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孝文帝，汉化改革
2022-05-19
北魏孝文帝（471—499在位）拓跋宏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北魏的第六位国君，一个目光远大、气度恢弘的少数民族改革者。魏孝文帝因改姓元， 又叫元宏。他在执政期间，对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等各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对推动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
公元471年，拓跋宏才五岁的时候，献文帝就把皇位让给了他。北魏拓跋家族一直引用汉武帝的老办法，“立其子杀其母”，就 是在立儿子做太子的同时，杀掉太子的母亲，以此来防止吕后那样的悲剧重演。拓跋宏的生母也是这样被杀死的。年幼的拓跋宏只能由祖母冯太后抚养。所以在 471年至490年的20年间，政权一直由太皇太后冯氏把持。
公元490年，24岁的拓跋宏开始亲政，他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汉化改革。
■矛盾激发，催生改革
人们说，冯太后并不喜欢这个孩子。孝文帝早熟、机灵，太后担心他长大了对自己不利，有一次，把他关在空屋里，天气很冷，只让穿单衣，三天不给饭吃，还打算把他废掉；又有一次，因为宦官说他的坏话，还“杖”了他几十下。
490年，冯太后死了，孝文帝按照儒家经典的规定，守孝服丧，开始不进饮食，后来勉强吃一点，但也吃得很少。鲜卑贵族劝他照祖宗老规矩办丧事，不要过 哀。孝文帝却以为祖宗时，南征北战，“重武略，不重文教”；言下之意，不愿墨守祖宗成规，要在“文治”上下工夫。他对祖母的“哀慕缠绵”，也许并不是由于 悼念，而是激励生者继续进行汉化，为进一步搞好“文治”做个样子。
在政治上，孝文帝是冯太后的肖孙。这两个人的事业，都是在用汉化巩固北魏的统治，而孝文帝更把它提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太和十九年（495年），北魏从平城迁都洛阳，标志着这一新阶段的开始。
中原的富庶，一开始便吸引着这个新兴的塞上政权。北魏道武帝、明元帝都曾经有过把都城南迁的打算。但那时条件还不成熟，平城和所谓近畿之地是北魏政权的 根本所在，夏和柔然时时威胁着它的西境和北境，而中原地区也还因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地主之间的隔阂尚深，迁往中原，不能不使鲜卑统治者有所顾虑。
北方统一之后，实行“文治”的要求提上了议事日程。鲜卑统治者和汉族大地主的合作随着岁月流逝而增强。北魏政权也愈来愈依赖中原地区谷、帛的支持。原来出战士、输战马、征伐四方的中心——平城，担当不了“文治”的任务。迁都洛阳，便成为适应当日形势的要求了。
100年来，北方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北魏的对外关系转而以和它敌对的南朝为中心。从政治上和南朝争取汉族士大夫，成了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太和十六 年（492年），北魏讨论“行次”（五行的次序。照汉代学者的意见，其顺序为木、火、土、金、水），这是一次具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讨论。孝文帝采纳了李 彪的建议，认为北魏继承西晋，西晋是金，魏当为水，魏是正统所在。要和南朝争正统，理所当然地不能再僻处平城，就要把都城迁到汉魏（曹魏）的故都洛阳去。
太和十七年（493年），王肃从江南逃奔北方，孝文帝在邺城接见了他。王肃出身江南高门，是南方士族的领袖，孝文帝对他十分器重，颇有相见之晚之意。历 史记载上说孝文帝“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凡威仪文物，多肃所定”。孝文帝继冯太后之后，力图改变鲜卑旧俗，不仅对像王肃那样的人物相见恨晚，和南方交战， 也屡次释放俘虏，说“在君为君，其民何罪！”还禁止掠夺，宣布犯禁的处以极刑。这些处处说明北魏是在和南朝打政治仗，把都城迁到洛阳去将要提上议事日程。
■迁都洛阳，改革风俗
