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霞》是如何卷入政治旋涡的

1972年初夏，谢铁骊的小女儿刚刚从学校里借回来一部小说《海岛女民兵》，是南京军区部队作家黎汝清的新作。女儿看过后赞不绝口，推荐给父亲一阅。谢铁骊一口气读完了小说，认为作品表现了海岛女民兵苦练本领、保卫祖国的事迹，反映了军民一家的亲情关系，生动而新颖，内容很进步、很健康，又是以“女民兵英雄汪月霞”的事迹为原型创作的，政治上不会出任何问题，随即着手改编，很快就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起名《海霞》。他将拍片计划上报军宣队，队长狄福才甚为欢喜，立即批准，纳入到北影故事片生产计划中。 谢铁骊动作迅速，马上着手组建班子，挑选刚刚从干校回厂的王好为进入导演组，此外，还确定了摄影??老搭档钱江及美工人员。由于《海霞》主要讲述了一群青年女民兵的故事，演员的选择难度大，北影现有演员阵容根本没有合适的人选，于是全国选“美”，从天津等地找到了一些年方十七八岁的年轻少女，包括天津人艺的李秀明，留在厂里培养训练。 8月，谢铁骊带着钱江、王好为，出巡祖国的大江南北。先抵南京，找到了黎汝清，交换改编《海霞》剧作的意见；再到温州，和小说女主人公海霞的原型汪月霞见面交谈，考察女民兵们的学习与工作，深入生活；然后，由北向南，路经浙江、福建、广东，挑选外景地。此次出访，历时月余，人人神清气爽，踌躇满志。 谁料想，谢铁骊等人刚一回厂，文化组立时召见，传达了江青的“口谕”，要谢铁骊、钱江去重拍《海港》。拍摄样板戏是“文艺革命”的光荣使命，又是“首长”亲点的将，在文艺界，江青的话远比“最高指示”威力大，谢铁骊毫无选择的余地，只得忍痛割爱。谢铁骊叮嘱王好为等人继续选择、培训演员，又派出美工再到沿海地区寻找更好的外景地，妥善安排好“后事”，以待来日。 《海港》几经波折，反复重拍，才于1973年4月间完成了任务。闲暇下来，谢铁骊再圆《海霞》梦。由于王好为和演员组负责人陈强的努力，《海霞》的演员班子基本搭成，此时，《海霞》的摄制似乎已是万事俱备，只待主帅一声令下了！ 天有不测风云，江青又要拍京剧《杜鹃山》了。这回，江青亲自召见谢铁骊、钱江，摆出一副托付重任的架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容他二人有任何“私心作怪”。从江青居住的钓鱼台17号楼出来，谢铁骊的心情真是沮丧到了极点。他深深懂得：已没有机会再执导《海霞》了和一年前拍《海港》的情况完全不同，如今班子已经组成，几十号人马在等待着冲锋号令，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总不能为他一人再闲置数月。况且前途变化莫测，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也不是第一次了。 可是，究竟由谁来执掌《海霞》的帅印呢？ 渐渐地，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变得清晰起来，呼之欲出：几十年的老党员、北影的“四大帅”(导演)之一，北影“五七”干校木匠组里的“好好先生”、“文革”前多次紧急拍摄任务的承担者??凌子风！ 刚刚弹落一身木屑的凌子风应召来到谢铁骊的面前，执导《海霞》，毫无疑问，这是事业上东山再起的天赐良机。 初冬的季节，南方的海水仍然存些温意，台风过后，海岛上气候宜人，正是抢拍的好日子。凌子风奋战半月有余，积聚了小半部的《海霞》样片，按照惯例，他派遣王好为携片返京，送厂里审看。样片被立即审看。结果是《海霞》的停机令迅速下达，摄制组被勒令撤回京城，铩羽而归。凌子风执导的第一次《海霞》拍摄行动，从谢铁骊交授任务到关机停拍两月有余，实拍仅半月，便宣告失败。 谢铁骊只好再择主帅，重新再来。新的主帅人选，谢铁骊早已心中有数。他邀请老友陈怀皑出山助拳，老哥们儿一口答允。谁知主帅人选刚刚敲定，同行中便有一帮“左爷爷，左奶奶”(陈怀皑语)说三道四，揪住陈怀皑解放前曾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历史问题”，大加攻讦，还愤愤不平地说：什么好事都让他一人占了谢铁骊坚持主见，誓不改选，直闹得北影厂里人心躁动，满城风雨。