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番僧在元朝时期享有“法外治权”特权

元朝的番僧，狂。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僧人本应该是救苦救难的使者，可元朝的番僧正相反。在他们看来，恣意酗酒、侮辱妇女、打架斗殴、巧取强夺，简直小菜一碟。

元朝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有番僧强行买老百姓的柴草，百姓告到了上都留守李壁那儿。李壁正在问案呢，那个番僧竟然带着徒弟同党，拿着木棍，闯进公堂，不分青红皂白，揪住李壁的头发，按倒在地，打得头破血流，还把他捉走，关了好几天才放出来。李壁气不过，告到皇帝那，结果元武宗只是象征性地把那个番僧关了两天，就传旨放了。

还有一次，有番僧龚柯等十八人和某王妃争道，他们把王妃拖到地下，拳脚相加。侍从连忙救护，并告诉他们说擅自殴打王妃，是要犯重罪的。可龚柯毫不在意，反而说就是皇帝老子，也要受我们的戒敕，一个小小的王妃，打了又能怎么样？王妃吃这么大的亏于心于心不甘，也告到了皇帝那儿。可过了好几天，不见动静。王妃派人一打听，原来元武宗刚要颁布一道诏书：殴打番僧，罪应断手；谩骂番僧，罪该断舌。因为皇太子的劝谏，才把诏书收了回去。

更有甚者，元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有个番僧佩带金字圆符，率领随从人员一百多人，在路上横冲直撞，络绎不绝。因为人多，官府的驿站住不下，便强占民舍，乘机把男人赶出去，侮辱妇女。那个番僧所戴的圆符，本是边防警报所用，不是谁都可以随便乱戴的。番僧的所为正好被西台御史李昌遇见，便把番僧的所为反映上去了，可泰定皇帝却把这件事压下了。

显然，元朝的番僧之所以狂，是因为有皇帝做靠山，为他们的为非作歹甚至提供了国家机器层面的“保护伞”。元朝是在马背上建立起的帝国，作为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面对的最大挑战已不再是锋利的矛枪，而是人心的向背。正所谓打天下不易，治理天下更难，这个难就难在人心难抚，而佛教的宗旨特别是它的劝人为善，恰恰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但皇帝们的信佛，说到底无非是祈求佛祖的保佑，让万民臣服，江山永固，自己永远享受富贵荣华，他们纵容、包庇这些番僧，正所谓“不看僧面看佛面”。

比如，泰定皇帝也孙铁木儿，每天上朝啥也不干，一门心思求佛拜佛，每次做佛事，光来混饭吃的僧人就有几万人，赏钱数以千计。不仅如此，为了表达一心向佛的诚意，还拜番僧为帝师，帝师手下的番僧大都称为司空、司徒、国公。你看，遇上这样的皇帝，番僧们能不狂吗？想不狂，都难。当然，这些番僧也很懂得“知恩图报”。成宗帝的时候，有个番僧作佛事为皇帝祈福。怎么祈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叫犯罪的人穿上皇帝和皇后的衣服，坐着黄牛车，从宫门里慢慢地走出去。另一种是直接请求成宗帝释放罪犯。说这样就可以增福消灾。所以，有钱有势的人犯了法，都去贿赂番僧，请他设法免罪。无论什么样的罪人，只要番僧答应了，入狱没几天，一道赦免令就出来了。这种祈福方法后来几乎成了惯例。这样的王朝，怎么可以长久？或者可以这样说，元朝的灭亡，立下最大功劳的应该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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