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路战争里的张学良斯大林和蒋介石 都做了啥
作者：金满楼
1929年5月27日下午，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内正在举行会议，人声嘈杂中，一群全副武装的东北军警突然破门而入。一阵紧张的突击搜查后，苏联驻哈总领事及中东路苏方人员等39人被悉数逮捕。4个月后，年轻的少帅张学良或许没有想到，他的这一贸然之举竟然触发了中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武装冲突。
1张学良与斯大林交手
清末时期，沙俄在中国东北修建了一条长约2500公里的铁路，史称“中东铁路”。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宣布废除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和利益，其中就包括中东铁路。由于当时国际形势尚不明朗，北洋政府对此未予回应。直到1924年，苏联政府与张作霖签订《奉俄协定》，中东铁路改为中苏合营。之后十余年中，中苏在合营问题上争议不断，双方屡起冲突。
当时的中东铁路，名义上是合营，实际上仍由苏方把持。中东铁路2700多名职员，中国职员仅400人，且多为翻译或低级职员；财务问题上也是苏方主导，中方没有发言权；办公行文上，以俄文为正式文字，中方多次要求改用中文，但都被苏方拒绝。苏方对中东路的把持，令张学良感到极为不满。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死，东北军同样是元气大伤。东北易帜后，为让奉系尽快走出困境，新上位的张学良决定彻底解决中东路问题，并试图以此树立自己的威信。他按照1924年《奉俄协定》要求苏方将中东铁路上附属的电信、农场、矿山、学校等设施移交中方，但苏方一直以种种理由拒不交接。1929年初，张学良派人强行收回了中东路沿线电话权和气象观测站，对此，苏方除提出补偿要求外并未做出激烈反应。之后，张学良再次提出交涉，苏方再次退让并答应将商务、机务、车务等6处正处长职位让予中国人担任。由此，张学良认为苏联态度软弱，并不可怕。
此时尚有一小插曲。当时负责对俄外交的哈尔滨特区教育厅厅长张国忱向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报告，说从俄方得到确切情报，苏联正发生大饥荒，国内人心惶惶，国际上又被欧美各国封锁孤立，如能趁机将中东路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无力反抗，欧美列强也会举双手赞成。对此，中东路督办兼中方理事长吕荣寰也表示同意。在张国忱等人的怂恿下，张学良更是坚定了一举收回中东路的决心。
张国忱精通俄语，他的情报来自手下一个名叫托玛舍夫斯基的白俄顾问，这个人是沙俄时代的将军，一贯仇视苏联新政权并企图复辟。他的情报有七分真实，三分夸大，同时也存在挑拨中苏矛盾的故意。至于张景惠、吕荣寰、张国忱等人怂恿张学良采取强硬措施，则各有各的打算，张景惠不满于苏联势力的存在，吕荣寰想夺取中东路的全部大权，而张国忱则想借此挤掉中东路督办吕荣寰的位置，自己取而代之。
据说，张学良在5月26日收到蒋介石从南京发来的一封紧急密电，大意是：苏联领事及中东路苏方人员宣传“赤化”并勾结冯玉祥叛乱，情况危急，要求立即派人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并查找相关证据。得到这个电报后，张学良认为机会难得，随后命令东北军警突袭苏联驻哈领事馆。在次日行动中，东北军警搜到苏方人员一些来不及焚毁的文件，后来这些文件被当成宣传“赤化”的证据送到了南京。
领事馆事件发生后，苏方反应迅速。就在事发后第二天，苏联外交委员会召见中国驻苏大使馆代办夏维菘，并提出严重抗议；与此同时，苏联代理外交委员加拉罕也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措辞严厉的抗议函，要求立即释放中东路被捕人员并送还查抄的文件物品。但让苏联人不快的是，张学良与南京方面对此均未作出回应。