迁都洛阳，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要求。但鲜卑贵族大多数还没有这种认识，不赞成迁都。
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不得不以南伐为名，来达到迁都的目的。这一年秋天，他率领步骑30万，到了洛阳。在洛阳，他参观西晋宫殿的遗址，像古代 东周贵族经过镐京（西周故都，现在陕西西安市西南）宫阙那样伤心。但是，孝文帝并不是为西晋的灭亡而伤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 经·黍离》中的诗句），一出由孝文帝扮演主角的迁都的好戏，便以这样的独白开了头。
洛阳秋雨连绵，文武百官对着惨淡的秋天，心情十分 沉重。皇帝真的要南伐吗？他们当中，有知情的，也有不知情的。雨越下越大了。九月丙子这一天，孝文帝全副戎装，骑在马上，下令三军，往南进发。大臣都跪在 马前，叩头谏止进军。孝文帝满面怒容，对着这些人说：“我要统一天下，你们这帮人却屡次阻挠大计。谁再说，就要治谁的罪！”说完，整一整马缰，仿佛就要出 发了。一个叫拓跋休的鲜卑贵族，仍然跪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嗫嗫嚅嚅地仍在请求皇帝不要南进。孝文帝富于表情的脸，忽然换了另一种颜 色，用另一种口气对群臣道：“这回出兵，费了不少事，用了许多钱，不可劳而无功。不南进，便迁都。你们赞成吗？赞成的立在左边，不赞成的立在右边。”
这一出戏演得很出色，大军在洛阳停下来了，迁都成了定局。在南伐和迁都这两件大事上，这些文武百官暂时选择了迁都。因为南北双方多次在战场上较量过，南伐的危险性很大，谁也不愿担风险。
任城王拓跋澄被派回平城去做说服工作。他原来也弄不清南伐的目的，和孝文帝有过激烈的争论，后来孝文帝私下告诉他：“平城只能用武，不适宜于文治。”他这才转过来支持迁都。拓跋澄动身回平城时，孝文帝郑重地嘱咐他：“要好好干啊，革去旧俗的日子，已经到了！”
另一位大贵族于烈，被派回平城担任留守的重任。孝文帝曾经问他：“你赞成迁都吗？”于烈说：“陛下的深谋远虑，我现在还不明白。我的内心，是一半乐迁（赞成），一半恋旧（不赞成）。”孝文帝认为这个人忠直，说：“你不唱反调就行啦！”
平城贵族知道要迁都，一时很是震动。拓跋澄回去后，百般晓谕，众人不安的情绪才渐渐平静下来。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又亲自回到平城去，召集文武百官，晓以迁都的利害。
公元471年，拓跋宏才五岁的时候，献文帝就把皇位让给了他。北魏拓跋家族一直引用汉武帝的老办法，“立其子杀其母”，就 是在立儿子做太子的同时，杀掉太子的母亲，以此来防止吕后那样的悲剧重演。拓跋宏的生母也是这样被杀死的。年幼的拓跋宏只能由祖母冯太后抚养。所以在 471年至490年的20年间，政权一直由太皇太后冯氏把持。
公元490年，24岁的拓跋宏开始亲政，他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汉化改革。
■矛盾激发，催生改革
人们说，冯太后并不喜欢这个孩子。孝文帝早熟、机灵，太后担心他长大了对自己不利，有一次，把他关在空屋里，天气很冷，只让穿单衣，三天不给饭吃，还打算把他废掉；又有一次，因为宦官说他的坏话，还“杖”了他几十下。
490年，冯太后死了，孝文帝按照儒家经典的规定，守孝服丧，开始不进饮食，后来勉强吃一点，但也吃得很少。鲜卑贵族劝他照祖宗老规矩办丧事，不要过 哀。孝文帝却以为祖宗时，南征北战，“重武略，不重文教”；言下之意，不愿墨守祖宗成规，要在“文治”上下工夫。他对祖母的“哀慕缠绵”，也许并不是由于 悼念，而是激励生者继续进行汉化，为进一步搞好“文治”做个样子。
在政治上，孝文帝是冯太后的肖孙。这两个人的事业，都是在用汉化巩固北魏的统治，而孝文帝更把它提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太和十九年（495年），北魏从平城迁都洛阳，标志着这一新阶段的开始。
中原的富庶，一开始便吸引着这个新兴的塞上政权。北魏道武帝、明元帝都曾经有过把都城南迁的打算。但那时条件还不成熟，平城和所谓近畿之地是北魏政权的 根本所在，夏和柔然时时威胁着它的西境和北境，而中原地区也还因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地主之间的隔阂尚深，迁往中原，不能不使鲜卑统治者有所顾虑。
