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战：第九章 丧国权，马关之约

缺乏预见

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得到较快发展，与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军国主义怪胎，极具扩张性和掠夺性。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国策。

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

与之相比，中国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当时清朝的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桢、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为意。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朝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

幻想外国调停，忽视自身力量

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实权的慈禧太后、奕欣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从战争开始到失败投降，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

外交和军事一样，都是国家政治行为的重要手段。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显然对列强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

一味求助别人，而松懈自己，放纵敌人，在战争中实为大忌，无疑是取祸之道。

他认为“列强必有区处，必有收场”，命令部下“静守勿动”“保舰勿失”，既殆误了军机，又影响了士气。

信奉“武器决定论”

甲午战争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主要战役来看，都不是败在军事力量对比和武器装备优劣上。军队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但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于武器装备，还有军队的指挥、管理、训练、精神状态，战略和战术等。甲午战争的情况也是这样，把战败单纯归于武器装备说不过去，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认识误区。

战略失误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

1893年，中国海军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日之前。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腐朽没落的统治

当时的清朝，早已失去开国初期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气象，落日的辉煌已经完全消褪，远远地被抛在世界潮流的后边。体制陈旧、政治腐败，在内忧外患中迎来了它的末日。

清朝末年，国家四分五裂，如同一盘散沙。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明争暗斗不停。朝廷分成帝后两党，一班文臣拥戴光绪皇帝前台执政，但并无实权。“阴主朝政”的慈禧太后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也不放松窝里斗。

军队和军事工业分属几个洋务集团，带有封建割据性。中央政府控制力减弱，地方和军队便自成体系，各行其是。加之列强进行渗透，在中国培植代理人，派系更为复杂。平时争权夺利，战时互不配合。军队后勤保障虽是业务问题，但也深受政治环境、社会风气的影响，最终成为战争胜负的因素。

军队素质低下、不堪一击

政治腐败必然影响军队建设。当时全国的军队，北洋最优，北洋里海军又较陆军为优。但就是北洋海军，也严重存在着军纪涣散、操练废弛、贪污腐化、精神萎糜等问题。

北洋海军后期军事训练形同虚设，有时为了应付上级视察弄虚作假。李鸿章对整体训练放任自流，对军队的思想教育更是漠不关心。清军毫无斗志，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部分将领贪生怕死、临阵脱逃，错失了很多次可以取胜的机会。

封建政权买办化导

一般来说，在外敌入侵的生死存亡关头，社会的主要矛盾会由阶级矛盾、内部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统治集团也会把反侵略战争作为头等大事和当务之急，但清末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的软弱、消极，急于求和投降的态度不是封建统治的腐朽性所能完全解释的。

还有其更深层次的特定原因，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封建政权和统治集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买办化了。封建性加买办化决定了对待资本主义侵略的妥协性。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这个因素是过去历朝历代，包括清朝初期不曾有过的。封建政权买办化源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半殖民地化。

清朝统治集团在甲午战争中妥协、退让、求和、投降的一系列做法，都可从其买办立场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