反对者眼见在北影厂内难以解决问题，便上书江青，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谁想“首长”阅信后，不理这茬儿，还骂了一句“无端干扰”，算是答复。 所谓“历史问题”，早在“文革”初期，陈怀皑就已向军宣队辩白清楚：集体加入国民党，是在校读书时国民政府办的。1947年“蒋帮”要集体入党者填表登记，陈怀皑公开抗拒，成了通匪嫌疑，险遭捉拿。他逃到解放区，走上了革命的路。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早就有了组织结论，今日又被人翻腾出来说事，陈怀皑虽为之气愤不平，却也无可奈何。眼看《海霞》扯皮日久，为了顾全大局，他找到谢铁骊另荐新人：“请钱江来当导演，坐第一把交椅。他是烈士子弟，那些草包、红眼就没话说了，行不行我甘当二把手。只要把船开出去，谁开都无所谓。” 钱江的父亲是钱壮飞，20年代打入国民党谍报部门，在顾顺章被捕叛变投敌出卖中共中央的危险时刻，钱壮飞及时把情报送出，拯救了周恩来等一批中共高级干部。后来钱壮飞战死疆场，周恩来把钱江接到身边抚养成人。因此，江青见到钱江，也不忘历史，“你爸爸的事，我们都知道”，以此勉励他“为文艺革命立新功”。谢铁骊登门造访：“看来我是没办法拍《海霞》了，还是你来。导演是你，摄影是你，整个摄制组组长也是你。《海霞》就交给你了！” 望着老友急切的目光，钱江还能说什么呢，他默默地点点头。 1975年，新年伊始，运筹长达6年之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京闭幕。这次会议，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四人帮”的“组阁”企图遭到失败，尤其在外交部、教育部激烈的人选争斗中，惨遭败绩。国务院形成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周邓组合。“帮中人”仅占国务院各部中的文化、卫生、体委三个席位，在某些局部占据了优势。尤其是文化部，很快组成了以于会泳为部长，刘庆棠、浩亮、张维民为副部长的核心领导小组，清一色的“帮中人”，垄断了整个文艺界的统治大权，成为插在国务院周邓组合上的一个坚硬楔子。 靠着江青蛮抢横夺才当上部长的于会泳，此刻正值春风得意、神清气爽之时，他虽然没有忘记“和首长患难与共”的誓言，然而，树立权威，毕竟是当务之急。新官上任三把火，不就是要烧出个八面威风来吗最起码，也要在文艺界的管区内，言必行，行必果。封疆大吏，倘若甘当主子的奴才，也自然是百姓的父母，这是几千年中华宦海中一条不成文的导航经。事有凑巧，“于记”文化部开张不到一周，1975年1月25日，《创业》、《海霞》接连送货上门。买进卖出，断物识货，正是新部长显示能力水平、扬名立威的好时机。 长影由张天民编剧、于彦夫导演的《创业》，已是第三次送审，于部长偏要打破“事不过三”的老规矩，没话找话，鸡蛋里挑出骨头来。虽然如此，但仍批准在修改后上映。北影的《海霞》初次送审，自然要严格把关。于会泳拉上二位搭档刘庆棠、浩亮，沉心静气，连审了两天，横挑鼻子竖挑眼，数落了几十条艺术上的不是，郑重宣布影片存在“严重问题”，退回北影，责令编导“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还破天荒地立即将审查意见打印成文，要求北影全厂职工“学习讨论”，“积极地帮助”编导人员，“把坏事变好事”。两部影片，一褒一贬，恩威有度，观点鲜明，于会泳的部长威风，抖擞得淋漓尽致，酣畅潇洒，上任才一周，便打了个开门红。 《海霞》是谢铁骊、钱江在“文革”时期编导的惟一一部故事片。俗话说，孩子总是自己的好，而且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也曾到北影看过《海霞》部分样片，并且四处传扬：“北影今年要出一部好片子，叫《海霞》，样片非常好。”消息传到上海、长春，全国都盯住了北影，《海霞》早已是名声在外了。 