抗议无效之下，斯大林也颇为头疼：一方面，中东铁路按协定属于中苏合营，但中方权益未能得到保障也是事实；另一方面，俄国人经营中东铁路30余年，最近几年的平均年收入都在3000万元以上，盈利也高达上千万元，如果不对本次事件作出强硬反应，张学良很可能会采取进一步的举动，届时苏联在中东路乃至东北的利益势必不保。
权衡再三后，斯大林决定采取两手准备，他一方面以缩小中东铁路苏方局长权限作为释放被捕人员的交换条件；另一方面又命令苏军向边境增兵，准备以武力作为谈判的后援。在此微妙态势下，张学良同样不甘示弱，他随后派出东北军开往满洲里一带，做出强行收回中东路的姿态。至此，中苏边境空气骤然紧张。
2强收中东路
为加强与南京方面的协作，张学良于7月7日专程赶赴北平，与蒋介石及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会晤，以协调双方在对苏联问题上的立场。会谈中，蒋介石向张学良明确表态，苏联暗中支持冯玉祥，证据确凿，东北方面应尽快“收回中东路，以防苏俄赤化东三省”。蒋介石特别强调，以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不必担心中苏开战；就算开战，中央也会出手相助，届时出兵十万、拨款数百万都不是问题。
蒋介石怂恿张学良在中东路问题上采取强硬措施，其实也是存在私心。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的地位并不稳固，当时还有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的挑战，支持收回中东路可以拉拢张学良，把奉系绑上自己的战车，这样不仅可以用来防范苏联，还可以利用张学良打压其它反对派系。
得到蒋介石的保证后，张学良信心倍增，随即返回东北，准备强行接收中东路。7月10日，张学良单方面宣布：由于苏方违反《奉俄协定》中不得在中国宣传“赤化”等项规定，中方被迫收回中东铁路管理权。当日，东北军开入中东铁路沿线各地，军警人员四出接收沿线各站并查封苏联商船公司、贸易公司、火油公司等，苏方路局职工会、青年团、妇女部等被强令解散，苏方局长叶木沙诺夫等高级职员全部被免职，200余人被逮捕，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由此正式爆发。
当年的张学良，年少气盛，他并不甘心日、俄在东北特权的继续。在他看来，中国虽打不过日本，却未必对付不了苏联，如果把中东路收回并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再转而对付日本，东北的事情就好办得多。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承认的，当时“很想施展一下子”，“想把东北的地位提高，就必须打一仗，而且还要打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路后，斯大林震怒，随后发出措辞严厉的照会，要求中方立即取消对中东路的一切断然命令，并立即释放所有被拘捕的人员，停止一切针对苏联国民和机关的行动。照会要求三日内作出答复，形同最后通牒。为显示事态的严重性，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由轮船发往瑷珲等县的公文邮件均被苏军扣留。与此同时，中东路货车停驶，乌苏里铁桥也被苏方破坏。
而在另一边，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在北平召开记者会，公开指责苏方人员利用电讯机关宣传“共产”，并表示国民政府坚决支持张学良收回中东路。就在双方相互指责、剑拔弩张的同时，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却突然收到一份神秘的外交函，告知苏联政府已派交通次长谢列布良阔夫来华谈判。
