大加快了,看起来好像历史开了个玩笑。
为什么呢?
当我们从100年后回望那个时代,就会发现,明治天皇留给儿孙的日本国,根本不是什么平安喜乐的“王道乐土”。
二•二六兵变中由步兵大尉野中四郎领衔的《蹶起趣意书》直言:
“顷来,私心私欲不顾民生与繁荣之徒簇出,致使帝国主权大遭蹂躏,国民生灵涂炭,痛苦呻吟,目前日本国家遭遇如许困难问题,实皆由此而来。一班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均为破坏国体之元凶。”
在中国人看来,这样的言论简直不可理喻,刚刚发动过“九•一八”的日本鬼子还民生涂炭、痛苦呻吟?
。
明治时代日本横滨的妓女,在明治时代到大正时代中期,即1870年—1920年之间,日本有不少年轻妇女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卖身谋生,她们的足迹北至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南到东南亚各国,甚至有人到达印度、非洲。电影《望乡》就是描写的这一段历史。
民国时人陈伯熙曾经写道:
“当光绪初年,外白渡桥有所谓三盛搂者,东洋茶室也。执役其中者均为彼邦二八妖姬,六寸圆趺不加束缚,高髻盘云,粉装替雪,亦觉别饶丰韵。入其中者纳资一二角,则春浮螺碧,板拍牙红,索笑调情,了无愠意,若输英蚨二翼,不难真个销魂。故少年寻芳者趋之若鹜,继遍设英、法各租界,迨后彼邦国力日臻强盛,不欲留此污点于海外,由领事强迫回籍,前度刘郎不免有人面桃花之感矣。”
说的就是当时的东洋妓女在上海的情况,正是类似的“产业”,与无数“包身工”支撑的缫丝厂、纺织厂,撑起了日本的战车,而虚火支撑下的现代化下面是痛苦呻吟的人民。
事实如何,可以参看当时的鬼子兵末松太平大尉(1963年回忆《我的昭和史》)的记录:
福泽谕吉像,也被印在10000日元的纸币上
“农村的贫困状态还在继续。‘满洲事变’(编者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青森第五联队送回战死者的遗骨时,战死者的亲属为了想得到抚恤金,在兵营门前演出了遗骨争夺战!其中也有的父母给出征的儿子写信说:‘战死之后用国家发给的钱来尽孝吧。’”
反观上层阶级,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女婿福泽桃介通过股票发家成为在野党议员,在一战期间的议会发言中“说冒了”,抨击日本邮船公司和执政党政友会的金权关系:
“穷人对富人的憎恨和不平是难免的,然而政府却加以特别保护,如果听任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话,那么,恐怖或者应当忌讳不讲的社会主义就会来了吧?”
执政党议员跳出来指责他诽谤应该蹲监狱,福泽不甘示弱,拿出一张文书,大喊什么时间、什么人拿了多少钱,证据就在我手里,要看一看吗?结果,执政党议员集体沉默,再不敢纠缠。
事实上呢,那只是一份日本瓦斯会社的考勤表……(来自刘三解的头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