然而，文化部三位领导现在居然把《海霞》说成是“头大、脖子长、身子短”，辛苦三年孕育的竟是一个怪物？谢铁骊这一口气如何咽得下。可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不管肚子里怎样骂娘，嘴上如何嘀咕，谢铁骊回到厂里，还是得坐下来修改。然而此时，《海霞》的问题由于一个“小人物”的参与，逐渐超越了顶牛赌气的“艺术范畴”，开始卷入复杂多变、风波四起的政治漩涡。 周恒，一个专门为中央首长们放电影的毛头小伙子，原先也是北影的职工，在中南海里还没有分到住房，只好每天回原单位的单身宿舍休息。“文革”期间，业余生活枯燥乏味，春节即将来临，周恒心中想着首长们，回厂时四处打听新片的生产情况，想为中央领导们放些影片，调剂调剂生活。此时，《海霞》后期恰好完成了。他打探到消息，通过文化部值班室到厂里借调还未通过的影片，说好给周恩来放映。鉴于周恩来刚动完大手术，他又留话儿说：“总理身体不好，可能一次只能看一两本，片子要多放几天再还。” 事隔不久，朱德办公室听邓颖超说，有一部叫《海霞》的新片挺不错，也通过中国电影公司调看了《海霞》；随后，曾经为拍摄《海霞》大开绿灯的叶剑英，也调看了影片，还将影片借给了总参谋部大范围放映。由于《海霞》是对白双片，在总参大礼堂放映时，没有放映双片的机器，军人们粗中有细，将一个大录音机放进磁带，播放影片的声音。结果，放映时声画常常不同步，声音慢于画面时，忙着快进录音带，反之，则向回倒带，弄得军人们手忙脚乱。即便如此，观众仍然反响强烈，叫好连声，以至连映三场，方才将影片归还。 建国后，恐怕没有哪一部影片像《海霞》这样，还存在着“严重错误”尚未通过审查，就如此这般地大范围借调放映，而且得到了从国务院总理到总参普通战士的充分肯定。《海霞》被观众看好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影片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女民兵们的生活，加上王苏娅的出色表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夫妻间的温情蜜意，这在“文革”电影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此外，银幕上一大群美丽活泼的妙龄少女，也调节了气氛。还有那些抒情的音乐、散文化的结构……总之，与其他同时期上映的影片相比，《海霞》具有较为浓厚的生活色彩，显得与众不同，引人瞩目。 《海霞》在总参谋部的大范围放映及其强烈反响，终于引起了文化部的警觉，他们本能地意识到，必须尽快地对《海霞》的放映实行“紧缩政策”。由此，在春节以后，中央领导人与文化部的“三位一体”展开了一场争夺《海霞》放映权的“战斗”。最初的遭遇战，是在北影厂内打响的。 李先念办公室听到了有关《海霞》的传闻，也打电话给北影，要借调影片。这时，春节刚过不久，碰巧刘庆棠到厂里找谢铁骊商量《海霞》的修改事宜。谢铁骊接到电话甚感为难，顶头上司、影片的批评者就在眼前，不好说借，也不好说不借，只得先申明一句：“影片没有通过。”电话里回答了简短的两个字：“知道。” 谢铁骊拿不定主意，只好向刘庆棠请示。后者满脸阴沉沉的，颇为不满地说：“这样不好吧，等修改后再看。”话音未落，他又转念道：“如果先念一定看，要给。”刘庆棠还算头脑灵活，机智伶俐，毕竟，李先念不仅是副总理，还主抓电影工业，师出有名。而且平日一开电影会议，江青总要拉上李先念，以便现场解决问题。总不能干活儿有份儿，调看影片却要吃闭门羹吧，这个面子是驳不得的。当日下午，影片便被调走了。 没过几天，中联部部长耿飚打电话给中国电影公司，找到“影筹”负责人罗光达，说：“邓大姐他们看了《海霞》，认为影片拍得不错，可以在春节期间招待兄弟党组织在中国的朋友们看看。”罗光达当即将上述意见告诉了刘庆棠。刘庆棠听了很生气，厉声说：“谁叫你们把片子送到总理办公室去的？这部影片部里审查时发现有严重错误，你们不知道吗？首长还没有看，赶快把影片追回来。” 罗光达听后不得要领，只得又追问一句：“中联部要片给不给？”刘庆棠干脆矛盾上交：“我决定不了，你直接请示会泳同志。” 