对此，蒋介石认为，苏联一方面派人私下沟通，另一方面又发出所谓“要求三日内答复”的照会，这不过是公开表示不满以挽回颜面，苏方态度仍旧软弱；会后，蒋介石命王正廷复照苏方，称张学良收回中东路的举措是为了防止骚乱治安事件，此系不得已而权宜处置，双方仍可就此问题继续磋商。
正当蒋介石、张学良以为苏联会就中东路事件展开谈判时，斯大林的态度却突然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不但中止了交通次长谢列布良阔夫来华之行，而且在第二次照会中声明，中方复照虚伪矫饰，完全无视苏方要求，苏联将采取断然措施，召回驻华使节、商务代表及中东铁路苏籍人员，断绝中苏间的铁路交通，同时要求中国驻苏使节离开苏联。
中苏断交后，除个别人员留守外，苏联驻华各使领馆人员、海关职员及大量侨民相继回国，中东铁路约600名苏方员工也集体请辞，准备返回苏联。与此同时，中国驻苏联使领馆人员也陆续从欧洲转道回国。至此，中苏外交关系彻底断绝。
苏方态度的突然转变，令蒋介石感到十分意外。惊诧之余，蒋介石召集胡汉民、戴季陶、孙科等国民党高层讨论东北局势。事已至此，蒋介石仍认为苏联只是恐吓而决不会出兵，会后，蒋介石特别致电张学良，称各国签订的《非战公约》即将生效，国际舆论向往和平，而且苏联在国际上很孤立，绝不敢对中国开战；即使挑衅，中央也已有全盘考虑，全国军队可随时增援，以继续给张学良打气。但让蒋介石感到失望的是，尽管英美法等列强对苏联持敌视态度，但他们也不认同中方在中东路事件上的做法，因为这一事件一旦成为先例的话，将会损害英美法列强的在华特权。换言之，反对苏联是一回事，在中东路事件上支持中国又是一回事，两者不能直接画等号。
3断交后的迷局
国际社会一向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各国声音的高低往往取决于自身拳头的软硬。早在北伐战争前，蒋介石曾考察过苏联的军事，他心里也清楚，如果真爆发战争，东北军队或说中国军队都会非常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和张学良当时都有些投机主义，但这一次，他们都低估了斯大林的决心。
一边是口气强硬，一边又要求保持克制，蒋介石的态度让张学良有些糊涂了。在苏联宣布断交后，张学良似乎明白过来，中东路这事没有想象中的那般简单，已由一个地方事件升级为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不但中苏两国为此断交，而且还极有可能在自己地盘上引发战争。这时的张学良不免有些犯难了：后面的局势该如何收场呢？
“中东路事件”爆发前，东北当局内部有两派意见，一派以吕荣寰、张景惠等人为首，要求强行收回中东路；另一派以老资格的“辅帅”张作相为首，反对对苏采取过于激烈的措施。张作相曾对张学良说，收回中东路是好事，但这事非同小可，进兵接收，势必要打仗，在目前情况下，就是用全国力量对付苏联，也未必能打胜；光靠东北军，恐怕收不回中东路，反而会惹出麻烦；另外，还要防止日本人乘机捣乱。
“中东路事件”后，由于担心张学良会采取不利于南满铁路的行动，日方随后也迅速作出反应。7月底，日本关东军向南满铁路增兵5000余人，同时在长春大规模修建陆军营房。不仅如此，关东军还打破以往不在酷暑进行军事演习的惯例，于8月份在长春、沈阳进行了多次围城演习。
内部的反对意见和日方的蠢蠢欲动让张学良有了一丝警醒，他在苏联宣布断交一周后借美国记者鲍维尔访问发表公开谈话，大意是：“中方新委派人员，不过是临时措施，绝非根本收回中东路；中东路事件，俄国宣传‘赤化’，应负主要责任；中国人酷爱和平，主持公道，决不愿轻启衅端。”
让张学良感到一丝安慰的是，苏联驻哈领事馆虽然在中苏断交后关闭，但总领事梅里尼可夫仍留在哈尔滨。之后，东北交涉专员蔡运升奉命与梅里尼可夫展开接触，通过这一渠道，张学良向苏联代理外交委员加拉罕发出专函，表示愿就中东路事件进行交涉。加拉罕接函后表示同意，但谈判前提是释放苏方人员并恢复中东路事件前的状态。
对于张学良与苏方的私下交涉，正在积极推行“革命外交”的蒋介石与南京外交部很是不满，他们反复致电张学良，要其严令蔡运升在与苏方交涉中不可过分迁就，之后派出孙科、张继两名大员前往沈阳介入谈判，以防止张学良打乱蒋介石的整个外交策略。
