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这种最高级别的上访，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权限的

我们现代的上访制度其实有迹可循，早在清朝就有一套合理的上访制度了，官员的轿子走在街上被拦住告御状也不是没有发生。

在清代，存着着合理的上访制度，其中最高级别的上访，当然是告御状，当时也叫做“叩阍”。

据清末民初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75页）记载了叩阍的详细情况：

“凡冤狱不得直于本省官长，则部控，又不能直，乃叩阍。然叩阍极难，其人须伏于沟，身至垢秽，俟驾过时，乃手擎状，扬其声曰冤枉。如卫士闻之，实时捉得，将状呈上，其人拿交刑部，解回原省。或言专有一等人，代人为此，亦不须多钱，缘此等本是丐流，既得讼家钱，且解省时，沿途均官为之供食，狱结，照例充军，又可中途脱逃，为此者极多。且非此辈，则何时候驾，如何递呈，亦不能如式也。”

也就是说，按当时的规定，凡是有冤狱不能在本省官长处得到伸张的，就可以直接到刑部去控告；在刑部如果还不能得到伸张，就可以去紫禁城“叩阍”，“阍”是宫门的意思，“叩阍”就是去敲皇宫的门，也就是到皇宫去喊冤。

当然，告御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叩阍”要求喊冤的人必须伏在皇宫的门外的水沟中，弄得一身污泥浊水，等到皇上的舆轿经过时，才能手举诉状，大声喊冤。如果让侍卫听到，就将喊冤之人捉拿，收下状子交给皇上。然后将喊冤的人送到刑，押解回省。

久而久之，这种上访制度就促使京城形成了一个专门代人喊冤的行业，其中尤以乞丐为多。因为对喊冤的人来说，一则这种伏沟之事，实在难为；二则无须花费事主太多的钱财。而对于乞丐来说，伏沟之事不过小菜一碟，还可以借机得些讼家钱财，另外在押解回京的时候，沿途也都是官府管饭，何乐而不为？自然，可以想到的是，一旦结案，他们又会重回京城，重操旧业，重施旧伎。

总而言之，清代的告御状，最终还是要返回本省加以解决，截访费用则由国库开支。

明清时期，皇帝对访民的“越级上访”其实是有制度保障的。明朝朱元璋就曾规定：庶民可直接向他反映情况，任何官员不得阻拦。清朝也是明文规定，各部门不得扣压平民的上书。访民只要理由正当，拦路告状也是可以的。顺治皇帝就说：“地方官职在安民，凡下情难达者，即与题请，毋得壅蔽，致小民自行叩阍。”

康熙帝一次南巡时，苏州一位士民曾拦轿上书，要求减轻苏州百姓税收负担，康熙帝停轿御览，当即下令有关部门研究处理，减免税收。

1728年，山东参革知县朱成元家人叩阍，雍正帝顺藤摸瓜，得到了朱元成出任知县20多年来向各级官员送礼的帐本，知道巡抚以下各级官员悉受贿赂。雍正帝生气地说：“盖上司既受属官之馈遗，又何以以禁止属官之贪墨？甚至以馈遗之多寡，分情谊之厚薄。则属员之优劣，何由辨别？”

1790年，乾隆皇帝还说，自己对于叩阍案情非常重视，“迩日各省叩阍呈控者，不一而足。无不钦派大臣，前往审办。皆因朕平日爱民如子，未尝加派一县，枉刑一人。”

这样的告御状，至少也是有效疏导百姓不满的一条途径。