罗光达无可奈何，再打电话给于会泳。于大人得悉情况后，大发雷霆，狠狠地责备罗光达不该把影片送到总理办公室。罗光达辩解道，“是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调去的……”于会泳马上打断了他的话：“你们不会说影片拆散了，在修改，不能放映，不就完了吗？《海霞》有严重的问题，拿这部影片招待外宾不好，我考虑考虑，再答复中联部。” 没过多久，耿飚再次来电话催问此事，罗光达又打电话问于会泳，后者明确答复道：“我已请示了首长，这部影片有严重错误，招待外宾不好，可以改用别的影片。你要立即通知北影，把《海霞》双片追回来。” 从中南海率先刮起来的《海霞》热，引得中央领导们纷纷调看影片，无形中给文化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此事从周恩来办公室调看影片开始，邓颖超直接出面，告知叶剑英她对影片的良好印象，形成了总参谋部的“公映”局面，而后，邓颖超又极力将影片推荐给中联部，险些使《海霞》“名扬海外”，尤其是朱德看过影片之后，对文化部指控编导在“吃野菜”一场戏里“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十分不以为然，老元帅毫不客气地批评文化部说：“他们懂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叫破坏？胡扯。”朱德和周恩来私交甚密，两家常有往来……这一切，邓颖超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于会泳等人的眼中看来，《海霞》摄制组有关人员与中央领导调看影片，有着重大关联。尤其是钱江，因和周恩来、邓颖超的特殊关系，更属有重大嫌疑的对象。在《海霞》未获通过之后，某些主创人员凭借个人关系，通风报信，暗中捣鬼，以借中央领导之口来行否定文化部意见之实，这就是于会泳等人对于“调看《海霞》”的突发事件的基本认识。尽管谢铁骊等人再三辩白与此事无关，事实也证明了这件事纯属周恒个人的好心所致，然而文化部仍然疑神疑鬼。在稍后展开的对《海霞》的讨伐中，刘庆棠多次追问摄制组有关成员：“是不是用中央领导压文化部？”毕竟，文化部的“三位一体”平日做惯了打小报告等违反组织原则的事，此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是“自然天成”。 当此之时，文化部在《海霞》问题上，也绝对失手不得。被于会泳十分看好，还积极推荐给江青审看的彩色故事片《创业》，于1975年2月11日(农历乙卯年正月初一)在全国各大城市公映后的第三天晚上，江青亲自把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宣召到钓鱼台17号楼的寓所，恨恨地说：“《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我看了生了一场大病。”她还电话嘱托姚文元：“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可以评好，也可以批坏。”这对于文化部里的“新当家”不啻是当头一棒！ 于会泳等人执掌文化部后，一周内决断了两件大事，《创业》现在已翻了个底朝天，他们在“政治问题”上失了眼，正忙着深刻反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好在是“亲娘训子”，“亲者严”嘛！江青最终总会伸出手来拉他们一把。但是，《海霞》的情况与《创业》完全不同，压力来自“文艺圈外”，倘若因手软处理不当而翻了船，新部长们不但要威风扫地，也正好授人以柄，为周邓组合提供“拔楔子”的大好时机，后果不堪设想。 到了这一步，文化部已是内外交困，再无退路，只有绷紧“阶级斗争”这根救命弦儿，在《海霞》问题上打一场大规模的政治仗，或许能变被动为主动，戴罪立功，走出困境。 文化部显然要在逐步升级的攻击中，把对《海霞》的批判从“艺术范畴”推向“政治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