原来，蒋介石当时正在发动一场旨在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革命外交”，在此之前，南京政府已就关税自主、收回列强在华租界及领事裁判权等问题与列强展开交涉，并与意大利等国家签订新的通商条约。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宣传部长叶楚伧代表国民党中央发表讲话，称中东路主权原属中国，苏方不履行中俄协定，收回乃是理所当然之事；如中东路尚且不能恢复主权，废约问题就更谈不到。换言之，南京方面企图以中东路事件为突破口，以进一步推动与列强的改约谈判。
蔡运升与梅里尼可夫开始会谈后，蒋介石再次派出驻苏公使朱绍阳前往主持，以防张学良作出单方面让步。在其干扰下，梅里尼可夫发现中方态度发生急剧变化，交涉无果而终。在此期间，南京方面的反苏调门越来越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于8月10日发表《告东北将士书》，要求服从中央命令，捍卫边陲，并要求普遍组织国民对俄交涉后援会。在此引导下，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相继举行大规模的反苏大会，高唱积极对苏备战。
8月19日，蒋介石发表公开演讲，其大意是：俄国侵略中国自古有之，本次中东路事件，是其侵略中国不成而施行的武力恫吓，但革命政府决不会被苏俄帝国主义的暴力所屈服；俄国人一向轻视中国人，国人更要团结一致，准备一切，誓必废除不平等条约，驱逐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暴力。
蒋介石的公开宣言和国民的反苏示威游行，实际上将张学良推到了风口浪尖。交涉失败后，苏联的武装挑衅也逐步升级，并由少量的边境武装冲突提升到局部战争的边缘。
4战火下的较量
中东路事件一个月后，苏联于1929年8月6日成立“特别远东集团军”，下辖3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蒙古骑兵营，总兵力约4万余人。特别远东集团军装备精良，有大量飞机、坦克、重炮等重型兵器，而且还装备了当时苏联最新型的坦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担任特别远东集团军司令的并非他人，正是北伐时期曾做过蒋介石的苏方军事顾问的勃留赫尔。
1929年9月18日，苏联对外发表声明，称中东路交涉毫无结果，此后对中苏国境所引发的一切事件，苏方概不担责。此举也意味着苏联将对东北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形同宣战。而在这时，苏军已在东北边境集结了近十万兵力，随时可能发起攻击。
在苏联特别远东集团军成立10天后，张学良也于8月15日下达作战动员令，兵力总计5万人，分东、西两线驰援边境。后再次增派兵力至十万余人，东北军在兵力上略占优势。然而战争爆发后，东北军战事失利，张学良一时阵脚大乱，只好向南京紧急求援，但此时的蒋介石正在河南许昌指挥讨逆作战，那些原来态度激昂的国民党军政要人此时也陷入了沉寂，胡汉民称病，谭延闿推诿，戴季陶躲起来念佛，就连之前态度强硬的孙科、张继等人，此时也都默不作声。原来，中东路战争爆发之时，冯玉祥所部在华北向蒋介石发起挑战，汪精卫、阎锡山也为之遥相呼应，此时的老蒋自顾尚且不暇，对东北战场更是有心无力。蒋介石非但未发一兵一卒，而且一度还厚着脸皮向张学良借调重炮营用来帮他打内战。
正当张学良苦等南京救援之时，苏军再次出动重兵进攻西线满洲里一带。11月17日，西线苏军步、骑、炮兵四万余人在勃留赫尔的命令下分两路向满洲里和札兰诺尔发起猛烈进攻。激战数日后，东北军几乎被打散，满洲里和札兰诺尔两地均被苏军攻占。
惨烈的战争给当地带来了巨大损失，作为主战场的满洲里，战后更是一片狼藉。战争中，满洲里车站一带被完全焚毁，车站机器车辆、电机材料、无线电台等均被炸毁或被苏军席卷一空，战区煤矿与矿区也被炸成焦土，存煤被焚毁。由于当时正处隆冬，市面上煤炭米面供应连连告急，当地居民流离失所，饥寒冻绥之状随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