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红军号兵：因战况激烈忘吹撤退命令全员阵亡

人物小传：袁林，1913年出身于井冈山下的永新县长富乡袁家村。1928年参加少先队，之后任交通员和赤卫队员。1930年参加红军，任司号员。1931年，作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了大会。长征开始后在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工作，历任破坏干事、破坏科长。

抗日战争中，在红军第27军政治部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部部长，后任团政委、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警备第1团营教导员，先后在延安军政学院、延安医科大学、延安军事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和任职。新四军营教导员、团政委。中原突围后，冒充国民党逃兵逃回老家江西永新。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永新县武装大队副大队长，吉安县县长等职。1959年奉命组建井冈山管理局机构，并任中共井冈山党委第二书记兼管理局长，后任书记。期间先后接待了朱德、毛泽东重返井冈山。

从南昌出发时，听说有一位曾接待过毛泽东和朱德的长征红军袁林，记者就一直在多方寻找他的下落。没想到，在吉安市无意中打听到了他的下落—原来，老人现在住在吉安的儿子家里。

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在吉安市干休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顺利地在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找到了袁林。

91岁的袁林耳朵背得很厉害，一口永新话也非常难懂，但是当他听懂我们是为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出发70周年而来寻访健在老红军后，显得非常激动，在他妻子的耐心帮助下，我们的采访艰难地展开了。

3发炮弹几乎同时在袁林身边炸开，气浪把他高高抛起

1930年4月，还差半年才满17岁的袁林参加了红军，在红20军当战士。营里缺少号兵，就选了袁林等3个年纪小的战士学习吹号。

“那阵儿，做梦都想拿枪上战场，一听说当卫生兵、炊事兵，满肚子不高兴。”直到今天，袁林还记得最初成为号兵时那种不满。

唯一令袁林欣慰的是，营长给他弄了顶军帽，军帽上的红五星是红布剪裁而成的—那是唯一能体现他是红军的标志。

第一次战斗，袁林不仅没能吹响军号，还犯了个错误。

一开战，暴雨般的子弹呼啸着，打在他前后左右的稻田里，直冒水泡。袁林觉得每一颗子弹都是冲自己而来的。3小时以后，红军战士冲到山顶铁丝网前，敌人蜂拥而出，双方开展肉搏战。红军战士敌众我寡全部阵亡。

战争如此惨烈，袁林看呆了，不仅没吹军号，甚至没有听到撤退的命令。结果受到了司号长的严厉批评。

在水口激战中，站在连指挥所的袁林，亲眼看到自己朝夕与共的号兵一个个倒在敌人的枪下。

袁老回忆说，当时，全团只剩下不到200人。后来当了开国上将的师政委朱良才把他们整编成一个连，由师参谋长耿飚—也是后来的开国上将—代理团长。

朱良才政委问：“你们团还有几个号兵？”

“就我一个。”袁林说。

“不能让敌人停歇，吹冲锋号，攻占对方的山头！”朱良才命令。

弹雨中，袁林跑到一条最高的田埂上，吹起冲锋号……

3发炮弹几乎同时在袁林身边炸开，气浪把他高高抛起，倒在稻田里……听到冲锋号声，那些受伤和疲劳的倒在地上的红军士兵们又呐喊起来，拄着枪、刀，冒着敌人机枪扫射，冲向山头，与反冲锋的敌人短兵相接，展开血肉拼刺……红军寡不敌众，撤向友邻部队的阵地。

醒过来的袁林，和另一位战友扶架着一名伤员落在后面，一群敌人紧追过来。袁林让战友背伤员先走，自己伏在田埂上，举起驳壳枪把跑在最前面的3个敌人撂倒，紧接着向左边最近的一个小山奔去，引开了敌人……

1931年，第四次 “围剿”前夕，袁林到军团政治教导队学习，从此离开了号兵岗位。但是，他保留下了自己的号嘴和号兵符号牌，符号牌是红色椭圆形的，上面写着：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九师二十七团一连司号员袁林

“没想到，我这个号兵的经历，在长征路上还发挥了一次作用。”袁林特别告诉记者，在董公寺战斗中，战况至为惨烈，以至于一位名叫贺友寿的老号兵竟紧张得吹不响军号，身为“破坏干事”的他来不及查问号兵是谁，接过军号就吹。

袁林说，战斗中，军号就是命令，没有了军号，战士们就会不知所措。所以，作为号兵，绝不能耽搁一分一秒。

“号兵要有娴熟的技巧，更重要的是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战场上精神过于紧张，一个音符吹错了，或者是吹不响号，都很可能给部队带来重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