北方统一之后，实行“文治”的要求提上了议事日程。鲜卑统治者和汉族大地主的合作随着岁月流逝而增强。北魏政权也愈来愈依赖中原地区谷、帛的支持。原来出战士、输战马、征伐四方的中心——平城，担当不了“文治”的任务。迁都洛阳，便成为适应当日形势的要求了。
100年来，北方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北魏的对外关系转而以和它敌对的南朝为中心。从政治上和南朝争取汉族士大夫，成了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太和十六 年（492年），北魏讨论“行次”（五行的次序。照汉代学者的意见，其顺序为木、火、土、金、水），这是一次具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讨论。孝文帝采纳了李 彪的建议，认为北魏继承西晋，西晋是金，魏当为水，魏是正统所在。要和南朝争正统，理所当然地不能再僻处平城，就要把都城迁到汉魏（曹魏）的故都洛阳去。
太和十七年（493年），王肃从江南逃奔北方，孝文帝在邺城接见了他。王肃出身江南高门，是南方士族的领袖，孝文帝对他十分器重，颇有相见之晚之意。历 史记载上说孝文帝“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凡威仪文物，多肃所定”。孝文帝继冯太后之后，力图改变鲜卑旧俗，不仅对像王肃那样的人物相见恨晚，和南方交战， 也屡次释放俘虏，说“在君为君，其民何罪！”还禁止掠夺，宣布犯禁的处以极刑。这些处处说明北魏是在和南朝打政治仗，把都城迁到洛阳去将要提上议事日程。
■迁都洛阳，改革风俗
迁都洛阳，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要求。但鲜卑贵族大多数还没有这种认识，不赞成迁都。
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不得不以南伐为名，来达到迁都的目的。这一年秋天，他率领步骑30万，到了洛阳。在洛阳，他参观西晋宫殿的遗址，像古代 东周贵族经过镐京（西周故都，现在陕西西安市西南）宫阙那样伤心。但是，孝文帝并不是为西晋的灭亡而伤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 经·黍离》中的诗句），一出由孝文帝扮演主角的迁都的好戏，便以这样的独白开了头。
洛阳秋雨连绵，文武百官对着惨淡的秋天，心情十分 沉重。皇帝真的要南伐吗？他们当中，有知情的，也有不知情的。雨越下越大了。九月丙子这一天，孝文帝全副戎装，骑在马上，下令三军，往南进发。大臣都跪在 马前，叩头谏止进军。孝文帝满面怒容，对着这些人说：“我要统一天下，你们这帮人却屡次阻挠大计。谁再说，就要治谁的罪！”说完，整一整马缰，仿佛就要出 发了。一个叫拓跋休的鲜卑贵族，仍然跪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嗫嗫嚅嚅地仍在请求皇帝不要南进。孝文帝富于表情的脸，忽然换了另一种颜 色，用另一种口气对群臣道：“这回出兵，费了不少事，用了许多钱，不可劳而无功。不南进，便迁都。你们赞成吗？赞成的立在左边，不赞成的立在右边。”
这一出戏演得很出色，大军在洛阳停下来了，迁都成了定局。在南伐和迁都这两件大事上，这些文武百官暂时选择了迁都。因为南北双方多次在战场上较量过，南伐的危险性很大，谁也不愿担风险。
任城王拓跋澄被派回平城去做说服工作。他原来也弄不清南伐的目的，和孝文帝有过激烈的争论，后来孝文帝私下告诉他：“平城只能用武，不适宜于文治。”他这才转过来支持迁都。拓跋澄动身回平城时，孝文帝郑重地嘱咐他：“要好好干啊，革去旧俗的日子，已经到了！”
另一位大贵族于烈，被派回平城担任留守的重任。孝文帝曾经问他：“你赞成迁都吗？”于烈说：“陛下的深谋远虑，我现在还不明白。我的内心，是一半乐迁（赞成），一半恋旧（不赞成）。”孝文帝认为这个人忠直，说：“你不唱反调就行啦！”
平城贵族知道要迁都，一时很是震动。拓跋澄回去后，百般晓谕，众人不安的情绪才渐渐平静下来。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又亲自回到平城去，召集文武百官，晓以迁都的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