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海同志不是法官??兼论优化文艺批评生态

我支持老海同志对《梨园春》节目的善意批评。所谓“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健康的文艺批评。回首中国源远流长的文艺史，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直到五四时期的文艺论争，文艺批评对于文艺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近年来，文艺批评生态却似乎有些“失衡”：变学术论争为攻击与谩骂者有之；“红包批评”、“广告式批评”有之；“老虎屁股摸不得”者有之，假话、空话、甜话、套话，玩弄概念者有之……虽只是个别现象，却终究令人忧心。如何优化文艺批评的生态，引起了创作界与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创作界：文艺与批评应健康互动在日前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一个小镜头被记者看在眼中：广东作家吕雷初见陕西评论家李星，自我介绍之后诚恳地说：“我看到了您在某报上对我作品的批评，对我很有启发。”李星非常感慨：“那篇评论其实挺尖锐地指出了作品的一些不足，却万想不到作家如此地诚恳与坦荡！”其实，这并不是吕雷第一次向批评家表达自己的感谢。他的长篇小说《大江沉重》反映广东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后来一位评论家指出这部小说“体现了资本对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推动”，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是不自觉地写到了资本的力量。他认为，这就是真正的批评产生的力量，作家喜欢这样的批评。作为作家，创作时容易深陷“文章是自己的好”的误区，缺乏批评家从具体抽象出创作趋势、并加以正确引导的眼光。但真正的评论家应有三条原则：独立，即使尖锐也无所谓；高度，而不是就碗说碗、就碟说碟；从文学出发。吕雷认为，现在文学批评有一点趋于庸俗化，成为吹捧式、广告式批评，批评家成了作家的托儿，对于催生成熟、优秀作品毫无帮助。怎样在市场化运作下保持健康心态，将是批评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俄罗斯创作的繁荣，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三位大批评家的功绩是分不开的。评论家是作品的医生，他指引作品怎样保持、恢复健康。”吕雷如是说。有很多作家如吕雷一样，是呼唤、欢迎作为“良医”的批评家的。作家刘醒龙曾在一次访谈中说：“我居住的城市里，有一些了不起的学者。武汉大学的陈美兰、华中师大的王先霈等，他们的批评时常一针见血，一剑封喉，让我闻之脸红，非得闭门思索许久，才敢重出江湖。”果然，刘醒龙闭门多年后的新作，获得了极大好评。老作家邓友梅谈起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也是深有感触。他说，在他还是一位年轻作家时，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很好：批评家尊重作家的创作，有着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而作家也认可批评家的理论水平，经过批评家的分析，对自己作品的优缺点看得更明白。批评家与作家是友好地携手前进。虽然那时的批评也常有政治化、概念化倾向，但对文学分析的出发点还都是从作品的社会效益出发，就文论文。但现在市场经济发展了，文艺界也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风气，有一部分评论家受市场、名利驱动，炒作宣传，这是对社会、读者不负责的态度。而有些创作者对外界批评反应过激，也没有体现应有的风度。邓友梅认为，这些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文学风气，而且也是不良社会风气在写作群中的表现。他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呼唤整个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评论界：如何解决文艺批评生态“失衡”一位老作家曾感慨：现在人家一让我写序我就很紧张，把朋友解剖一遍，把腥的、不好的扒拉一边，光写好的。这种“牢骚”从某个角度，也正反映了一些文艺批评的问题。那么，如何解决文艺批评生态“失衡”的问题呢？评论家何西来认为，这一问题事关文艺界和谐大局，这里的“和谐”不是说不要争论碰撞、大家一团和气，而是一种本质的、健康的“和谐”。文学理论批评与创作之间是互动互补的关系。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各种批评流派的介绍和引进，当代文艺批评形成了语言学、美学等各种方法多元互补、老中青三代结合的格局，推动了创作健康发展。但是，在当前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从批评家来说，要提倡严肃认真，从与人为善出发；要尊重文艺家的劳动，尊重文艺家就是尊重自己、尊重自己所从事的文艺事业。从文艺家来说，也要有一种胸怀，不能“老虎屁股摸不得”，要有容纳、接受批评家意见的气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批评包括“批”、也包括“评”，只说好不说坏，对本人、对整个文艺事业都无好处。鲁迅曾把批评和创作比喻成厨师和食客的关系，如果食客说菜味道不好，厨师不能赌气说你做一个看看，而是要把批评家看作一般读者中的特殊群体，保持平和心态。总之，建立良好的文艺批评环境，需要文艺家与批评家之间互相尊重，善意、对话式地平等交换意见，以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大局为重，不要动不动兵戎相见、法庭相见。评论家王干认为，文艺与批评之间的不和谐，也不能简单归于素质、道德，还由于在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某种不对称，具体表现有三：评论家知识结构和学养与当前文学作品本身的信息量、知识结构不对称；评论家审美预设与作品的实际不对称；市场需求与作家写作能力不对称。正是这三种不对称导致了作品常出现“叫好不叫座、叫座不叫好”，甚至一部平庸的作品有很多人煞有介事地叫好。要想改变这种不对称，王干认为，如是知识素质问题，评论家本身应加强学习，建造对称的知识结构。而如是道德素质、职业素质问题，应该像别的产品一样设立“市场不准入”的制度。另外，作为评论的载体，媒体也应担当责任，评论家与媒体应设立监督机制，两者一起努力解决文艺批评种种问题，才能净化文艺批评的环境。有感于文艺批评的生态“失衡”，青年学者谭旭东在一部学术近著中，特地以《今天我们如何做批评》为引言。他认为，今天的文艺批评一方面非常热闹，另一方面，批评家的知识和眼光面临新的挑战。文学批评不是拆解和贬低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时代意义，不是充当文学创作的吹鼓手，更不是以话语霸权来强暴文本，而是要推动文学创作的繁荣。他认为，文学批评应思考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寻美还是求疵？在求疵中寻美的批评是对历史负责的批评，除了要坚持历史的维度外，还要坚持价值的维度、伦理的维度。其次，是独白还是对话？批评是“关系平等的作家与批评家两种声音的相汇”，批评的理想并不是使读者瞠目结舌、自惭形秽和对作者推崇备至的权威性论断，而应该意识到：他所进行的对话不过是系列链条中的一个链节。第三：是片面的还是系统的？文学的审美批评和文学的文化批评互相补充与有机统一的“系统批评”有助于深化对文学的理解。总之，文学批评是真理的追寻，是文学真相的发现，如果批评失去其应有的建设作用，那么就只能推进文艺和文学的无效化。评论家们同时也强调：批评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法官，每一个批评家都可能拥有独特性的错误，这种错误不是伤害文艺的因素，而是使批评生动活泼并且值得一代接一代去做的理由。何西来说：“批评家之后，还有千万读者，一部作品最终是由读者来检验的。”“文艺的正常生态得以建立，一边是作家，一边是有道德的、有修养的、有耐心的批评家与读者，没有健康而具有活力的文艺批评，就没有温暖、幸福而美感的文艺家园。”谭旭东如是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支持老海同志对《梨园春》节目的善意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